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水平与村庄精英: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二维四分"框架——以江苏4村为例

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千差万别,因此必须借助模化研究才能把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本质和机理。从经济水平和村庄精英两个维度,可以把村庄的公共产品供给划分为四种模型。我们选取江苏的4个行政村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村庄的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村庄权力精英的不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着不同的影响;村庄在接应自上而下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同时与之将非正式规则结合,形成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自发性供给是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外的有效补充。     

精英"化缘型"供给——村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典型案例分析

本文通过一典型个案的分析,提出村级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精英“化缘型”供给模式。该模式产生的背景是缺乏集体积累的贫困村庄主要依靠外援来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村庄精英的奉献精神与丰厚的社会资本成为供给的源头。然而,村民的漠视、两委本身的分歧、村级财务监督机制的缺乏等村级治理方面的问题将严重影响制约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持续性与完善程度。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国内研究进展与深化

梳理总结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主要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从个体、家庭、村庄和村级以上区域4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果包括农户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以及其他方面。未来可重点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三是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四是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文化建设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之一,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对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十分重要。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供给观念落后、供给机制不科学且供给质量不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社区的文化建设。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模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社区治理理念,能极大地发挥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应树立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理念,创新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机制与供给方式,探索新型农村社区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以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网络供给模式研究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非常重要。结合网络治理理论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实施网络治理模式的必要性;目前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过程中存在的观念落后、供给机制不科学、供给质量不高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由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组成网络化供给主体,构建农村社区公共文化产品的网络供给模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黑龙江省农村社区城镇化中社会公共供给问题研究

在城乡统筹背景下探讨了黑龙江农村社区社会公共供给问题,梳理农村社区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村城镇化的关系,以及黑龙江农村社区社会公共供给与配置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在以上问题的解读基础上提出加强黑龙江省农村社区社会公共产品配置的相关对策建议。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和传统的公共产品理论相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政府供给出现了低效率和无效率,决定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应当多元化,借鉴国外的经验,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不是唯一的,从组织形态上看,农村社区、私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政府必须营造一种有益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的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充分调动各种供给主体的积极性和优势,加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步伐。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

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问题.重点分析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乡村精英组织参与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激励机制.通过模型分别论证了乡村精英以及其他普通成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实现路径.     

收入差异视角下农户公共产品需求分析

农户是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和使用者,政府供给的农村公共产品是否符合广大农户的需要,是衡量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重要标志。通过分析入户调查数据发现,目前各级政府和村庄基层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还不能满足农户的基本需求。通过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农户对公共产品需求度,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户对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大体呈现递减趋势,而对非生产性公共产品需求呈现递增趋势。     

财政分权促进了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提高吗？——以北京市为例的实证分析

通过SPSS计量软件,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财政分权体制的关系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存在着显著差异,1994年以前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财政分权体制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财政分权对促进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没有积极效应,而是相反,存在显著的负效应;（2）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瓦格纳定律相悖,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与GDP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1994年以前,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1995年以后,北京市地方公共物品供给与人口规模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地区差异测度

采用两阶段DEA方法对我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地区差异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第二阶段在控制了外生变量的影响后发现,GDP水平高的地区并不意味着公共品供给效率就高;人口密度越大、工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因成本产出因素折射出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越高;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相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者的双向因果关系还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     

论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城市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数量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文明与进步程度的标志,公共物品运营高效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经济能否快速健康发展.城市公共物品范围及规模的确定、城市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等与城市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内在关系.     

农村公共产品的非政府供给

本文综述了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有关理论基础,讨论了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形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存在的非政府组织能力低下、制度设计存在严重偏差、对于乡村干部缺乏约束和激励、忽视传统治理资源等问题.并指出要通过增强非政府组织相关能力,发挥制度协同作用,注意实现乡村干部的有效约束和激励,改造传统治理资源等措施改进农村公共产品非政府供给的效率.     

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机制重构研究——基于四川省某市H社区的个案分析

随着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自然村落地区面临着向就地城镇化的城市社区形态演变,村改居社区能否实现优良的公共治理不但关乎人民的获得感,更会影响到城市群建设与区域联动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以西部四川省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以事件—过程为分析视角,阐释了H村落到社区转变中公共性治理的转变历程。研究表明,H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变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表现为乡村精英、家族—社区、基层政府三者间形成的公共性治理的“圈层结构”。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体系构建需要将多元治理的参与平台制度化,治理过程要注重寻求传统文化与治理规则的平衡点,做好治理重心下移后社区服务组织化承接体系的建设。     

个体异质性与环境公共物品的私人有效供给

解决累积性环境恶化问题亟需所有个人与组织转变行为方式,为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而共同努力。基于个体异质性,选取最重要的异质性维度——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分析在单维和多维场景下,个体有效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均衡条件,以及政府环境政策工具的实施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只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时,潜在的大集团无法实现环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强制控制方法通过设立企业必须遵守的排污限制和技术标准等,能够提高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而同时存在个体偏好异质性和成本异质性时,市场化方法能够发挥其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规避强制标准检测、执行的困难和政策后果的不确定性,提供比后者更高水平的环境公共物品。结合研究结论,认为应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加大环保法规标准执行力度,明晰环境治理责任主体,通过利益杠杆调动公众积极性。     

西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与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西部农村在“城乡”和“东西”双二元经济结构制约下,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严重不足,现已成为制约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本文在分析西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主体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和西部农村公共物品提供对经济发展效应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论证了这一结论．并根据西部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及形成机理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问题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5款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司法实务中有些案件依此规定判决往往会出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情况。通过比较法研究和实证分析,笔者认为,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问题的实质,是涉及一个国家中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的关系问题。因此,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在私法上的效力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近代化历程

中国民间公益事业的前身不是小共同体公益,而是社邑这种特殊形式.中国内部是小共同体公益继承、突破大共同体公益兴起;外部,西方式现代公益模式渐入中国,形成了被认为是西方传统的公益模式与公民社会公益共存的独特局面.同时,近代中国多元的政治力量支持不同的制度因而形成不同的公益组织,它们的发展各具特色.中国民间公益近代化具有多元影响,呈现多元特色.     

新型公共服务参与供给模式的研究——以齐放网模式为例

公共服务供给第三方参与在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加重要,而社会企业对新型的企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模式各有不同。由于社会企业组建的公共服务参与系统在供给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上有显著效果,而其成为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第三方的重要要素,决定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也有管制。以＂齐放网＂为例分析社会企业为核心的新型第三方参与模式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优势与不足,为政府在管理公共服务供给时的效率提升,促进公共部门主体间的协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