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多点执业的法律风险及防控对策研究

医师多点执业是一项下沉医疗人力资源、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医师多点执业有利于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促进分级诊疗实施、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以及优化多元化办医格局。根据多点执业实施现状,其推行缓慢的关键因素在于执业过程所面临的系列法律风险,如医疗机构面临行政管理下税收监管空白、不正当竞争以及因医师违约带来的经济损失等风险;医师面临竞业禁止、非法行医、劳资纠纷以及侵权纠纷等风险。为此,应当通过明确法律关系性质、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健全人事管理制度以及细化医疗损害保险制度等,强化医师多点执业法律风险防控,从而降低相关主体的风险顾虑,进而减少多点执业进程障碍,助推分级诊疗有效实施。     

基于分级诊疗制度的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评价——以安徽省为例

实施分级诊疗制度有利于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运用DEA模型从横向多窗口分析和纵向时间序列分析两个视角,对安徽省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前后的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研究表明,安徽省卫生服务资源的综合效率提升明显,技术效率优势突出,规模效率劣势尚存。而这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投入要素规模与结构以及卫生服务机制创新密切相关。因而,若要提升卫生服务资源的效率,需适度增加卫生服务投入,优化投入要素结构,完善医保支付方式,创新分级诊疗服务机制,实现城乡卫生服务资源的配置均衡。     

我国分级诊疗模式的演进及改革路径探讨

分级诊疗是供给侧结构性医改能否成功的核心要素,是健康中国战略落地的关键因素,也是应对人口总量增加、老龄化加剧问题的重要举措。我国分级诊疗实践大致经历了定点医院、逐级转诊,越级诊疗、"倒三角"渐成,问题倒逼、改革启动,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并进、改革加快推进四个阶段,但目前目标与实践尚存距离。我国当前分级诊疗改革试点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目标导向偏差、分工协作机制不健全、双向转诊不畅通、基层服务能力不足、保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借鉴国外经验,重点关注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稳定并强化医患关系、加快信息系统建设及资源配置、平衡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分析——基于不完全信息模型

我国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机制主要体现在：（1）事前对医疗服务需求的不完全信息,使服务购买者根据预期平均收益进行决策;（2）医疗机构等级分类体系和等级评价规则,使服务购买者掌握了医疗服务的质量信息;（3）医疗市场价格管制、医疗保障制度和居民不断上升的收入,使不同质量医疗服务的相对供给成本不足以抵消质量加成收益,最终导致服务购买者集中与更高质量梯级的医疗机构缔约。应通过建立诊疗与治疗分离的医疗机构体系,改革医疗机构等级评价规则等,解决医疗市场资源配置扭曲问题。     

北京市医疗机构运营效率研究——基于DEA分析法

运用DEA进行效率衡量和评估北京市医疗机构运营效率,分析造成现有医疗服务机构运营效率较低的原因。针对现有资源配置与运营效率,结合北京市各种医疗机构发展的特点,提出:政府应在医疗改革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中起到重要作用,有效进行市场化调节,保障资源的优化利用。医疗机构应承担解决人民医疗服务的基本责任,提高自身运营效率,提升服务水平与质量,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效果。患者应转变观念,接受社区医疗卫生服务和一些较低评级的医疗机构提供的诊疗服务。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成本补偿与质量控制

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能否真正解决"看病贵"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医疗改革能否全面成功。如何抑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已经成为新一轮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务。但是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抑制费用能否保证医疗服务质量又成了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新一轮改革,必须要重视配套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设计,综合考虑内外部激励因素与约束条件,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规划设计,实现对医疗成本合理补偿和医疗服务质量的有效控制。     

新农合的福利效果与改革方向——基于供给者诱导需求的分析框架

现阶段新农合政策对医疗费用的控制主要着眼于共付机制的需求方约束,这必然以降低农户福利水平为代价。在医疗服务供给者诱导需求的条件下,供给方的道德风险引致的过度诊疗必然带来医疗费用急剧膨胀,最终造成医疗资源配置严重浪费和低效率。基于以供给者诱导需求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对我国现阶段新农合政策的福利效果进行了阐述,认为影响新农合政策中医疗服务供给者行为的主要因素有：市场竞争形态、信息不对称以及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并据此认为,新农合的改革方向应以控制医疗供给方的道德风险为核心,真正提高农户从新农合制度中享受到的福利和收益。     

推进京津冀医疗资源均等化发展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解决京津冀现实存在的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不均问题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京津冀医疗资源不均等程度虽然在整体上逐渐缩小,但卫生技术人员及卫生经费均等差距巨大,京津冀城市与农村之间医疗资源配置现状差距明显.京津冀话语地位不平等、财责事权不明确、规划保障不充分是阻碍京津冀医疗资源均等化的现实困境.为更好实现京津冀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应当明确三地角色定位,树立全局协同观念;破解财税体制难题,鼓励社会力量办医;重视人才培养交流,构建分级诊疗制度;依托信息平台建设,创新提高服务水平.     

国内外促进分级诊疗的实践经验及启示

目的：了解国际上分级诊疗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各地的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提供借鉴。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国内外为实现分级诊疗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结果：国内为实现分级诊疗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慢性病或部分病种作为突破口,构建医联体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制度;国内推进分级诊疗存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意愿薄弱、居民社区首诊的依从性差、大医院缺乏转诊动力的阻力等问题;国外分级诊疗的经验主要有合理的区域卫生规划、对医患双方转诊行为的强制性约束、强大的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全科医师掌握医保资金和专科资源、门诊和住院“双轨制”。结论： 结合国内实施现状和国外的实施经验,我国实现分级诊疗可以采取建立有效的全科医师培养制度、增强医保的杠杆作用、合理控制大医院的诊疗量和住院床日数等措施。     

应用型工程院校专利市场化机制的瓶颈分析

目前,我国现行应用型工程院校专利市场化机制存在专利市场化目标定位模糊、管理资源配置制度不完善、科技信息服务制度不合理、考核激励制度缺失等不足。需在现行专利市场化目标的指导下,完善其专利市场化机制,以期能紧扣关键、凝炼优势、聚焦瓶颈、持续增值,从而打造应用型工程院校专利市场化机制的范本。     

高校管理部门与教师的委托-代理问题

高校管理部门与教师之间是一个标准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间信息不对称,就会造成代理人不努力行为的出现,产生教学质量下降等问题。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高校管理部门与教师间的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和代理人的期望效用函数,并进行了求解,得到了帕累托最优。最后,提出了建立高校内外相结合的激励竞争机制、报酬激励竞争机制、竞争约束机制和后勤服务保障机制的建议。     

委托-代理关系下第三方物流中的激励机制研究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化第三方物流中物流服务外包方与物流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第三方物流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及其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并通过对物流服务外包方代理成本和物流服务提供商激励报酬强度系数影响因素的进一步分析,指出构建物流服务提供商激励机制必须反映物流服务提供商的特质、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及外包方代理成本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医疗体制改革中激励问题研究

在我国医疗体制改革中存在着由于医生与患者的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为了规避这种行为的发生,运用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的多项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对医生的激励问题加以分析,得出医生的收入不应只与业务数量挂沟,更应该对其业务质量上的努力给予更高的重视,最后对我国未来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提出相关的建议：医院要注重管理;建立医疗服务评价机制,用信誉指数替代表达医生的私人信息;建立病人对医生的医疗服务评价机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企业经营者激励研究

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构造了一个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的委托代理模型,并针对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情况进行了分析.在设计企业的委托代理激励合同时,若考虑了对经营者的激励,则政府的风险成本、代理成本均比没有考虑对经营者的激励时的要小.从理论上证明了对企业经营者激励的必要性,为企业经理实行年薪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委托代理理论范式下企业经营者与企业员工博弈的最优均衡

分析了业经营者与企业员工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博弈关系特征,讨论了二者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可能出现纳什均衡的多种情况,认为员工在效用函数上的差异是导致多重纳什均衡出现的原因并对最优均衡的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经营者针对这些情况设计的员工激励机制应有足够的适应性;本文的另一个分析结论是,如果博弈中的员工具有基本一致的效用函数,员工激励机制的设计就应努力寻求激励成本最低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组合激励方案。     

需求具有不确定性的供应链最优化研究

本文首先回顾关于供应链合作的国内外研究,然后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一个在需求依赖于销售商努力水平下的供应链激励模型,对这个模型的分析和研究后得出制造商对销售商的最优激励机制,这个机制为制造商以一个比成本稍高的价格把产品批发给销售商,在销售商卖出产品后,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返还制造商,并且证明了这个机制能使双方和供应链都达到最优。     

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策略演化博弈研究

在委托代理理论的框架下,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单一控股股东特征的股权结构,分析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控股股东的委托代理问题对中国公司的治理有重要的作用.在高管与控股股东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文章引入了声誉激励机制的动态模型,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对高管实施激励过程中,高管是否努力工作的策略选择和控股股东是否选择监督的策略选择的互动机制,揭示了基于声誉考虑的高管和控股股东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演化进程,并对影响该动态系统稳定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演化博弈不存在最优的稳定策略,但存在三个局部稳定策略.文章最后提出通过结合股权和股票期权等显性激励,加大对有偷懒行为的高管处罚力度,通过聘用高声誉的高管发挥声誉的隐性激励作用等方法使演化博弈的策略向公司委托代理机制所期望达到的最优目标收敛.     

委托—代理理论在电力普遍服务管制政策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进行,电力普遍服务的概念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将委托—代理理论应用于电力普遍服务管制问题的研究中。针对电力行业现状,本文分析了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实现条件,在对交叉补贴、普遍服务基金和政策性补助等几种电力普遍服务实现机制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建立电力普遍服务基金是相对可行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风险基金管理中的最优激励合同研究

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风险投资基金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进行了讨论;对基金管理人的工作成果为单一可观测变量时基金管理人的最优激励合同进行了研究,并对该情况下的代理成本进行了分析;最后讨论了除基金管理人的工作成果外存在其他可观测变量(如另一个风险投资基金的收益)时基金管理人的最优激励合同,指出当其他可观测变量能提供更多与基金管理人努力水平相关的信息时,把该变量写入合同将降低代理成本.     

基于过度自信的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研究

本文将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心理引入到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了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营中代理人的最优激励合同。在建立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双重任务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讨论了任务独立和任务关联时的最优激励合同,给出了相应的经济学解释。研究结果表明,若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任务不可观测)的过度自信程度超出该项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则对该项任务应该提供激励,反之应该采取固定工资制;提高收益率任务的最优激励合同受任务是否独立、代理人对风险控制任务的过度自信程度与风险控制任务的不可观测程度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