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导致沿线国家落入债务陷阱了吗？

[提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显现。但是国际上以“债务陷阱论”为代表的负面评论也伴随而生。针对这一质疑,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根据数据完整可得性和地理标准,在沿线64个国家中选择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归入处理组,65个非沿线国家归入控制组,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验证“债务陷阱论”是否成立。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在使中国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显著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导致沿线国家的债务水平显著上升,反而具有一定的降债效应。因此,“债务陷阱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成立。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的影响——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发展出版贸易是中国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为了探讨“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中国出版业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实现对外贸易的新发展，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为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文化距离三个方面，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不同国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出版物出口贸易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且该正向效应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优化沿线国家科技发展水平和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出版物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异质性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低等收入国家、六大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出版物出口贸易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文化背景相似国家的贸易的促进效应最明显。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历史成就、现实挑战和未来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已迈过十年征程。十年间,“一带一路”合作务实推进,实现全面发展,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互联互通网络构建、深化经贸合作以及加强资金融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一带一路”倡议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波动较大,地区安全问题严峻,规则协调整合水平仍需提高,以及“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话语权构建不足等问题,形成了“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未来,我国应进一步提升融资风险规避掌控能力,建立完善投资监管、财政、债务可持续性框架以及法律风险评估机制,推进绿色规则标准体系对接,在“一带一路”环境治理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把握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机遇,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提升国际领导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     

OFDI、制度质量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战略,在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40个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东道国制度质量以及二者互动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效应;（2）沿线国家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OFDI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G-L指数、BI指数、MIIT指数和VIIT指数,测算了2000-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状况,并实证分析了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但双方半数类别农产品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增量主要源自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的作用也在加强;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增量的主要源泉,其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明显增强;中国与沿线各地区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存在明显地区差异,与东南亚、南亚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与西亚及埃及、中亚及蒙古、中东欧及西欧则一直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相对经济规模、贸易距离、产品差异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外商投资、贸易不均衡、收入不平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均显著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产茶国茶叶出口竞争力比较——基于显示性指标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的主要茶叶出口国也是茶叶消费大国,中国的茶叶贸易对世界茶叶贸易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一带一路”框架下研究中国与沿线主要产茶园茶叶出口竞争力提升具备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沿线主要产茶国出口竞争力指标分析,指出中国茶叶出口相比“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茶叶出口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提升中国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FTA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仅有3个沿线国家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基于2000—2018年国家层面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真实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法治水平下的异质性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伙伴国的双边贸易，并对中国与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2)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主要从需求侧、供给侧、供需交易三个方面通过经济规模、技术创新、外汇储备和贸易成本四种机制对中国与沿线不同法治水平伙伴国的双边贸易产生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较高法治水平伙伴国中主要通过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外汇储备和降低贸易成本对其与中国双边贸易产生促进作用，未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促进双边贸易；而在“一带一路”沿线较低法治水平伙伴国中未能通过这四种机制对双边贸易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自由贸易协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提质扩容，同时因地制宜地放宽对低法治水平国家的贸易优惠政策。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研究

采用政策评估的有效方法——双重差分法,评析“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实证结果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升了沿线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进一步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区位上,“一带一路”倡议对提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更为有效。从沿线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而对发达国家则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国际投资意向来看,实现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及制度合作将有助于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实证拓展研究使文末的政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发展、挑战与建议

自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深入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支持,开拓出一条贯通沿线国家、区域共同繁荣的共赢之路。本文首先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三阶段,其次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指出“一带一路”是当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顶层设计,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外交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体现。接着概括了“一带一路”的主要成就与挑战。成就涵盖政治、经济、人文、生态等多个领域。挑战主要来自美西方国家、澳印日等国、东道国以及中国自身内部四个方面。最后,扼要分析了新阶段“三大倡议”与“一带一路”之间的关系,并针对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论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从词与物的传播说起

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但由于古道赖以存在的必要传播商品丝绸不是生活必须品,丝绸之路时有中断。伊斯兰教的东渐,使丝绸之路有一个大的中断。随着恃茶习俗在丝绸之路上的形成,茶马互市在丝绸之路上出现,丝绸之路得以复兴。唐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必要传播商品由丝绸转换成茶,丝绸之路开始向茶马古道转型。     

川陕公路开通前的蜀道交通述论

抗战前夕,川陕交通处在由古代驿站交通向现代公路交通的过渡阶段。秦岭南北的川陕地区是中国西部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1932年,国民政府作出了以西安为西京、以重庆为陪都的决议后,川陕交通举国关注。在此背景下,何庆云、李文一、吉尔门、林散之四位风华正茂的中外学人,从1932年至1935年,通过秦蜀古道畅游川陕,记录了古蜀道最后的辉煌,全方位展示了古代栈道向现代公路过渡时期的川陕交通面貌。何庆云在1932年9月12日到9月20日,从汉中到宝鸡,用八天时间。此时川陕公路还未动工。李文一的汉中至宝鸡之旅,从1935年的6月8日至6月15日,前后用了8天时间。美国记者吉尔门由成都到汉中大约用了九天时间,由汉中到凤翔大约用了六天左右的时间。书画家林散之自汉中至成都,一千四百余里,用了十九天。李文一与林散之都看到正在建设的川陕公路,但他们经行的仍然是“连云栈道”。连云栈道仍然是川陕交通的官驿大道,在1937年之后川陕公路完全取代了沿续千年的古栈道。     

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与兴盛

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开通始于西汉元始(公元1-5年)年间而兴于北朝时期,至唐代达到空前鼎盛期。该道初开时仅连通了车师后王国(今吉木萨尔县)与敦煌间的交通,自北朝以降发展为贯穿中原地区与天山北麓乃至中亚、西亚地区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其开通历史虽晚于南、中两道,但直到当代仍在使用。"新北道"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所发挥的作用远高于南、中两道。"新北道"经乌鲁木齐市以北数十公里外的北沙窝南缘通过,乌拉泊古城不可能是用于征收"新北道"赋税的唐轮台。     

专题弁言：中国历史交通地理

灯塔对近代航运发展和航道安全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传统研究更多是从全国层面切入或以沿海地区为中心分析灯塔的发展变迁,并未对内河特别是长江流域的灯塔建设进程及其所面临的安全问题进行过专门讨论,忽视了内河流域相较于沿海地区在灯塔建设防护中的特殊性。利用灯塔表和相关报刊资料对长江中下游灯塔发展及其防护措施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由于灯塔建设中资金不足、人员较少、防护措施简陋和配套制度不够完善,长江中下游的灯塔及其人员比沿海灯塔和灯塔职员更容易成为盗窃和抢劫犯罪的目标,这种风险的存在也影响到航运和航行人员的安全。     

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跨越"理论,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一种辩证的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论.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赋予"中国特色".实践反复证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丝绸之路的文化意蕴

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物质传播之路,更是人类文化呈现的舞台与文明展示的平台。在此视阈下,丝绸之路的文化意蕴得以不断彰显:世界文明观念重新发现,世界各人种民族不断融合,人类社会各种文明形态开放交流,人类物质文明相互流通,人类语言媒介交汇传播,人类观念信仰开拓延展,人类艺术创造相互展示、传播、交流,以及人类思想精神融汇沟通等方面。在这条路上,人类文明空间与时间相互融通、物质与精神齐头并进、人种民族相互融合、宗教与世俗相互适应、文化与艺术相互补充、经济与政治良性互动、战争与和平相互交替,真正具象地释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命题下"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细微肌理,因之也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文化意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统社会主义道路关系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归纳总结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有显著的区别,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超越、继承、突破与创新。科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对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人,走路:关于"道"的道说

人,走路。走路必得问（寻）路,而问（寻）路必得有亮光才有路可问（寻）。走路从未行到行,又从行到止;亮光从隐（黑）到显（白）,又从显（白）到隐（黑）;人从未生（无）到生（有）,又从生（有）到死（无）,为万物无一有一无行走之路,为“道”,为一种动态的过程。而当“道”在道出之际,又总是以言说、“道之”等的样态显现,既为行走,又为行走之导引,为万物（首先是人）得以行走起来的“先之”之动态趋势。路有歧正,而“道”无不正。人,走路,就是走在求“道”的途中。人欲把握“道”,必得从行走的路上抽身而出,以旁观者的姿态对它进行诘问,但人不能既行又止、既显（白）又隐（黑）、既生（有）又死（无）,因而人只能通过“损之又损”、“涤除玄览”,将本心之外所有附着物尽皆黜落,使之切近“纯一无伪”,实现对“道”最为切近的聆听与最为切近的体验,从而获得“道”的导引,自在地走在“道”中。     

中国共产党的交通战略与工作重心转移之关系探讨——解放战争时期占领交通要道、破路、修路三阶段的隐喻意义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是党的历史上重大标志性事件,是党正确认识客观规律、顺应客观情况变化的英明抉择,是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第二次转移会发现,这次转移与党的交通战略相互交织、密切相关.这是由现代交通与城市和现代战争的关系决定的.因此,从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占领交通要道、破路、修路三阶段的交通战略出发,探讨中国共产党交通战略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关系,对研究中国革命和战争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声”

浙东地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会之处,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和自然人文环境吸引了丝绸之路上活跃的胡人。唐代有不少西域胡僧、胡商曾进入浙东传法、兴贩;浙东官员中也有不少西域胡族,有的还著籍于此成为地方士族;还有不少胡族文人因为浙东自然山水和人文景观慕名而来漫游、隐居。浙东本土胡族文学家族和流寓胡族文人的文学创作给浙东文坛增添了特别的“胡声”。浙东唐诗之路上的胡风、胡音创造了唐代胡汉文学和文化交流融合的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