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定位及其规范体系的二元构造——“新利益说”的提出与展开

就私法定位而言,在后民法典时代,出于维护民众合法权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优化优越营商环境之考虑,应当将私法认定为以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为限,一切具有私法自治因素或者直接关涉私人利益,并且应当为国家权力所保障之法。而以此为据,就私法规范体系的构造而言,在我国民法典颁行之后,应当将民法(或曰一般私法)视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基本法,而将民法典外之商法、经济私法以及寄居于公法渊源中的附属私法认定为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之特别法,最终形成以民法典所汇纂的民法(包括法典化的商事通则)为“核心区域”,而以民法典外之商事单行法、经济私法以及附属私法等为“边缘区域”的私法规范体系。     

自由主义思潮与民法基本理念——一种历史的、哲学的考察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民法的哲学基础,私法自治原则就是自由主义思潮在民法的体现。私法自治在我国民法理论和立法中应如何定位,一方面充分借鉴自由主义思潮崇尚平等自由、尊重权利、重视市场和市民社会自治等观念,在私法与公法的关系中,我国应充分体现私法优位、私法自治原则,充分确认和保护私权主体的权利享有和行为自由,将国家和公法干预减少并限制在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吸取西方自由主义发展中的教训,避免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泛滥,在私法范畴中,我们应在最大限度赋予私法主体自由、尊重和呵护私权利的同时,采取公序良俗、诚实信用以及司法的“二次干预”等合理适度的控制措施,对权利滥用行为进行干预,以兼顾社会公正。     

市民社会、(市)民法及其构建论略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须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与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调整模式选择

以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为切入点 ,探讨了商法公法化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民法与商法的调整模式 ,指出商法公法化使得商法具有了经济法的某些特征 ,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界限十分清晰 ;商法公法化进一步拓展了普通私法 (民法 )的调整范围 ,但仍未超越私法的领域 ,商法与民法之间仍然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民法理念的建构及其意义

民法的本质特征是私法。它有其相对于公法的基础性、目的性和优先性。民法天然地契合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缺失民法传统的中国社会，强调民法理念的建构更有其理论与实践意义。     

主体演化中的私法设定——黑格尔“市民社会”观给予中国经济演变的启示

市民社会反映了追逐利益的私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与他人进行物质交换和社会交往。随着这种关系在整个民族国家内持续扩张，甚至在民族国家间发生联系，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分离也日渐明显。黑格尔试图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探讨个体身份和私法之间的演变过程，即从道德主体向法人的角色转移及其承担的道德义务向法人义务的转化。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演化说明了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需要与他人协作才能实现自身欲望的初衷。这种探讨对于剖析我国市民社会发展的不足具有积极意义。     

非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中的物权问题

私法关系在公法的＂管理＂下其＂自治＂权难免受到一定的限制,私法权能的限制带来的是在公法上合理补偿的正当要求。在对待私法物权公法限制的补偿上,应以私法物权所有人损失程度为标准,而不应完全以公法对私法物权限制程度为标准,应视公法对私法物权限制之目的与限制之程度区分是否补偿。     

论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的历史发展

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是西方法律文化的重要成果,影响了人类从古至今的历史.其由古罗马法学家创立,中世纪一度沉寂至罗马法复兴得以延续,近代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中获得充分发展.20世纪后出现"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趋向,传统公法与私法划分理论发生动摇.     

我国民法典:近代、现代抑或后现代--《德国民法典》的启发

从理论上说,法律形式主义所要求的法律自治应包括公法自律与私法自治两个方面,在理论上仍有必要大声疾呼私法优位和私法自治,应该正确认识<德国民法典>在本位选择上向近代民法"回归"的"保守"立场.当代中国应该摈弃制定"后现代"民法典的思路.我们既不能违背民法的基本精神,也不能脱离我国的现实国情,为民法典而制定民法典.另外,民法典作为市民社会的宪章要求,应尽可能地体现私法的形式理性,以自治规范为其核心.     

市民社会市民法私主体权利取向哲思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西方近代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指近代国家。与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市民社会的含义逐渐演变成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划、制度。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法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它通过认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划定政治国家和其他市民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取向的社会,(市)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取向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的价值取向。     

论外国人私法地位的本质

外国人的私法地位,作为一项结合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私法与公法的制度,不仅应当体现人类正义的原则与价值,而且应当引领对人类正义原则与价值的发现与发展。目前,人类的实在法制度与可认知的正义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实在法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了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又在多大程度上根据实在法得到实现,这是一切法学研究的根本问题。特别是对外国人私法地位的研究,作为对基本人权的揭示,更能透视时代法的精神与价值。     

后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探微

后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是当代国际私法学的一种新兴理论 ,本文从其哲学渊源———后现代主义出发 ,评析其基本主张及其对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影响 ,并结合中国的具体理论与实践 ,探讨中国国际私法学对该理论的应对模式。     

日本国际私法发展历程研究

日本国际私法在解决涉外法律冲突方面具有较为完备的体系和显著的特色。对日本国际私法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分析和研究,以期对我国国际私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试析学说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学说,作为学者们的学术观点、理论主张,一般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不能成为法律渊源。然而,在国际私法中,学说却占有重要地位。国际私法的历史表明:14～18世纪国际私法仅处于"法理学与科学"的阶段,即表现为学说法。即使18世纪以后开始出现制定法,学说对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仍有很大影响。中国尽管不承认学说作为国际私法的渊源,但国家鼓励、支持学者们对法典作出努力。     

论外国人私法地位承认的必然性

所谓外国人的私法地位 ,在本质上即外国人在内国的法律人格及其私权享有的存在状态。对外国人私法地位的承认 ,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制度与理论问题 ,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私法的基础并决定着国际私法的价值与发展。本文对外国人私法地位承认的必然性作了自然理性基础、财产分配基础、社会存在基础和利益需求基础四个方面的法哲学探讨。     

论国际私法价值冲突的解决方法

基于国际私法所追求的确定性和公正性价值之间的矛盾，指出只有将这两个价值拆分适用于国际私法的不同阶段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法的外在品质的要求决定了立法阶段应强调法的确定性。司法过程的个案针对性及司法过程大量法律方法的适用决定了司法过程应着重法的公正性。     

私法在俄罗斯国家政策中的优越地位

俄罗斯的私法是优越国策,具有高度的战略性。它通过建立系列国家民事立法咨询与研究机构,颁布民事立法完善保障措施,实施“俄罗斯私法形成与发展”规划,着力提高俄罗斯私法的立法质量和立法协调,培养卓越私法人才,推动俄罗斯私法学研究,致力于满足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当下与长远需求,复兴和发展私法文化,扶持市民社会,从根本上保障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长期稳定与和谐发展。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研究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是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律手段,是国家意志直接在涉外关系中的体现,表征了国际私法刚性化和实体化的趋势。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已从国际私法其他制度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从幕后走向前台。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与国内公共秩序法、公共秩序、法律规避、＂直接适用的法＂有联系,也有区别。尽管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有立法扩张的趋势,但立法、司法仍应秉持慎重态度。     

从法律选择方法变革看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

国际私法法律选择方法是国际私法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传统的国际私法选择方法较为单一且比较注重法律适用的确定性,追求形式正义的价值。现在的国际私法选择方法逐渐多样化并且开始追求法律适用的灵活性和确定性的统一,采取软化硬性冲突规范并结合各种考虑因素,对具体案件进行具体分析,在达到实质正义的同时兼顾形式正义。这种从传统到现在的法律选择方法在其变革过程中影响了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     

论人的私法地位与和谐社会

人的私法地位与和谐社会有着本质联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与人的私法地位完全一致。研究了和谐社会的本质,指出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与人的私法地位承认与存在的价值体系完全一致;人的私法地位是和谐社会的一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法律因素,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新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