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文著述与《诗经》研究

将《诗经》与金文互证,此法滥觞于北宋,至清代达到高峰.与《诗经》发生在同一历史文化背景的地下材料如今亦只有金文,而二者的互证,对解决《诗经》和金文各自的许多问题,诸如辨字释词、名物制度考证以及诗篇与铭文断代等无疑有巨大作用.清代金文与《诗经》的对比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字方面:通过互证,发现汉代四家诗诗文的本字与假借;借助《诗经》来正确释读某些金文;通过邶伯等青铜器的出土地域,探讨《诗经·邶风》所涉地域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内涵.在名物制度方面:通过互证,揭示《诗经》学内部的某些分歧及其成因;正确阐释某些诗篇发生的文化背景与主旨.在史实方面:借助《诗经》中某些诗篇的发生时代,对相关的青铜器进行断代,或者借助金文纠正历代《诗经》阐释中的某些错误.《诗经》与周代金文往往涉及许多相同的历史人物与事件,对比研究有助于认识周代一些历史事件真相与历史人物的身份,对探讨周代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融,特别是铜器断代,以及诗篇创作背景等有重要意义.     

《周南·樛木》的时代和地域

《樛木》是《诗经》的第四篇,属于歌颂性质的小诗,不为研究者所注意。但此诗有助于研究周南、召南诗的时代和地域,有助于研究《诗经》中的“君子”。先看原诗: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诗经》婚恋诗的民俗文化观

《诗经》中有大量婚恋题材的诗篇,生动展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婚恋生活和情感世界,并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揭示了社会现实和婚姻现象的某些本质。从民俗文化学这一新的视角研读《诗经》婚恋诗,可以获知中国古代早期的婚姻观念、礼俗和婚恋生活习俗,更有助于认识《诗经》的艺术原貌、艺术精神及其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从《诗经》看我国古代妇女的命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共三百零五篇。《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反映了周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俗人情。历来对《诗》的解释多有歧异,人们从各自需要出发去解释《诗》,其中总是掺杂着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意识,并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取今人对《诗》的通行解释,谈谈从《诗经》看古代妇女的命运。 《诗经》的时代,是奴隶社会由兴盛到瓦解的时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逐步过     

论王符诗观念与实践

王符诗观念主要体现在其著作《潜夫论》一书。王符思想比较活跃,其治诗目的在于导引学习,教化全民,启人智慧,颂美懿德,讽喻时政,借鉴历史,探究自然;论诗、说诗、用诗多有独到见解。因此,探讨王符诗论对全面深入客观地认识汉代《诗经》研究成果,深刻认识诗义,深化《诗经》研究,有效整理古代典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理想婚姻之典范——《关雎》诗主旨辨证

《关雎》是《诗经·国风·周南》的第一篇,也是"《诗经》四始"之首,关于诗主旨历来聚讼纷纭。然就文本层面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定位和文化层面礼乐制度的制约来看,《关雎》诗都体现了一种符合封建礼乐文化的有节制、有理性的男女恋情,是诗经时代理想婚姻的典范。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不我能?,反以我为仇——从《氓》管窥周代的婚姻制度及女性的婚姻地位

《卫风.氓》是《诗经》中的名篇,诗中不仅塑造了弃妇与氓两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而且深刻反映了《诗经》时代婚姻制度和人们的婚姻生活,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

一《诗经》是诗经时代的文化产物。较诸汉魏以降甫成风气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诗经》的作者,实际上只是以诗歌语言的始初形式对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进行一种直接的和真实的记录。惟其为是,故有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季札听乐而知盛衰。方玉润认为,这说明“《诗》之有关国政也久矣”,而“汉唐后作者虽多,然皆徒逞才华,藉抒怀抱而巳,非皆有关国政也。”闻一多先生在一次题为《诗与批评》的演讲中也有类似说法:“《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     

从《古今和歌集序》与《毛诗大序》、《诗品序》看中日诗学差异

《古今和歌集序》受到《毛诗大序》、《诗品序》的直接影响 ,但《古今和歌集序》绝非雷同之作 ,中日诗学的差异在于 :一个重儒家教化与怨刺 ,另一个重悯物崇情。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白鹿原》的关中文化特色探析

新时期文学中,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很多作家共同的追求,出现了地域民俗、地域方言与文学创作强有力的渗透与交融,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白鹿原》是这类作品的典型,在这部小说中,关中民俗文化和方言渗透到方方面面,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关中文化特色。     

管仲的文化治国方略及其当代价值

管仲相齐40年使齐国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他的文化治国战略思想是其思想体系中独特的一方面。管仲强调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其文化治国思想的物质基础;其文化治国的战略思想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继承周文化,从而进入文化主流;二是通过吸纳周边文化,从而促进文化在齐地的融合;在前两者基础上塑造独具魅力的齐文化,成就文化大国的理想,从而构成对经济和政治的强力支撑。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建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文化之基础在于民众,文化的重塑要体现兼容和开放的精神。     

《诗》非诗：论毛诗的讽寓解释

回归历史语境,先秦两汉《诗》学史中普遍的＂《诗》非诗＂,成为毛诗＂《诗》作经读＂的前理解;而毛诗又在＂《诗》非诗＂的悬置中生发出中国讽寓解释。比兴作为中国讽寓解释的重构模式,以言-象-意的层层深入实现《诗》的伦理教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则为讽寓重构中的类型化方法指出人间性的形上路向。毛诗以史事追索、谱系认同、风雅正变三种方式塑造出＂文的英雄主义＂,实现历史启示;历史信化则在由史鉴到《诗》谏、继而《诗》范、《诗》教的价值丰富中充当媒介。     

《录鬼簿》的成书与曲学成就

钟嗣成作《录鬼簿》的目的是要为那些地位卑贱的曲家立身扬名和为后世的曲家提供借鉴。《录鬼簿》用以指称元曲的名词虽然很多,但内涵清晰,对元曲的曲体有着明确的界定。《录鬼簿》在对曲家加以记载和排列时,又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意识,通过七类曲家的排列,展示了元代杂剧发展的三个时期。《录鬼簿》不仅记载了元代曲家的生平与剧目,而且在简短的评语与吊词中,也对戏曲和散曲的文体特征、功能、题材、构思、语言、音律等问题都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录鬼簿》开创了通过对作家和剧目的记载,来表达自己戏曲主张的理论形态,明确提出了剧学研究的范畴,其对元杂剧的分期也为后世的元杂剧研究提供了借鉴。     

《韩诗外传》的神话与儒家礼乐思想

《韩诗外传》在解析《诗经》与社会政治时,通过凤凰、河洛图书,自然灾害,社会现象,礼乐文化的一些神话传说,说明其与盛事气象和政治腐败的关联,而这些像的表达建立在儒家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具有劝谏用事与教化功能,体现了汉代学官的文化方式。其本身不具有神话创造意义,而是解读与文化资源调动运用,体现了学术思想的时代精神。     

《诗》的最初意义与郭店楚简《缁衣》篇

近年来发掘的郭店楚简对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 ,比如 ,其中的《缁衣》篇对正确把握《诗》的最初意义提供了全新的材料。文章以《诗经》里的《召南·有梅》为例 ,并结合其他诗篇 ,试图通过比较闻一多等近代学者与汉代《毛传》、《毛序》以及郭店楚简《缁衣》篇等三者对《诗》的不同解释 ,来探讨郭店楚简《缁衣》篇对重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意义。根据研究结果 ,文章以为郭店楚简《缁衣》篇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正确理解《诗》的最初意义 ,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以前各家对《诗》的解释中存在的误会。     

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的影响

汉代三家在解《诗》用《诗》的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功能,这是汉《诗》经学特点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而这一特点,又以《韩诗外传》表现最为突出。不过追根溯源却会发现,汉代诗学的这一经学特点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甚至可以说,孟子的"迹熄《诗》亡"观,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汉诗解经释旨的诗学方向。     

王充耘的尚书研究

元代是中国尚书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元代士人撰写的有关科举的著作中,王充耘《书义矜式》是价值较高的一种。该书系以《尚书》中的文句为题目而编纂的一部八股文范文集。该书所选范文具有五方面的具体特色,即论题范围广阔,题目筛选严格,文气与时俱进,运思推理严密,以及突出时代主旋律。该书所选范文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即不少句段实际上是对《尚书》文句的复述乃至串讲。王充耘对《尚书·说命》的研究尤为深入。这反映了元代士人对天命观的兴趣,以及他们对天命的依存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