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的路径与逻辑——基于湖南鹊村的经验考察

通过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鹊村土地合作经营模式为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重构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理。农地“两权分离”的制度安排造成村治主体能力不足、村庄治理资源匮乏和治理规则失效等乡村治理困境。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积极回应,其促进了村治主体能力提升、治理资源集聚和治理规则重塑,从而实现了乡村治理有效。研究发现,乡村治理重构的关键是再造集体治理能力,这涉及资源配置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两个方面。“三权分置”改革通过产权结构调整提升集体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激活村庄利益关联和政治关联强化集体的组织动员能力,实现了集体治理能力再造。     

林业合作组织中合作关系的演化博弈分析——以“公司+林业合作组织+林农”模式为例

"公司+林业合作组织+林农"模式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出现的一种重要的林业经营组织形式。为了研究公司和林农这两个利益主体行为的演化规律,运用演化博弈论中的复制动态方法,建立了公司和林农合作关系的复制动态模型,对影响其合作行为的一些因素,如双方的初始合作意愿、合作收益、合作成本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博弈模型的分析结果,分别从提高初始合作意愿、提高合作收益、降低合作成本等角度提出促进该模式中公司和林农合作关系稳定演化的建议。     

农村集体土地“三权分置”中政策权利的法律归位

农村集体土地的"三权分置"政策施行的实然性并不意味着法理上的应然性,既有"三权分置"的政策制度缺乏演变为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理论上也没有达成"三权分置"权能配置的基本共识。究其根源,乃在于"三权分置"存在政策上与法律上不同的解读路径。事实上,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已经形成路径依赖。为了避免"三权分置"政策在路径依赖中形成"路径封锁",我们不应当企图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展开有关承包权和经营权的立法设计,而要从法律自身逻辑体系之中寻求适当的路径。遵循民商合一的基本理念、团体主义的方法论以及"所有权-用益物权"的物权体系,再解读"三权分置"政策,"三权"应为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就法律结构而言,"三权"在民法典中应表达为财产权,在物权编之中则表达为"所有权(成员权)——用益物权"。现行《物权法》中有少许成员权的规则,但仅关注到成员权的一般规则并存在权利错位与缺失。因此,法律上还应当重点确定承包权等特殊成员权的基本规则。同时,承包权回归为成员权,也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还原为经营权。基于经营权客体的特殊性,经营权的法律制度设置应当遵循集体经济组织监控的前提,反映到经营权基本规则的设计上,即表现为经营权的设立、变更和消灭需要取得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或备案),方能依法登记产生物权效力。     

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

通过集体林产权制度沿革分析,提出了在新时期赋予林农林地的永久使用权、完善集体林产权委托代理结构和进一步放活集体林经营权以降低林权流转的交易成本等深化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思路。改革实践表明:通过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显著提高林农营林护林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林农收益,盘活了森林资源,促进了村财增加,促进基层单位职能的转变和农村社会和谐。为此,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必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潜在风险及其管控

作为新的制度优化举措,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存在制度绩效损失的风险,而产权治理结构是引发制度风险的关键因素。基于产权治理结构的视角,从产权安排、外部环境与主体因素方面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生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改革实践中,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存在"弱市场+自保障""弱市场+强保障""强市场+自保障"和"强市场+强保障"等差异化产权治理结构,但由于产权治理结构存在内在运行机制和环境适配性缺陷的不确定性,导致实践过程中产生宅基地权益难以充分实现、宅基地再配置与再利用效益不足等潜在风险损失。为防范和管控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风险,应从健全交易体系,完善配套措施,提升宅基地产权治理结构效率;强化农民主体地位,因地制宜推进改革,改善产权治理结构适配性等方面制订风险管控的具体措施。     

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有关问题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是当前我国农村进行的重大制度改革,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重要环节,是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不断强化农民对于土地的实际控制,不断增加农民的土地收益。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可以实现农民土地承包地块、面积、合同、权属证书"四到户",可以实现从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转换,这将对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收益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发展与创新——从“两权分离”向“三权分置”的跨越

研究目的:从历史维度考察自1956年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来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演进的历史轨迹,发现其演变规律,以破解当前农地"三权分置"的路径困局。研究方法:法律(政策)文本分析法、历史对比法、逻辑推理法。研究结论: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经历了一个"一生二、二生三"的发展历程,"一生二"是指一权变两权的"两权分离","二生三"是指两权变三权的"三权分置"。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后,在国情农情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有关"三权分置"的论述是习近平"三农观"在"两权分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既有原则性的继承,又有突破和创新,并在权利体系和经营理念上对"两权分离"进行了全新覆盖。     

从单一产权到“三权分置”: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70年沿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经历了"单一产权——二级产权——‘三权分置’"的改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单一产权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确立的。20世纪80年代初,土地单一产权制度因激励不足,而随着政社分开改革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二级产权制度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20世纪90年代生产要素市场化流动使得土地二级产权制度面临调整的节点。"三权分置"改革思路反映了市场经济对农地产权的多样化需求。当前农地产权制度存在的问题可以从明晰土地产权、完善开发规划、健全交易体系等方面解决。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架构下,释放农地多级产权的经济活力是具有历史开创意义的尝试。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和推动力之一,未来的中国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使命依然艰巨。     

林农合作组织的合作联盟博弈分析

运用博弈论研究林业经济合作组织主体之间的合作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合作联盟的博弈模型,分析了林农和合作组织的纳什均衡策略及均衡结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合作组织达到稳定的规模情况,最后使用案例对博弈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加入该组织后获得的收益不少于保留收益,林农就会有加入组织的意愿;如果新的林农加入合作组织后能够为原合作组织带来收益增长的空间,合作组织就会制定合理的分配份额激励林农加入。一个地区是否出现林农加入合作组织的行为以及合作组织达到稳定的最大规模与该地区的规模效益函数、组织成本函数、外部性函数和组织的分配规则情况有关。     

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探讨了影响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因素,对影响农户造林投资行为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提出相关政策建议:(1)建立林农造林合作组织;(2)从政策、资金和技术上对林农造林投资给予扶持;(3)创新农村金融制度,扩大林农有效融资渠道等;(4)地方林业管理部门定期对林农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对林农林地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加强对林农造林的服务意识;(5)对于林农荒山造林及不属生态保护范围内的林地,提高采伐指标,用市场的手段来有效调节。     

江苏皂河灌区SIDD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与绩效实证分析

江苏皂河灌区是我国较早推行水资源SIDD管理模式的重要试点之一。这一管理模式的运行机制特征可以从产权制度安排、运营制度安排、激励制度安排、组织制度安排等得以体现,其运行绩效主要体现在用水机制、管理方式和交易成本降低等方面。     

企业产权结构对企业效率形成的影响分析

企业产权结构包含初始安排、集中程度和公有程度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通过产权的激励功能、约束功能和配置功能影响企业的资源配置能力,从而作用于企业效率。各类产权结构下的交易成本、治理机制、资源投入能力、内部组织费用、规模经济等方面不同,形成明显的效率差异。     

契约经济学: 起源、演进及其本土化发展

面临交易成本问题、不确定性和风险约束,现代契约设计的核心是缔约方权利与责任的治理结构安排;有限理性、交易成本、未来不确定性及风险所引致的理性不完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契约不完全,而契约不完全导致的剩余权利与交易匹配是实现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契约经济学本土化发展的不足与挑战是交易费用度量困难、风险对称配置机理模糊、契约履约机制研究薄弱和非正式规则在契约自我实施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匮乏。如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协调安排,降低契约实施成本,是中国市场经济实现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重要课题。     

中国国有企业交易成本研究

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总的划分包括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交易成本、企业与外部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及企业内部管理交易成本三大类。从企业管理者处理政府管制所花费的时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代理成本对企业效率的影响度量进行分析,可见,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导致总成本踞高不下,经济效率低。为此,应从实行复合产权制度,强化法律契约,规范市场信用秩序和完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等方面来降低国有企业的交易成本。     

基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功效与制度创新分析

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和驱动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一种有效的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效应：约束主体行为与经济关系,减少社会经济的无序和不确定性;明确产权,降低经济机会主义与交易成本;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使经济各要素的潜力充分释放。在一个动态环境中,原有制度会逐渐固化,蜕变成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所以,制度必须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一步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公共部门产权若干属性探析

文章以我国公共财政的建设为出发点,对公共部门产权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全文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通过对产权体系的分解,从中剥离出“公共部门产权”,并说明了该产权是公共产权这个大层次中的一个亚层次。(2)对公共部门产权的若干突出特征进行了分析论述,并对这些特征所体现的意义作出了必要的说明。(3)对公共部门产权条件下的交易费用问题进行了分析,说明了公共部门的建立,固然有减少交易费用的一面,但从总体上说,与私人产权相比,公共部门产权条件下的交易费用必然较高。在此基础上并指出,采取有效的制度安排,合理降低交易费用也是可以实现的。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三权”关系、政策内涵及实现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制度创新,也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理论和政策的重大创新与突破,其内涵丰富。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宅基地产权变迁的回顾,分析了宅基地“三权分置”下的权利关系,构建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基本框架,对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内涵进行阐释。从政策本质上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旨在重塑集体所有制下的宅基地产权结构和权利体系,以完善和丰富宅基地权能,实现多元主体共享宅基地产权。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包括: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权能;重塑宅基地产权结构,保障农户享有更完整的宅基地权利;推进社会主体共享宅基地使用权,促进农村宅基地盘活利用。     

知识产权法中公共领域的经济理性与制度反思——基于悲剧（喜剧）理论的比较分析

系统梳理悲剧（喜剧）理论可以发现：由于存在多元创新动机与非排他性激励机制，排他权利的创新激励作用有被过分夸大之嫌，公共领域之于创新的经济理性——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动态交互与促进正外部性外化，未能得到充分重视。科学的知识财产观念与制度应当重视公共领域的作用，充分利用非排他性激励机制与从宽设置知识产权豁免机制。     

林权抵押借贷双方博弈行为分析

南方集体林业产权制度改革以来,林农经营林业积极性普遍提高,为了解决林农林业经营过程的资金短缺与“融资难”问题,国家开展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针对我国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过程,从博弈角度探讨林权抵押借贷双方存在的风险、分析了林权抵押、担保机制的形成过程与效果,建立林农或林业企业融资方与金融机构投资方之间的博弈行为模型,并得出贷款利息、抵押物的价值、信用机制是影响林权抵押借贷双方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根据影响因素提出风险防范的有效措施。     

公司瑕疵设立事前规制失效的经济分析与展开

公司瑕疵设立在公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影响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因此各国或地区往往采用事前或事后的方法对瑕疵设立进行规制.由于产权缺位与模糊导致的诚信缺失、实质审查制的低效运行和权力寻租、机会主义的泛化和深化、股东有限责任引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多方利益主体博弈的机制设计无法实现激励相容以及背离公司设立制度变迁路径六个方面的原因,事前规制无法有效抑制公司瑕疵设立的发生.要抑制公司瑕疵设立,不仅要放松对公司进入的管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更重要的是完善产权制度,塑造社会诚信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