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清城与满城

唐代以后的成都城墙,几乎都是在唐代罗城的格局与基础之上修建的。对于已被毁坏的成都城墙,五代后蜀、宋代和明代均进行过各自的修筑。清朝建立以后,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四朝的恢复重修,使得成都的城墙、大街、大桥与城内各主要建筑的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现代。在成都大城之内的西部,清代还专门修建了满城,用来作为满蒙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的驻地。满城在清代是相对封闭的,未经准许的汉人不能随便进入。清朝灭亡之后,除抗日战争期间一度得到过维修外,包括满城在内的成都城墙大多被逐渐拆除了,不过时至今日,仍然能看到一些残迹。成都城墙的兴废过程,就是这座城市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     

新诗诗人笔下的成都文化

百年新诗发展中,许多诗人都叙写过"诗歌之城":成都。这些诗人笔下的成都既有历史文化的延续,更有基于现代文明烛照下的新的神韵。本文通过梳理比较典型的叙写成都的新诗诗歌,分析成都在近百年的历史文化发展和变迁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现代文化品格。     

成都满城考

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清代的驻防制度在客观上起了促进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加强民族团结互助的作用,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阂、打破民族壁垒。成都的满城和全国其它各地的满城一样,是民族团结的象徵。     

财政压力下的日本制度变迁研究

本文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探讨财政问题对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影响。战后日本在经济赶超过程中形成的"强政府干预"发展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日本的"强政府干预"模式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稳定且复杂的系统,而政府主导的改革又无异于"自我革命",因而制度变迁是困难的。本文通过对日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的动因——效果(即"政府、企业、个人"关系变化)的考察,认为财政危机是构成日本制度变迁的"硬约束",财政压力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结束后"官主导"模式演化的直接起因。     

从驻防满城到里城大院——开封驻防满城的变迁

开封八旗驻防设置于1720年,是清代八旗驻防黄河防线的重要一环。清末民初,开封驻防满城发生了巨大变迁,满城被拆除,旗人被迫去工厂做工或到农村务农,旗人的司法特权消失,生活极端困顿,人口因社会的剧烈变动而锐减。新中国建立后,开封满族、蒙古族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走上了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道路。     

成都的城门

成都自秦末筑城,但有关成都城门的文献资料明清以前的所知不多,本文重点介绍了明清直至民国、抗战时期成都城各个城门的历史变化情况,以及导致变化的历史史实。成都城门的历史变迁是一幅生动的时代变迁的历史画卷,为我们研究成都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很好的佐证材料。     

享受生活的补锅匠

"补锑锅铁锅……"补锅匠抑扬顿挫的吆喝声,是"老成都"们最熟悉的声音。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补锅这一行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成都城西的荣光巷,一位九旬的补锅老人却仍坚持干老本行。"我92岁了!"老人得意地说。年轻时,这位叫曾运发的老人是烧锅炉的,1970年从西藏回到成都后就开始学补锅。"补锅其实很简单,我站在边上看了几次就学会了。"曾大爷说,那时他为了供养7个儿女,每天天不亮就出门,骑着自     

成都文化产业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研究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深刻改变了成都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地位。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特色突出、优势明显,其文化产业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针对成都文化产业如何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提出了要提高成都文化产业在"一带一路"实践中的参与度,充分发挥成都作为丝绸文化之源的优势,打造高端国际化文化产业交流合作平台,充分发挥中巴经济走廊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学校与城市:校园变迁对近代成都城市空间的影响

学校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变迁往往会对城市空间产生深刻影响。在近代成都,新式学校出现之前城内以贡院为导向的旧式学校塑造出传统的城市空间。而清末民国时期,以国立四川大学及其前身为代表的新式学校逐渐成为成都城市空间构建的重要参与者,其开办和之后的校园变迁对当时成都城市空间演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成都早期现代化的显著表达。     

论成都在元代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蒙古军占领成都,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深入西蜀堂奥之区,建立永久性据点,作为立足"根本",进而顺江东下、攻灭南宋的战略布局。占领成都不仅有助于充实蒙古军事实力,也为日后蒙、宋两军在川蜀对峙格局奠定基础。在平定四川、灭亡南宋的战争中,蒙古军借助成都平台的战略支撑,发挥了招降纳叛、统军伐谋、转饷馈漕的重要作用。元朝灭宋后,成都作为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驻地,是全国著名的军事重镇,兵戈军戎色彩极为浓厚。成都之所以能在元朝大一统的格局下,在"马上取之,马上治之"的进程中,彰显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与成都本身的战略位置有关,也与亡金、亡宋后的形势有关,更与全国统一后的国内时局有关。     

李劼人“三部曲”的民俗学价值

李劼人小说是成都民俗的活化石、变迁史和多棱镜,对研究清末民初成都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代中的传统:民国时期成都的“木书业”

"木书业"即雕版印刷业.民国时期.由于成都有雕版印刷的传统,加之社会对雕版印刷书籍的需求,以及雕版印刷比机械印刷成本低廉、简便灵活等原因,使成都的"木书业"久盛不衰,在当地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成都"木书业"虽然数量遥遥领先,但多系资金薄弱的小型店,抗拒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成都"木书业"出版了内容包罗万象的各种书籍,为便利民众生活.保存古籍,传播四川的近代文化.支持私塾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都的历史与现实——评《天府的记忆》

"天府"一词由来已久,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都有过天府的称号。但现在"天府"一词几乎成为了成都平原的专称。本文通过对《天府的记忆》一书中记载的成都厚重历史及优越的地理区位进行简评,在赏析此书的同时并对成都天府之国地位难撼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但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因子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是不同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共同决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我国31省市农村工业化水平聚类结果与其对应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指标变量均值的比较,既体现出不同农村工业化水平地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特点,又以历史的脉络演绎我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和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时滞性和非平衡性.     

对“同性卖淫案”的再透视——从语言学的角度

"同性卖淫案"引起社会关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法律适用中对"卖淫"的法律概念不能做清晰的界定,囿于传统的概念,走不出"女性出卖肉体"概念的泥沼。本文从法律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卖淫"定义的误差,"卖淫"语境的变迁,"卖淫"与语言的"开放结构"等等,从而说明了法律语言及其概念也应该随着社会的变迁,表现出开放的姿态,与时俱进,使法律在适用的过程中更好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清代子弟书题材来源考

子弟书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北京八旗子弟创造的一种说唱文学,其内容有78%来自明清时期流行的戏曲和小说,22%为八旗子弟的原创作品。这一结果与清代八旗子弟对汉文小说、戏曲的痴迷有重要的关系,他们对故事艺术效果的重视,也提高了其作品的文学价值。     

对奢侈消费的文化解读

"奢侈"一直是历史与政治进程中的伴生物,与统治集团的政治地位相匹配,并得到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保障.在一定历史的社会中,节俭与奢侈可以深刻地、合理地同时存在,并且与社会道德体系紧密相联."奢侈"概念的发展是一个界线模糊且意义复杂的动态进程,受到时代变迁、具体文化语境、主体深层认同、宗教的内在规定性以及情感与审美等多重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为文化范畴中的奢侈并非毫无文化价值与意义,人们通过特殊的、夸张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消费方式去尽力表现伦理道德、地方秩序、等级地位以及对精神与情感世界的需要.     

从子弟书看清代旗人官吏的日常工作

子弟书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北京的八旗子弟们创立的一种曲艺艺术,以作者、表演者、听众都是八旗子弟而得名。子弟书中有很多篇章记录了清代中后期旗人官吏的日常工作。结合清史可以从中了解清代侍卫如何站岗、值班、参加礼仪庆典;也可以还原当时文职京官的工作细节,包括如何主持祭祀、管理皇家马轿以及处理政府公文。     

乡官与明代政治生活

明代乡官作为在野官员是官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随着明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变迁及官僚集团内在构成的变化,乡官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露,并逐渐成为明代政治生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明代乡官的政治活动一般集中于地方,在积极地辅佐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同时,也表现出把持地方官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的倾向;且明中叶后乡官利用地方官员来对抗中央政权中某些势力的倾向也在增强     

新中国制度变迁中的政府作用

制度变迁要受到各种初始条件的约束,其演进轨迹依赖于制度变迁前的各种制度要素.建国以来我国的制度变迁采取的是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一模式的选择决定了政府在构建新制度及实施过程中的主导性地位.在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应逐步将自身纳入制度化轨道,通过制定合理的产权制度、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以减少摩擦成本,促进经济增长,使制度变迁沿着良性循环的"合辙"(Path dependence)型轨迹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