风险行业的公众沟通与信任建设:以中广核为例

对风险管理机构持久而广泛的不信任,已经成为当下风险沟通的最显性难题.本文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为例,探讨核电企业如何在信任缺失的社会语境下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在风险沟通实践中,中广核建立短期信任的努力,体现在借助“公众开放体验日”等活动营造开放的公众体验,主动展开沟通,以及运用新媒体丰富沟通平台等方式中.而长期信任的建设,则更多借助于核电科普、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及风险沟通日常化和长效风险沟通机制的建立.当然,社会信任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被纳入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进行考虑.     

论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生物安全法的风险防控机制旨在平衡现代生物技术研发应用、生态环境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和公共卫生安全保障之间的内在张力，体现并遵循生物安全法的价值理念。风险防控机制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方面组成，其有效运行需以科学判断的风险评估为前提，适度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手段，实现风险管理的最优化路径选择，并突破单向度的路径依赖，以实现全面的风险沟通。     

知识为基:中国社会组织环境风险沟通的实践策略与逻辑理路

环境风险沟通是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因政府与专家主导的“单向说服模式”存在局限,建构更优且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双向沟通路径”受到学术界与实务界的关注。作为零散公众“代言人”和环境保护“布道者”的社会组织在其中如何行动？能否突破“信息接收者”的被动身份,实现沟通方向倒转？为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以垃圾焚烧风险争议为观察切片,依托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民族志等方法对九家机构及其微信公众号进行历时观察,凝练了“知识为基”的风险沟通逻辑。即社会组织在“知识协商型风险沟通”的目标牵引、“双重知识短缺”的压力驱动和“知识采纳”的正向激励中,秉持“科学公益”理念,依托“知识共同体”的组织保障,运用知识拣选、勾连、浓缩、具象、定投五种技巧整合权威、专家、实践、经验四类知识,展示风险警示、溯源、减缓、反思四项议题,进而唤起多元主体的环境风险警惕与治理行动。一方面,有助于拓展风险沟通理论体系,推进其精细化与本土化；另一方面,能透视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组织的行动空间,把握政社关系未来走势。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共治视角下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研究

日本食品安全风险交流以双向沟通机制、风险素养培养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为核心,形成了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共治格局。但在核泄漏事故中仍呈现出交流手段陈旧,交流方案滞后,专家与公众的风险认知差等问题。我国应在总结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以“社会共治”理念为引导,通过明确风险交流主体的定位,搭建多样化信息沟通平台,建立风险交流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风险交流的国际合作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建立。     

廉政风险管理的分析框架：理论、过程和机制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推进廉政风险管理成为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内容。廉政风险管理是风险管理理论和方法在反腐败工作领域的实际应用,有利于化解廉政风险,提升政府应对廉政风险的能力。廉政风险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由廉政风险识别、廉政风险评估、廉政风险处理和廉政风险管理绩效评估等阶段组成。当前,推进廉政风险管理要重点构建风险分析机制、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防范机制、风险应对机制和风险沟通机制。     

环境健康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维度与路径

现代风险社会中,环境健康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性,加剧了环境健康危机的破坏性。现行评估型环境健康风险治理模式侧重风险预防,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把控,难以充分保障治理效能。鉴于环境健康风险具有生命周期性且呈现出“火山型”的结构特征,其治理模式要根据风险现实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具体应以风险文化为基础,以有能力的风险治理参与者、灵活的风险沟通机制为要求,落足于风险治理制度的动态调适,从而建立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治理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的动态平衡。     

风险视域下突发事件传媒应对机制建设——基于吉登斯风险分类理论的视角

突发事件（风险）的处置是一个需要各个环节相互配合的系统工作,媒体的应急处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吉登斯认为风险是随着现代化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他根据风险产生的根源将现代社会的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两类,由于“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在产生机制、自身特性、发展趋势等方面存在天然差异性,其治理手段就必然有所不同。以吉登斯对风险的分类为理论根据,探讨两类风险发生中大众传媒的应对机制建设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与防治策略——以ChatGPT为例

生成型人工智能在通过程序生成具有创造性的新内容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同时蕴含诸多的刑事风险。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包括不当获取数据信息的刑事风险、生成违法犯罪信息的刑事风险、使用者不当利用生成内容的刑事风险。规制生成型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时，刑法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保持内在的谦抑，坚守不阻碍科技发展的底线。为此，应采用分级治理策略：通过生成型人工智能研发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探索生成型人工智能所涉违法犯罪的预防性治理模式；加强科技监管手段在行政监管手段中的运用比重，通过有效的行政规制手段降低生成型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现实化的可能性；当刑事合规计划与行政监管手段失灵时，才可考虑采用轻重程度适当的刑法规制手段。实施分级治理策略，有利于督促生成型人工智能研发企业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并充分发挥行政监管与行政前置法“过滤”犯罪的作用，实现遏制技术风险和促进科技发展的双重目的。     

金融危机视角下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剖析

“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对其金融监管体系及其监管理念的反思。美国现行的“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系存在多头监管、监管疏漏和监管失控等缺陷。金融危机的恶化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有鉴于此,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详细地阐述了美国金融监管构架改革的短期目标和途径、中期目标和途径以及长期目标和途径,其折射出美国金融监管理念从机构导向监管向业务导向监管转变、从监管局部性风险向监管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转变和从规则导向监管向目标导向监管转变,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微时代”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研究——一种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随着媒介革命的纵深发展,中国新媒体发展已经进入了“微时代”。与之相应的是,网络谣言层出不穷,使得网络成为媒体危机甚至诸多突发事件恶化的媒介,导致社会风险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网络谣言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在义愤心理、信息流瀑、从众效应、群体极化和偏颇吸收的作用下,本身即形成了一定的自我强化机制。因此,针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新常态,必须强化网络社会制度规范,创新网络社会治理模式,切实提高网络谣言的治理能力,发挥网络积极正面的功能,使之趋利避害。     

新媒体事件新闻话题数预测建模

新闻话题数是新媒体事件网络舆情热度高居不下的主要原因,本文从"媒体事件"与"新媒体事件"概念和区别出发,探索新媒体事件的传播机理。以新媒体事件的新闻话题数为研究抓手,提炼新媒体事件发生发展中影响新闻话题数的关键变量,并通过数学建模最终建立新闻话题数预测模型,为相关部门合理引导新媒体事件提供理论支撑。     

风险视域下进口食品的安全规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各类风险不断传播和蔓延,进口食品安全屡次成为重灾区。长期以来,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风险规制机制。该机制在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的同时,存在着规范体系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规制手段缺乏创新性和多元性、交流机制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等问题。当前,可以借鉴域外多元化监管工具、数字化治理手段、开放性信息交流等长效机制建设经验,通过强化合作规制机制、建构信息共享机制、推进定量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全球共治机制等措施,不断优化我国进口食品安全风险规制路径。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媒介赋能与教育价值转化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凭借其以人为本的文化共鸣性在国际社会得以传播和发展,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新疆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在对外传播中因低效的媒介赋能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传播制约而存在一定困难,不利于向国际社会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疆的人文风貌变化与发展。文章以促进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为目的,以保罗·莱文森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利用新疆非遗匠人、自媒体“网红”、新疆高校留学生共同拍摄具有故事性的新疆非遗文化系列旅游宣传片,并借助新疆高校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孔子学院为平台进行对外传播,打造“新疆非遗系列旅游广告+中亚孔子学院媒体平台”的媒介补偿传播模式,进而在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中实现以国外受众为对象的媒介补偿。同时结合“智媒体+教育”的媒介融合理念,面向来疆留学生开发以新疆非遗文化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交互式数字教材,推动新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媒介融合中的教育价值转化。     

协同创新、整体提升:2015年新闻传播学科发展述评

2015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出现面对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的重大挑战,在回顾新闻传播学学科生态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以及中国传媒业发展的重大事件,从10个方面分析2015年新闻传播学的实际现状,围绕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发展、新闻学行业变革、传播学研究新热点、学科范式和学科教育以及新闻传播学学科理念等问题,思考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方向,拓展新闻传播学科研究领域,为传统媒体变革和新媒体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技术指导,以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协同创新、整体提升。     

互联网与传统媒体

作为一种新兴媒体,互联网以其交互式、大容量、数字化等特征而在大众传播格局中一枝独秀.它的出现预示人类最基本生存手段的一次变革;在现阶段,互联网向传统媒体发起了有力的挑战;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竞争式并存发展是21世纪媒体演进的主流.     

当前自媒体发展的特点与趋势分析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媒介的形态和种类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智能终端、 微博、 微信等新媒介的大量涌现, 使得媒介与个人生活进一步融合, 媒介真正地成为了 "人的延伸". 而自媒体的出现, 则实现了人与媒介的无缝衔接, 进一步证实了麦克卢汉的预言. 本文从若干传播学理论出发, 分析了现阶段自媒体的传播生态、 传播者、 传播渠道以及受众的特点, 并对自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和分析.     

风险沟通：研究谱系与模型重构

人类对于风险沟通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技术视角下，风险沟通通常被视为风险专家经由媒介向公众提供风险信息的活动，其本质是信息流动。风险社会理论视野中的风险沟通则强调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等、开放、公开的交流，其目的是维持社会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质量，增进相互信任。它代表了人类社会治理风险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论网络舆论形成与作用

网络舆论是在网络普及、上网者有充分自主话语权以及拥有共同关注话题事件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是公众的意见和网络传播媒介相结合的产物,其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通过图表我们可以具体分析网络舆论形成并发生作用的过程:一般是通过传统媒体适当的介入,舆论立体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而形成的。其原因是网络舆论对传统舆论传播“瀑布模式”的打破和补充,形成“蒸腾模式”。当前存在某些过分夸大网络舆论作用的观点,我们必须科学看待网络舆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