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议榔词》、《理词》的社会思想

“议榔”是苗族人民集议重大事情的会议。各地苗族对“议榔”的称谓有所不同:黔东南苗族称为“构榔”;广西融水苗族称为“埋岩会议”,湘西苗族称为“合款”;云南金平苗族称为“里社会议”。“议榔”所订的公约被称为“榔规”     

试谈融水苗族“埋岩”

试谈融水苗族“埋岩”贺明辉苗族“埋岩”，苗语叫做“依直”，属苗族治理社会的款规。在融水、城步、靖州、绥宁一带称为埋岩，黔东南苗族叫议榔，湘西苗族称为合款，它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埋岩”的内容极为丰富，它既是古代苗族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又曾是...     

论议榔制与苗族朴素的民主管理意识

议榔制,是苗族社会管理的原始制度,它所体现的苗族朴素的民主管理意识,是人类社会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研究议榔制这一社会管理制度,分析其内在的民主管理原则的内涵,正确认识苗族这一古老的社会管理思想的进步性、局限性,不但对于了解苗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搞好社会主义国家的行政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黔东南榕江县月亮山区苗族“加两议榔”评介

2009年3月21日榕江县计划乡所在地的加两苗寨举行了最新的一次议榔活动,来自该县计划、八开、定威、兴华、三江、两汪、平江7个乡50多个苗寨400多名苗族男女参加议榔大会."加两议榔"是苗族地区典型的自发的民俗改革活动,研究这次议榔活动的内容、性质、作用与影响及其民族文化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代“直过”民族村落发展考察——以泸水县金满勒墨村为例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然而,"直过"民族村寨因其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存环境恶劣、经济结构转型不易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村寨与现代接轨的步伐,抑制了村社的改善与进步,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深度贫困现象在"直过"民族村寨尤为严峻。以绝对贫困的边疆少数民族村寨为个案,探索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的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在现有阶段和条件下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战略措施和相关政策建议。     

台江县反排寨苗族习惯法中的神判制度研究

黔东南的雷公山地区是中国最集中的苗族聚居地方,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较好地保留了原始苗族习惯法文化。在雷公山地区的很多地方,历史上传承下来习惯法制度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控制作用。反排寨当代的神判制度形式完备。这一制度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其具有现代国家法律制度不能代替的解决民间纠纷的功能。     

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公权力运行逻辑

民族村寨的治理是社会学、法学、民族学甚至人类学共同关注的话题。从逻辑进路上,既有传统公权力的单向治理维度,也有现代的公私权的互动共治。在对民族村寨自治体下沉的分析框架下,如何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运行轨迹限制在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职能界限内,并在民族村寨复杂的民族文化习俗中使自治体管理价值最大化,将国家层面和民族村寨场域的不同治理范式通过下沉后的自治体进行社会秩序的有机调适值得关注。近年国家拟建立自治体下沉的村治试点,其目的在于削弱国家公权力在基层的渗透,扬私权抑公权,将公权力的运行和村民私权的保护纳入现代化的法治治理逻辑中,进而凸显新时代民族乡村振兴中权力与权利的和谐共生。     

岜沙,中国唯一的佩枪部落

饱览了桂林的龙脊梯田后,我们开车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贵州从江县,这里被誉为苗族文化"活化石"和"博物馆",岜沙苗寨就座落在这里,它是贵州省政府重点保护民族村寨,是"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也是全球21个最神秘的原生态部落之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便进入了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境内。这里是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接处,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居住着苗、侗、瑶、水、壮等20多个少数民族。古老的文化被崇山峻岭拥抱,每一个云雾缭绕的山峰下都隐藏着无数神秘。进入黔东南后道路变窄,原先的宽敞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     

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以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贵州民族村寨为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贵州部分民族村寨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既有传统意蕴又具当代意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对于当前贵州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转型有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部分传统社会资本的时代意识欠缺以及社会变迁的加剧,社会资本在参与乡村治理时显得有所缺失。值此新农村建设高潮迭起之际,有必要充分挖掘贵州民族村寨乡村治理中合理的传统治理资源,对其进行加工或创造性地重构;同时,积极培育并大力发展现代社会资本,力图找到一条适合民族村寨发展的道路,真正实现民族村寨乡村治理的善治。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来自黔东南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述评

在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领域,苗族习惯法以其“埋岩”、理词、契约、乡约、告示、寨老制等独特的形式和丰富的内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黔东南是苗族人口最多、最集中的聚居地,是苗族传统文化最为浓厚、风俗习惯与习惯法保存最为完整的地区,因而,以黔东南苗族     

“平权”社会的差序: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的政治体系

清水江流域苗族群体属于"平权"社会,但并没有实行"逃避农业"和"逃避的社会结构"。尽管有清水江市场的发展和移民的流动,但苗族以血缘、地域、姻亲网络等结群。清水江苗族群体的"开寨始祖崇拜"、"姑舅交换婚"、"鬼蛊指控"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分类体系,然而这样的分类体系并不是"等级"的,其实质在于以"差序"的形式维护"平权",并以集体民主决策的议榔制度给予保障。     

贵州黔东南苗族习惯法的生态伦理意蕴

以黔东南苗族习俗禁忌、乡规民约、榔规榔约等习惯法文本为基础,分析论述其中关爱动物、爱树护林、热爱人居环境的生态伦理思想.黔东南苗族习惯法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与其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联系.融合和渗透着生态伦理思想的黔东南苗族习惯法,有效地维护了地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政治学视野下的苗族村寨治理研究——以文山塘子寨为调查对象

文章在深入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文献资料查阅,从民族政治学视野分析塘子寨苗族村寨治理的实践及特征,总结塘子寨村寨治理的宝贵经验,以期为西部少数民族村寨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竞争与冲突：少数民族地区婚姻现状——以贵州黔东南州乌秀、大溪、大稿午少数民族村寨婚姻调查为例

黔东南州是苗侗少数民族聚集区,苗族人口占多数.新中国成立以前封闭的自然环境使苗族长期与外界隔绝,逐渐形成了苗族独具特色的婚姻习惯法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苗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外界差距较大,为了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不少少数民族群众选择外出务工.打工潮的兴起破坏了原有婚姻习惯法存在的地缘环境,导致黔东南地区婚姻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原来尚可通过早婚、早育、民族内婚等方式得以维系的婚姻圈,随着打工经济兴起,晚婚、晚育和因经济因素引起的女性人口外流,一部分家庭贫困、自身条件较差、缺少劳动技能的男性出现了婚姻难的问题.近年来随着黔东南州苗侗地区经济增速加快,又吸引了大量外出人员返乡和外来人员入黔创业、就业.前后两种经济的明显变化都对原有的婚姻习惯法带来了新的冲击,以致少数民族村寨的婚姻呈现出竞争与冲突并存的状况.     

苗族习惯法的遗留、演变

在现今依法治国大背景下，苗族地区遗留、演变下来的部分习惯法由于贴近人们的生产、生活实际而在发挥良性作用，成为国家法的有益补充。文章主要从苗族的“理词”、“议榔词”、“议榔规约”等习惯法内容，“埋岩”、议榔等活动，“捞汤”等神明裁判，石刻碑文，继承和吸收习惯法内容的乡规民约、村规民约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和论述。     

农民行动逻辑视域下的民族村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传统的民族村寨存在着道义经济观行动模式和理性小农行动模式。这两种行动模式构成了村民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是民族村寨在没有外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介入情形下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在村寨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中,历经重重博弈,道义克服了小农的自利行动,完成了民族村寨的产业升级转型的艰巨任务。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并存交融之审视

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是该地区苗族社会民间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社会管理的强制性准法律规范。承认苗族习惯法在黔东南地区苗族社会的存在，说明我国在思想多元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是并存与交融的。因此，正确对待黔东南地区苗族习惯法的精华和存在问题，力图寻找苗族习惯法传统与现代法治进程的结合点，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处理好国家制定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中应引起关注的问题。     

黔东南部分地区苗族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调查述略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向来是苗族主要的聚居区。这里从何时起开始有人类,至今尚无可靠的地下发掘可证,仅能从居住在黔东南的苗族的生活习俗与原始文化中找到一些遗迹。大约在春秋时期就有苗族先民活动,当时为荆州西南裔,被泛称     

文化资本视域下民族村寨文旅业的分化——基于湘西的考察

民族村寨是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农业文化的基础载体。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文旅业成为民族村寨发展经济、带动乡村文化振兴、产业振兴的主要路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入手,以湘西部分民族村寨为样本,结合场域分析,构建了包括场域、文化、经济和社会资本在内的资本分化行动逻辑框架,从文化资源、文旅业发展及其社会组织关系、村落精英能力、社会网络等方面,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场域作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研究引入文化资本理论,拓展了民族地区村寨研究的路径与视角,深化了对民族村寨文旅业分化问题的理解和阐释。     

四川民族村寨旅游振兴的现实瓶颈和路径选择——基于14村的实地调研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指引下，四川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取得显著建设成效。旅游业的发展打破了民族村寨原有的第一产业完全主导的生产模式，同时也面临诸多限制因素。采用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实地调研四川省14个民族村寨后发现：四川民族村寨旅游振兴中仍存在资源禀赋、经济效益、收益分配与环境保护四大现实瓶颈。针对当前发展痛点，应选择加大基础资源投资、打造特色旅游项目、拓展旅游产品销路、健全收益分配机制以及加强生态文化环境保护等促进民族村寨旅游振兴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