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具诗在北宋的发展

农具诗产生于北宋,并且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北宋规模较大的农具诗创作主要有两次,其一是孙端、梅尧臣、王安石等人的组诗创作,其二是满执中与王令的组诗创作。北宋的农具诗中,吟咏水车的数量较多,诗中描摹水车形象、突显水车功用和引发对汉阴丈人的评价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代表了农具诗的基本特点。农具诗在北宋的产生和发展,跟"宋诗"的演化、中国咏物诗的发展以及"耕读传家"文化传统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的农具诗不仅推动了"宋诗"的生活化,推动了后世农具诗的发展,即使对当代农具诗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北宋的元旦是春节

早在北宋时期,就有元旦这个节日了,但是北宋的元旦不是阳历的1月1日,北宋的元旦是农历的正月初一,也称元日、正旦、元正、岁朝、年朝等。"正月朔日(初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元旦的时候,在北宋的京城,宫廷里要举行大规模的朝会,皇帝要受百官的朝贺,而百姓都要早早起床,梳洗打扮,穿上新衣,走亲访友,相互祝福,把酒相庆。从元旦这天开始,北宋政府准许百姓可以在三天中参与关扑游     

北宋诗歌的变唐历程

北宋诗歌艺术精神与审美特质的形成与确立,虽然原因种种,但其中最关键、最核心也是最本质者,则是因北宋诗人的"宗唐而变唐"所致。所谓"宗唐",就是以唐诗为典范向其学习,而"变唐",则是指借鉴唐诗的创作经验以创作出与其不同的美学风范之诗歌来。北宋诗人的变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具体为:初期,于模仿中初显精神;中期,执著而热烈的变唐;晚期,宗唐而变唐的高峰。这三个时期的变唐,既成就各具,而又特点各异,在北宋诗歌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宋代新儒学复兴

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北宋散文简论

北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北宋散文的发展几乎是与北宋古文运动同步发展的。欧阳修奠定了北宋古文运动胜利的基础，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并标志了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北宋散文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古代散文宝库中璀璨的珍宝。     

北宋东京城门管理制度的时代特征

作为北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的产物,北宋东京城的城门管理制度,既有继承唐代长安城之处,又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且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一直处于补充、完善之中。从宋代政局演变上看,它的运行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北宋东京城制定有严格的早启晚闭与夜间开启制度,官员白天进入皇宫要凭门籍,还要遵守下马地点、衣着等方面之规定。外城城门,除了日常的启闭外,白天还要履行对进出货物进行检验、征税以及盘查官员之职能,成为城门管理的重要环节。这种管理制度,是东京城开放的街市制的产物,又与北宋"守内"国策以及对京师官吏的管控息息相关,颇具时代特色。     

试论北宋文人画思想的价值取向

北宋新的士风的形成,各个文人集团的逐步形成,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蜀学、洛学两派对于文道关系的观念之争等因素对文人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北宋绘画思想的重大转变首要表现在苏轼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士人画"说,使文人画思想的重心发生了转向;其次表现在黄休复提出了绘画的"逸品"观,确立了文人画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这一切的变化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国绘画艺术思想发展的新态势,对后代绘画思想与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北宋军队回易问题再探讨

"回易",在北宋时期,演变成为北宋军队从事赢利性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虽弥补了军费不足的窘境,使得军费的不足的压力可以得到稍稍缓解,但是回易是军队这种特殊身份的群体的行为,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军队回易阻碍和破坏了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秩序.因此,从北宋时期军队从事回易活动对商品经济的影响为出发点,阐述北宋政府对军队从事回易活动的限制与管理.在对军队回易活动的监督和管理的基础上,保证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秩序.     

北宋文人辞赋尚雅情结发微

北宋辞赋继承唐赋基础而又青出于蓝,名家名作迭起蜂出,辞赋作品中,呈现出一种尚雅情结。本论即从该点出发,从对"雅"涵义的界定入手,继而深入探讨北宋文人辞赋尚雅情结的多重表现(包括文人的内在心理和外在创作),并以众多代表性辞赋作家和代表性辞赋文本为例,力证其作品中的尚雅情结,文末则意在探讨北宋辞赋家尚雅的多元因素。     

论北宋守成之君宋仁宗

宋仁宗赵祯是北宋第四任皇帝,一生没有太大的作为,历来不为研究者所关注。但仁宗在位时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涵咏和张扬,宋仁宗与他的士大夫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和谐的文人社会,为北宋的"极盛"时代的到来,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本文以宋仁宗所处的时代,其角色意识的政治文化意义,以及他在和谐文人社会构建中所起的作用,为重新审视宋仁宗的三个视角,对他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功绩,给予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北宋运河走向与政治、经济中心转移

古代开挖大运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沟通,这也无形中影响了运河的走向。北宋运河走向的变化,与当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日渐分离,政治、经济中心向东、向南的转移有关。北宋运河也成为大运河历史走向从"弓背"向"弓弦"转变的过渡时期。     

北宋经济的发展及其活力

北宋的统一不同于汉、唐的统一;与北宋并存的政权,还有以北中国主人自居的辽、和雄踞在祖国大西北的西夏,故北宋的疆域比起唐朝要小得多。但北宋的经济确比盛唐发达得多。试以北宋经济活动的几项主要指标来看,北宋比唐朝至少翻了一番。北宋经济在短期之内取得较快的增长,其经济活力值得我们探讨。     

北宋后期的陶潜热与宋诗学转向

熙宁元年,宋神宗登基变法,北宋历史进入后期阶段。在诗歌领域,已经显露自家面目的宋调也在追求新变。继韩愈、杜甫之后,宋人上承中晚唐人,找到了新的诗学典范——陶渊明。故本文通过从唐代到北宋,官方民间日渐兴起的靖节祠修建与祭祀活动,从中可以窥知当时的时代精神,发现尊崇陶渊明的社会潮流及其诗学意义。尤其是宋人别具只眼地从陶诗中挖掘出的"反常合道"的奇趣诗论,更俨然成为宋人标举陶诗的最高境界与北宋后期诗学的终极目标。     

略论北宋词的畸形发展

对于北宋词 ,人们历来都给予很高的评价 ,诸如词风的革新、意境的开拓、艺术技巧的提高、题材的扩大等。但是 ,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王朝 ,有着复杂的社会生活 ,有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民生疾苦等内容 ,在北宋词中几乎难以找到 ,而这些内容却是北宋诗所经常反映的。北宋词人虽然在这些方面也进行了努力 ,但在艳情词强大势力的统治之下 ,词的题材范围局狭 ,主题取向狭窄 ,审美情趣内敛 ,这样 ,词的发展的畸形性就随之表现出来 ,而北宋党争则是其畸形发展的最深层的原因。     

北宋的养兵政策

养兵政策是北宋王朝立国治军的一个基本政策,也是北宋军事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这项政策,研究宋史者虽经常提及,但多语焉不详,罕有专门论述。本文拟对北宋养兵政策的产生、内容及其作用作一初步考察,不当之处,敬俟匡正。     

北宋中枢官制初探

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北宋的官制是相当复杂的,多数书籍于此都只是横断面的提及而缺乏纵深方面的研究.对北宋中枢官制进行浅析,有助于北宋其它制度研究.     

论北宋的黄老思想

北宋是继西汉以后黄老思想流行的另一个高峰。北宋多数帝王有崇尚黄老之举,君臣上下共同推行,思想界互相呼应,黄老思想几乎漫延于整个北宋王朝,其中仁宗朝尤为显著。宋仁宗不仅对黄老十分推崇,并且更加自觉,在位期间被时人及后世称为太平之治,故宋仁宗才是北宋崇尚黄老最有代表性的皇帝。而宋神宗言及他对汉之文景、唐之太宗、孔子均无间然,可见黄老与儒学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具有相融之处,这也是北宋黄老与西汉黄老区别之所在。     

"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还是行动上,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北宋中后期乡兵地位的上升

北宋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长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消极战略。因为边防线过于绵长,禁军的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有效防御辽和西夏,以及对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的袭扰,北宋中后期,政府在边境地区征募了大量乡兵协助禁军戍守和作战,乡兵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在西北的宋夏边境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乡兵逐渐成为巩固边防和维持对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中坚力量。     

论北宋隐逸文化的特质

北宋的隐逸文化独具特色,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时代,也是隐逸文化的转折时代。本文从隐士人数的剧增、隐士对社会风气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士大夫日常生活的影响、隐逸之风对品评人物的影响四方面,探讨北宋隐逸之风的兴盛,认为北宋隐逸之风兴盛的原因有:士阶层的空前壮大增加了入仕的难度;社会分工细化,经济、文化的发达为退隐提供良好的生活土壤;庞冗的政治机构、名目众多的闲官制度催生隐逸闲情;频仍的党争和三教合一是隐逸兴盛的政治土壤和思想土壤。北宋的隐逸文化实现了转型,隐逸方式由小隐山林逐渐向大隐朝市发展,文人普遍追求"心隐",隐逸精神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其精神内核是淡泊名利、进退合道,外在表现则是追求自由与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