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利益表达的信访之行动逻辑——一个解释框架及其应用

信访的生成与行动隐含着隐秘的机制,透过政治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两个纬度可以作政治制度类型的理想划分.不同的政治类型,其民众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在国家能力强政治发展水平强的政治制度的类型的国家,民众的利益表达一般可以通过司法路径来实现;而正处在国家能力与政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以信访的方式来作为民众权利救济的一种补充手段.因此,在增强国家能力的同时,推动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是民众利益表达制度化吸纳的必然趋势.     

民生政治: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

从政治学角度出发,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改造社会的计划,是特定社会集团的理论体系及价值追求。民生,即民之生计,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民生政治就是改善民生诸种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从民生主义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原创的意识形态,对于统合政党与民众集体行动起到重大的引导作用。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对阶级斗争及专政的意识形态的救赎;目前,改善民生在中国成为最为广泛的政治共识,构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民主是方法”思想的价值底蕴

毛泽东"民主是方法"思想是手段与目的、工具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有着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毛泽东强调民主是方法,目的在于通过民众广泛地参予政治生活不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思想不仅对于培养广大民众的政治能力和公共精神以不断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素养,而且对于凝聚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中国政治文化构建——兼论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特色"日益成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政治文化及其变迁也表现出一些全新的特点,并将影响和塑造未来中国政治发展。在政治文化结构即体系文化、过程文化和政策文化等三重维度上,改革开放丰富和完善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政策文化的内容,在保持政治文化同质性的同时,也使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成为明显的政治文化特征。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迫切需要日益融入更加积极的文化成分和观念要素,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也迫切需要一种与中国政治发展现状相容并能有效促进中国政治持续发展的政治文化。政治发展进程中政治文化的构建要求在已经成功构建的政策文化基础上,构建稳定而明确的体系文化以及均衡的过程文化。理性面对不同传统并从中寻求支持,是政治文化构建的重要选择。     

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思考

民族主义发源于中世纪末期的西欧,通常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情感、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它是伴随着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构建而兴起的。民族国家是"民族"与"国家"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体,是建立在特定民族群体基础上的主权国家。早期民族国家的缔造者需要借助民族主义这一观念来摧毁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和封建割据的地方主义,进而动员广大民众认同和支持民族国家这一新型政治共同体,而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又反过来加深强化了民众头脑中的民族主义观念。可以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构建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善政理念及其实现:一个分析框架

在俞可平教授将善治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善政理念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内涵而言,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伦理学意义进行精确界定之后,善政理念的政治学涵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善政意味着为民众提供一种良善的生活,民众则成为了善政实现程度的评判者,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善政理念的实现需要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政治透明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民众高度的政治参与。     

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内容实施的关键场域.不过,当前基层治理却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较为淡漠、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及与民众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及最主要形式.因此,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升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构建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环境,完善基层民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民众的有效参与,这不仅有益于构建基层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共识,而且还有益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善政理念及其实现:一个分析框架

在俞可平教授将善治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善政理念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内涵而言,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伦理学意义进行精确界定之后,善政理念的政治学涵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善政意味着为民众提供一种良善的生活.民众则成为了善政实现程度的评判者.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善政理念的实现需要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政治透明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民众高度的政治参与.     

论和谐社会动态稳定

社会和谐必须以稳定为前提,政治稳定关系到国家健康、有序发展。动态政治稳定是政治体系的连续性和有序性,它包括稳定的政权性质、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有序的政治过程三个层次。研究和分析政治中稳定因素,对于维护政局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要保持我国和谐社会的动态政治稳定,需要法理型合法性权威认同,满足民众一定期望要求,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政治参与的有序与法制化,政治体制与行政机构的综合改革。     

政治信任的含义、层次(结构)与测量——对中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述评

政治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学界从制度、社会文化、威权主义三种视角对其起源进行了解释。现有的研究表明,政治信任是有结构的,在中国,这种结构表现为从上至下逐次递减的层级差异,在美国则反之。众多学者的进一步测量显示,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公众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信任度一直呈下滑趋势,这种下滑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却不明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认真对待并采取措施解决我国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积极探索政治信任理论的本土化,构建适合我国政治信任的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民众的信任水平。     

建国初期中共创建人民信访制度探析

人民信访制度是中共创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利益表达的一种重要制度。中共在建国初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通过创建人民信访制度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建国初期中共人民信访制度的创建经历了理论准备、立法和实践的三个阶段,在其创建的过程中,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注重机构的建立和完善、人才队伍的充实和工作方法的革新等特色。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围绕新生政权恢复和巩固经济的主线、实现党和国家发动和组织的政治运动,是中共在建国初期创建人民信访制度的历史经验。探讨建国初期的人民信访制度对新时期进一步完善信访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诉苦型上访”：农民环境信访的一种分析框架

基于对农民环境信访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以往关于农民上访若干分析框架的分析,结合安徽三村农民环境信访个案资料,提出了“诉苦型上访”这一农民环境信访分析框架.认为农民在环境信访中的诉苦是他们寻求现代国家权力支持的一种重要策略,农民行动者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实用性和两面性,“诉苦型”环境信访是一种农民上访的非抗争政治类型.     

信访之司法终局的实证考察与分析

信访被认为是当前司法境况下不得不为的制度,但它是否能够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这一直是个引发争论的问题。我们实证考察的结果是,"自爱"是人的本性,即使司法公正,只要有持续的制度供给,上访就不可避免。当前的信访制度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诉求,反而使社会处于不稳定中。若解决当下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权益,必须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改革,使司法成为信访的终局程序,并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     

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完善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具有保持国家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现行渔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上存在着国家政治体制内渠道不畅通、效率滞后，体制外表达无序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应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规定的各级人大为主体，以渔农村新型社区为平台，通过建立社区人大代表工作站、把信访纳入人大职能、实行基层信访代理制等等措施，使渔农民的利益表达通过体制内渠道顺畅地进入国家法律和政府的公共政策。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信访制度下村干部的多重身份和生成逻辑

村干部因直接接触上访群体和落实信访政策而成为信访研究热点。多数研究文献对村干部的定位是上访事件筛选者,忽视了村干部在信访制度中的多重身份。在转型时期的信访制度下,村干部不仅是沟通“国家—社会”的双向代理人:既协助国家维持基层稳定又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而且可能成为上访制造者:或因侵害村民合法利益使自己成为信访事由,或因治理需求和私利驱动参与村民上访。这些都表现出信访场域中村干部的身份的复杂性,其生成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夹缝、信访制度的刚性和资源下乡的拐点密不可分,分析这三重逻辑有助于全面理解基层官员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动和乡村治理权力再生产的过程。     

中国语境下的信访法治化

陷入困境的信访制度必须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但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信访法治化必然会面临传统与未来、心理和法理等诸多矛盾的碰撞。信访法治化必须遵循中立、公正、统一、效能的原则,必须把实现权利救济作为信访第一要务,必须以专业化、程序化、规则化为目标重构信访制度,必须加强信访部门的职权。信访法治化应当从整合信访机构、重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权威等路径开始突破。     

撤销案件制度研究

在考察撤案制度及运行问题之后 ,笔者提出了我国制度完善的初步思路 :应更新终止刑事案件与刑事追究的有关理念 ,加强撤案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因素及恢复性 ,增加撤案申诉、撤案监督及司法审查程序 ,推进撤案程序的合理化、规范化、公开化与制度化。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信访制度作为一项特殊的救济制度,是公民政治参与和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但现实运行中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着诸如功能错位、工作部门职责不清、重"人治"轻"法治"等问题,针对此,通过对信访现状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分析,提出了从信访立法、完善信访监督体系及相应信访代理制度的建立等方面来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建议,其对于完善我国利益表达机制及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作用。     

上访与下访——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下的信访工作取向比较

信访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老百姓对信访的青睐也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状况和客观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理性选择。针对当前的信访工作现状，通过对上访与下访两种取向的比较后发现，当前信访工作中的效率低下、过度信访严重、工作方式僵化等问题的存在与近年来依赖上访路径有着必然的联系。尤其在广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当下，强化下访取向，使信访工作的两条路径并行发挥作用，就成为回归信访工作初衷、实现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重构政府信任、解决信访问题于萌芽的有益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