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1997—2011年河北省实际统计数据为来源,分析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现状及变动趋势。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法,建立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非农产业总产值比重和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劳动力人数比重是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积极影响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和劳动力负担系数是河北农民非农收入的消极影响因素,并在其后对以上各影响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最后总结提出了促进河北农民非农收入增加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教育的收益率与外溢性分析

教育不仅影响农民的个人收入,还对农民所在群体的收入产生影响。利用中国十省百村的一手调研数据,可以从教育收益率和教育外溢性两个维度探讨农村教育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1)教育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的作用大于对农业收入的作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农民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提高4.28% ,非农收入将提高5.61%。(2)无论是农业收入还是非农收入,男性的教育回报率均要高于女性。男性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业收入将增加4.85% ,非农收入将增加7.18% ;受教育时间对女性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3)农村地区教育存在显著的外溢效应。同村邻居平均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6.21% ;同行业的农民平均受教育时间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8.13%。     

试论河南省农民非农化战略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农民非农化的理论基础在于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消减二元经济结构的异质性,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直至消失的过程,是二元经济一元化的过程.其现实基础在于:首先,河南省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其次,收入的相对差异是农民非农化的直接动因,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表明迫切需要农民非农化.再次,政府对农民非农化转移的政策支持.最后,城市发展是农民非农转移的外部拉力.     

中国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收入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逐渐呈现出“半工半耕”、“男工女耕”的农户兼业化特征。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农民农业收入增长的直接影响上,同时也体现在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间接影响上。利用中国农村历年的相关统计数据,实证检验中国“七五”至“十一五”期间农业科技进步与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增长的关系后发现：长期内,中国农业科技进步对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效应,短期内也有利于农民的农业收入的增长,且对农民非农收入增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已有的“农业技术进步不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观点,支持了中国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假设。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的外围式扩张导致城郊农民土地被征用,非农就业将成为城郊农民重要的就业方式。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统计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分析了非农就业对城郊农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农就业能够显著提高城郊农民收入水平,非农就业的城郊农民收入比未非农就业高59%。基于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性别等异质型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低学历、女性人群由纯农就业转为非农就业,其收入提升效应更为显著,但现阶段低学历、女性人群非农就业比例却很低。因此,鼓励城郊农民非农就业是很有必要的,尤其要降低低学历、女性等人群的非农就业进入门槛,使他们进入到城市服务行业,以达到与城市高技能劳动者的行业互补和提高农业规模经济效益的目的。?更多还原     

中国农地规模经营前景分析——基于对8省292户农民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8省292户农民的调查,得出如下结论:兼业农民在中国农村将会长期存在;中国农地规模经营的实现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今后中国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将主要通过租赁方式,即使农民拥有了土地的转让权,土地买卖在短期内也不会大量发生.农民家庭非农收入比例越低、现有农地经营规模越大的农民更倾向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转让权,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为农民提供长期稳定的非农就业途径,是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有效路径.     

中国农民收入结构的演化逻辑及其增收效应测度

运用1984-2017年中国农民收入数据，对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值和农民收入结构变动的增收效应分别进行测度，研究发现：（1）农民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收入增长的源泉由过去单纯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转变为近年来各项收入的协同增长，但农民收入的结构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2）农民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增收的累计贡献力度已于2010年超越了家庭经营性收入，将来亦或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内，必然会与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两大主要收入来源而“并驾齐驱”地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快速、稳定增长。（3）长久以来，农民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因为具有不确定性和暂时性特征，又非农民的传统性收入，因此对农民增收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新世纪以来，两者对农民增收的相对贡献率之和已经从2%上升到了16.02%。上述结论意味着，如今农民收入问题已经演化成了一个越来越多地与非农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农民持续增收离不开收入结构优化和各项收入协同增长，其核心就变成了如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农民非农就业、支持农民创新创业、赋予农民更完备的产权权能、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非农就业与缓解相对贫困——基于主客观标准的二维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运用Probit和Mlogit模型,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标准分析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相对贫困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农就业首先通过提高绝对收入改善农户客观相对贫困,同时也能通过改变客观相对贫困,间接改善主观相对贫困状态。非农就业主要带来了收入增长效应,但对于提升主观获得感没有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省内非农就业也存在类似的减贫作用,而省外非农就业没有产生作用。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非农就业都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无影响,参照系的变化影响着非农就业对主观相对贫困的减贫作用。此外,转变户籍可能致使非农就业农户陷入城市的客观相对贫困,而对主观非客观相对贫困群体没有影响。因此,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不仅要鼓励农户非农就业,创造非农就业机会,还要保障进城农民权益。     

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基于山东潍坊的调查

基于2008年山东省潍坊市的农村家庭住户调查数据,构建一个半对数模型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家庭收入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数量与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庭总收入,非农经营活动对家庭收入影响最大;劳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家庭总收入之间成U型关系。其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关键在于政府普及农村教育培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和产业政策,促进农村劳动力个人创业和非农就业;逐步开展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中国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理论分析

在多要素联合决策的框架下,综合考虑劳动力损失效应和收入效应,以及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这两种不同转移就业形式的不同劳动力损失效应,建立了一个关于农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土地流转及农业资本投入联合决策的理论模型,推导农户多要素最优配置行为的性质和特征。理论分析表明,任何一种生产要素市场报酬水平的提高,都会导致农户家庭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减少,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增加;农户家庭农业生产各要素投入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劳动力转移就业量、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劳动力转移就业量与土地转出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农户家庭农业生产的实际土地经营规模、资本要素投入之间的负相关性要弱于异地转移,与土地转出量之间的正相关性也弱于异地转移。     

贵州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的协整和误差修正分析

根据贵州省1985-2008年的统计资料,运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探讨该省农业生产、财政农业支出、农村居民非农就业与农民纯收入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贵州省农业GDP对农民实际纯收入的影响不太显著,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很好地带来农民收入的提高,而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改善农业财政投资结构以及推动农民非农就业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欠发达地区农户土地流转行为与影响因素

在对三峡库区重庆辖区的7个乡镇23个行政村共427户农户土地流转行为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特征、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农户的非农收入比例和土地流转收益是农户土地流转行为选择的决定因素,农户土地转入和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信贷需求抑制视角下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两期动态投融资的理论框架,分析信贷需求抑制、非农收入对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进一步运用黑龙江、浙江、河南和四川4省957份农户数据采用IV-Heckit和cmp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以家庭其他成员参与金融项目数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的信贷需求抑制问题,信贷需求抑制显著负向影响农户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采用行为及强度,非农收入对此有明显的缓解作用;非农收入对于资金需求大、普及程度高的有机肥采用影响显著,对资金需求小的秸秆还田采用影响不显著。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渠道建设、推动绿色金融、深化金融创新等政策建议。     

洱海流域水环境政策的发展

本文主要讨论了洱海管理条例、三退三还、两取消、两禁止等主要水环境政策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问题是政策执行的资金投入严重缺乏。通过和新《水污染防治法》比较,洱海水环境政策存在忽视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缺失、违法成本低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收入增加、健康干预与儿童营养不良率降低——基于2002—2011年31省市数据的分位数回归

基于对2002-2011年31个省营养不良率与收入增加、健康干预等因素进行的分位数回归,考察了相关因素对儿童营养不良率降低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增加是儿童营养不良率降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其影响力度随着营养不良率的降低而有所减弱。这表明,单纯依靠增加家庭收入,并不能彻底解决儿童营养不良问题,而类似加强儿童保健管理和农村饮用水改善等卫生干预手段对降低儿童营养不良率则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要有效解决儿童营养不良问题,除了增加家庭收入以外,还需加大儿童营养干预力度和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     

县域城镇化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1 523个县（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建立县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内生联立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我国1 523个县（市）2005-2010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运用2SLS和3SLS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的推进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反过来也有利于提高城镇化水平,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提高县域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是兼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有效路径。提出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农民本地非农就业、发挥县域中心城镇的扩散效应以及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有助于兼顾城镇化的推进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新途径：创意农业

创意农业是迅速崛起的现代农业,它以农业多功能性为基础,具有低碳、环保特质和可持续发展性。创意农业通过农业多样化路径,演化成农产品加工产业、农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三种产业形态,实现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整合上下产业链,满足社会需求升级,从而创造大量与农业相关的非农职业,吸收农业不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有序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创意农业的经济绩效在于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率,推进城镇化水平提高,有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建立新型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