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资源习惯法对国家法的有益补充及其互动探讨———以四川省宜宾市周边四个苗族乡的习惯法为例

国家制定的环境与资源法体系由于移植制定法的缺陷、立法与实践脱节、环境保护的地域性等诸多原因,实践中存在若干困境。通过对四川省宜宾市四个苗族乡环境与资源习惯法的实证研究及其与国家法的对照,可以看出习惯法是对国家法的有益补充。在分析习惯法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汲取精华、下放民族地区立法权、人员和财政支持等若干建议,以构建一个习惯法与国家法良性互动的可能路径,以期为苗族地区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照。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并存交融之审视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是该地区苗族社会民间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准法律规范。承认苗族习惯法在黔东南地区苗族社会的存在，说明我国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是并存与交融的。因此，正确对待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的精华和存在问题，力图寻找苗族习惯法传统与现代法治进程的结合点，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应引起关注的问题。     

苗族村规民约探析

政治的变革、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对苗族习惯法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为习惯法向村规民约的演变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因为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国家制定法调整的范围有限,亟需具备一定效力的村规民约加以弥补,村规民约与当地文化语言相通可解决制定法的语言表达晦涩难懂的问题,国家司法机关能力有限又希望通过村规民约发挥补充作用。村规民约具有规范、补充和自治的特殊功能。     

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博弈与互惠:苗族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机制

民间习惯法作为苗族传统文化事象产生历史久远,表现形式多样,根植于苗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苗族民间习惯法在现代社会一方面与国家法同时并存,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与国家法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良性互动,两者在"国家-地方"、"官方-民间"、"大传统-小传统"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结构的博弈中实现互惠。     

贵州苗族习惯法的历史、现状及发展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如何产生、发展的,其特征、作用怎样?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历史及现实状况怎样?少数民族法文化价值如何?如何消融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统一法制的冲突?如何利用少数民族习惯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带着这一系列问题,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法学研究所、青年法学会联合开展了1999苗族习惯法田野调研活动。 一、调研活动的主题与范围 本次调研活动,我们选择以贵州省纳雍县、修文县及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部份苗族的习惯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为中心展开,这样做的原因有三:其一,对三个少数民族构成分布情况及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进行调查,以便能更全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认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其二,通过对三个不同区域内部份苗     

经济因素对雷山地区苗族习惯法文化的影响

雷山地区的农村经济主要是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模式,商品经济不发达,苗族习惯法主要是在村寨发挥作用,地方经济的发展因素不会对习惯法文化形成大的冲击,习惯法文化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影响到苗族习惯法的变迁进程。     

浅析苗族习惯法的影响——以贵州省毕节市为例

苗族习惯法虽不是法律,但具有一定强制效力,是规范苗族成员日常行为的准则,在苗族社会里具有强制约束力,是苗族长期以来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在苗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习惯法的作用是巨大的,文章通过对苗族习惯法产生影响的分析及司法实践中对苗族习惯法的运用,得出解决毕节市苗族集居区经济文化落后的另一途径.     

苗族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协调路径探析

苗族村规民约是对苗族习惯法的现代传承,对维持苗族地区的和谐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苗族村规民约无论在民事、刑事还是处罚方式上都与国家制定法存在较大冲突,为了能够充分、合理地发挥苗族村规民约的功能,必须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两者的调整范围,适当对村规民约做出规定;在司法上,对司法机构进行调整,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以适应村规民约的实施,使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得以同步发挥作用,力求创新模式,让苗族人民的利益在村规民约与国家制定法的保障下实现最大化保护。     

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的意义

我国农地改革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但其成功终究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地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地习惯法自生自发于农村,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有较强的自然性、地域性和属人性。国家法在农村调整的范围和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农地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农地习惯法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有助于维护乡村秩序,其现实合理性不容忽视。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具有内容上的重要基础、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修正、程序上的重要参照三大意义。因此在农地改革进程中,应重视农地习惯法的价值,实现农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融合。     

论习惯法与软法的关系及转化

对于习惯法与软法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当明确国家法、硬法、软法、民间法、习惯法的各自内涵及相互关系,由此对软法和习惯法的关系进行精确定位,即软法是习惯法和硬法进行互动的基本媒介。进而分析两者的异同。特别是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完成对如下三个问题回答:习惯法为何会向软法转化?习惯法如何向软法转化?习惯法转化为软法有何后果?以上研究对习惯法和软法这两个时下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关联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性基础。     

司法过程中的习惯法查明——基于非洲法和普通法的启示

习惯法的可适用性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实务界的关注,从而司法过程中对于习惯法是否存在的确定、当事人对于习惯法的解释产生冲突时如何选择等诸多问题,就摆在法官们的面前.非洲是习惯法极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普通法也与习惯法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研究这两个法体系对习惯法的司法查明和适用极有价值,其许多方法,如通过权威证明、教科书查明、习惯法编纂、判例宣示、司法认知等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些方法的使用首先取决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是作为事实还是作为法律的对待,不同的回答会导致适用不同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并非水火不容,而可以加以综合运用.     

民间法与习惯法:原理、规范与方法--全国首届民间法、习惯法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全国首届民间法、习惯法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民间法与习惯法的一般原理、民间规范与社会自治、当代中国法律中的民间法、民间法与法律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与探讨,提出了诸多有益的和中肯的见解,并提出了今后关于民间法、习惯法研究活动的一些设想。     

法治现代化中习惯法地位之刍议

习惯法作为规制社会秩序的有效本土资源，在构建和谐社会蓝图时，是不能小视的重要资源。在今天实现法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习惯法的地位更显重要，是通过移植西方法律成就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还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的法治现代化。在此较量中，习惯法当仁不让的扮演着与国家法共同承担维护国家发展和社会秩序大任的角色，这也是利用本土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搞清楚习惯法的含义、厘清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问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调适——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

坚持法制统一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而在一些民族地区，发生了杀人、伤人案件时，依照“赔命价”习惯法处理的方式客观存在着。这种情况下，调整基层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除了国家法外，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发挥着现实的作用。文章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例，探讨了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如何来调适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律的关系。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辩证关系

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两个宏观方面,一是理论形态方面的关系,二是实践形态方面的关系。理论形态关系的实质方面包括共生关系、互补关系、对立关系,形式方面两者也诸多联系与区别。实践形态关系有立法接纳、立法变通和立法取缔三种,司法（执法）方面有互不干涉、相互排斥、相互渗透、对习惯法的规制。两种形态体现出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的复杂性和辩证性。     

条约规则如何成为一般习惯法——以《海洋法公约》为考察重点

在现代国际法中,条约是形成习惯国际法的一种重要载体。通过条约来形成习惯国际法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若干条约规则成为习惯法,二是条约整体成为习惯法。前者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1)编纂现行习惯法规则,(2)明确正在形成的习惯法规则,(3)促进习惯法的逐渐发展,为此须具备条约的造法性、条约的普通性、通例、法律明信等条件。后者主要采用一揽子协议方式,除须具备上述条件之外,还应符合有大量的利益受该条约影响的缔约国和条约不可保留等条件。这四种方式在《海洋法公约》都得到了运用。      

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司法对待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随着民族习惯法研究的深入,习惯法的理论逐步完善,司法实践也从民商事领域跨步到刑事领域。从可诉性、无害性和合理性角度分析少数民族习惯法,并在分析“互补型”和“冲突型”两种少数民族习惯法相关案例的基础上,通过合理采纳、变通适用、坚决取缔等方式为少数民族习惯法在司法领域寻求可操作性和合法性,进而提升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民族法意识,为司法实践提供有力保障。     

南非习惯法的历史发展

在南非法律传统中,南非习惯法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南非习惯法有官方习惯法和土著人习惯法两种,通常所说的南非习惯法就是指南非土著人习惯法。在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独立以后新宪政时期,习惯法在南非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作用、特点、适用的范围和条件都是不同的。在新宪政框架内,南非习惯法与普通法基本处于同等地位．但在司法实践中,南非法院在如何适用习惯法等问题上仍遇到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