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地性质与土地征收

土地价值不是来自其绝对价值,而是来自经济发展、城市扩张、制度安排.土地制度安排尤其是征地制度安排的根本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剩余的分配问题.当前土地征收制度安排的一个特点是以土地财政的形式,将经济发展剩余主要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向中西部地区农民转移支付.当前的征地制度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制度.总体来讲,当前中国土地征收制度是合理的.     

台湾土地征收制度及其对大陆的启示

中国大陆当前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征地拆迁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一大难点.我国台湾地区大规模的土地征收比大陆要早,而且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借鉴台湾的土地征收制度,大陆现行的土地征收制度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完善土地征收程序,土地征收应向申请用地单位、被征收土地相关人和社会公开;改革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全面、合理地计算补偿项目和补偿费用;加强土地征收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并保障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国家土地紧缩政策背景下征地制度的再思考

2003年以来国家采取土地紧缩政策在于调控宏观经济的良性运行,缓解城市政府征收集体土地过程中引发的矛盾与冲突,构建城乡和谐社会;城市政府的“土地经营”成为土地征收制度发生“异化”的制度性根源;近期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及物业税征收将对征地制度产生较大的影响。     

就地权逻辑答周其仁教授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合理性,有2种不同态度,笔者著作《地权的逻辑》在基本肯定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和征地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对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激进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进行了批评。针对《地权的逻辑》对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肯定立场,作为激进土地制度改革思路代表人物的周其仁教授提出了反批评。本文是对周其仁教授反批评的回应。回应主要集中在农民土地权利悖论、农村征地制度合理性、建设用地价值来源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方面。     

征地补偿义务主体的制度困境与对策研究

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以对土地被征收的农民集体进行补偿为基本条件,《宪法修正案》第20条是征地补偿立法的宪法依据。我国法律关于征地补偿义务主体的规定不统一,实践中通常以用地单位为征地补偿义务主体,这是对征地补偿法律关系的扭曲,也是对国家行使征收权后农民集体失去土地所有权与用地单位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之法律逻辑加以模糊处理的结果。征收补偿由征收权的行使引起,是因征收权的实施侵害了被征收人的财产权所产生的一种债的关系,从征地补偿法律关系来看,国家和被征收人是当事人,其中行使征地权的国家是补偿义务主体。     

我国征地制度的历史沿革与发展期望

征地制度是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重要内容.征地制度的演变发展见证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不同时期征地制度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把握未来我国征地制度的改革方向,首先要梳理征地制度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制度变迁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才能客观地提出征地制度改革的期望.     

现行土地制度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制约及因应之策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速度主要受到一系列城乡二元制度的制约。土地制度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制约,它主要通过土地产权、土地流转、土地征收、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等实现对土地与劳动力的重组,从而影响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进而影响整个城市化进程。我国现行土地制度因存在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主体模糊、收益权残缺,土地流转限制条件多、流转费用高,征地范围宽、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城市住宅用地占比过低、建设用地供应与人口流向错配等问题,抑制了城市化进程。为实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须扎实推进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扩大土地流转范围;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改革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公益征地中农民权益的保护——广州万亩果园征地问题调查

广州万亩果园"只征不转"征地模式给未来农地非农化政策带来了一些新的启示:一是缩小农地国家征收的实施范围,放开农地直接入市非公共利益目的的用地行为,实现农地非农化国家征收与农地集体转用相结合,让农民能有机会直接获取土地增值收益;二是提高因公共利益需要征地的补偿标准,提高农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税费,逐步缩小农民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得到的土地增值收益与农民土地国家征用得到的土地补偿之间的差距;三是把农地集体转用与土地股份制结合起来,壮大新集体所有制经济,保证农村集体各层级间及村民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配。     

关于征地补偿问题的几点探索

我国当前征地制度存在着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标准低、补偿费分配不合理、补偿同地不同价等问题,因此,我国征地制度需要随经济发展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如修改土地管理法、建立征地评估机制、提高补偿标准、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以及改革利益分配制度等。     

双重二元经济条件下征地补偿机制的设计

以土地发展权归公、政府是征收土地的唯一合法主体为特征的现行征地补偿制度忽视了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忽视了地方政府以土地寻租的可能性,降低了土地配置效率。现行法律框架下改变征地补偿测算办法的改革方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中存在的缺陷,而基于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激进方案又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而设计的双重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征收补偿机制,通过统一有形的土地市场,以公开规范的方式实现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增值,可有效弥补现行征地补偿制度的缺陷,保证包括农民在内的土地权益人按比例地享有增值收益。     

我国排污收费制度及其立法评析

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与改革前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一方面,我们应在一定范围内实行排污费改税,另一方面应对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的立法加以修订和完善,使之符合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印度土地制度效果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庞大的农业人口分享微薄的农业收入,印度表现为贫困问题,中国表现为农民收入问题。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度并不成功,50多年的持续改革也不能减缓贫困现象,因此中国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国有永租制”就是与城市土地制度相一致的土地制度,农地国家所有,农民享有永久使用权。减少承租农地的人数,同时把农业收益留给农业经营者是农地永久使用权制度的核心目标。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有关问题讨论

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现行征地制度,曾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加入WTO后,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中规定的征地范围、征地程序、被征土地农民的安置、征地补偿费的测算方法已很难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本文以保护现有有限的耕地资源和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合法权益为前提对土地征用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浅谈我国农村土地冲突的化解途径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冲突频频显现,若不采取合理的措施化解这一问题,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而明确界定农村土地产权是合理化解农村土地冲突的前提。在确权颁证明确产权的基础上,完善土地流转、土地征收流程,设计科学、合理的土地补偿费标准,探索"土地换社保"和以非诉讼调解为主、诉讼为辅的调解方式,这些措施不仅从法律、制度、实际操作层面解决了农村土地冲突,而且也消除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农地股份合作制——中国当前农地制度创新模式探讨

以家庭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过小的生产规模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农地股份合作制适应我国农业现阶段生产力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的要求,有利于向适度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同时由于它和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经营方式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在逐步实行农地股份制过程中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     

我国农村征地制度改革的对策研究

我国的土地征用制度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但在经济社会发生了若干变化的今天,征地制度仍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做法,并暴露出诸多问题。笔者认为,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必要对我国农村征地制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促使农村征地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建设与立法研究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但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自发性和滞后性,致使一些损害农民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建立和规范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成为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苏南土改与现代化传统问题

土改前的苏南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的工商业水平、农业的商品化与现代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方面较之其他地区都相对高一些。苏南经济社会具有浓厚的由传统小农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征,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社会相对稳定。1949年7月-1952年7月,苏南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全部进程分为准备、动员、开展、结束四个阶段。在开展阶段,土改运动由前期的政策控制型转变成后期的暴力进行型。苏南土改对富农经济、工商业、农村商品经济成分和技术成果、公益性和社会保障性社会成果等起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了近代苏南现代化成果与新中国现代化运作的对接,对我们从政府有效行为、产业传统和公众经验传统这三个视角来研究现代化有很大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