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抒雁的诗歌艺术

雷抒雁是一个在诗的艺术上一直非常自觉的杰出诗人.这种自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创作上自觉追求一种诗与其所处时代的关系.其二,写诗非常注重选象造境,注重诗的可朗诵性和普遍的可理解性.其三,自1979年大胆地发表讨论诗歌也应该“引进”的通信起,雷抒雁一生写出了许多讨论诗歌艺术的文章和创作谈,其中的核心是现代汉语诗歌所面临的问题和应有的诗学追求.这种对汉语现代诗歌的理论思考,也体现在他晚年对《诗经》的研究和翻译上.其四,古代汉语诗人有以诗论诗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到了现代汉语诗中似乎中断了.但雷抒雁创作出了不少以诗论诗的作品,体现了很深刻的诗歌艺术思想.其五,雷抒雁的对诗的思考的丰富性也体现在他晚年的访谈中.     

岭南论流派独得古雄直——论丘逢甲的“雄直”诗风

丘逢甲的诗歌以“雄直”著称。所谓“雄”，主要是指其诗歌气势的雄放、题材的广阔、意象的壮美；“直”则主要体现在语言的平畅、表达的真实等方面。丘逢甲诗歌的“雄”和“直”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平直的语言中蕴含着雄迈的气势，雄迈的气势下又体现着真挚感人的力量，这正是其“雄直”诗风的独特魅力所在。     

清初山左遗民诗人黄培及其诗歌创作

黄培是清初山左即墨遗民诗人,他的诗歌贯注着浓郁的怀明反清的精神,充满富有个性色彩的峭劲不平之气,其慷慨悲壮,大胆直切,在清初山东遗民诗界独树一帜,其宗唐学杜的创作则体现了山左遗民诗人共同的诗学风尚。     

他审意识与自审意识——“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情感内涵比较论

劫后余生的“归来者”诗人和“朦胧诗”人在各自的创作中都把“文革”作为他们写作的文化资源；基于不同的人生经历、人生信仰，相异的个体生命体验、生命意识，他们的诗歌塑造出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主要表现为他审意识和自审意识。在具体诗歌中主要体现为主控诉主题和寻找主题的不同；而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差异则是这种不同的深层原因。     

古代诗论的现代审美品格

“诗缘情”显示了诗歌生命的内在动因与美的形式特征 ;“境与心”是对诗的审美心理的深层描述 ;“冲淡”体现了古典诗歌重“含蓄”、“自然”的美学方向。这三者一方面总结了诗歌本体的艺术特征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诗学在禅宗融入之后的突破与进展 ,诗歌艺术开始浸染着诗人的主体人格。     

绿原诗歌研究综述

本文综述了研究者对“七月派”诗人绿原20世纪40年代至今诗歌创作的研究状况,从诗歌的阶段性研究、整体性研究、特殊视角解读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研究等多视角进行了分析,内容涉及到绿原的诗品与人格,从中可以看到诗人诗心的坚守、岁月的磨练、生命厚度的积淀使其创作不囿于初期的诗风,不断地超越自我,纵观他一生的创作,他的“为人民而歌”的诗思从来没有停止。同时把绿原诗歌放在文学史中进行反思并探讨,更能够体现其诗歌的价值以及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

郭沫若在五四初期鲜明地提出了诗是诗人“情绪的直写”这一核心思想。这种情绪已经包含了“认识的分析”与“意志的综合”的升华过程,与原始性的直觉有根本的区别;坚持自我表现与回到内心的原则,使郭沫若的新诗本体观具有更强的时代特征与个性色彩;注重“心智”即情感与理智的结合,而又偏于情感,排斥理智介入,既为他的诗歌创造带来了真实性与反概念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他的一些诗作缺乏哲理思想的深度韵味;关注于“纯真的‘美的意识’的流泻”,主要体现为对诗人人格美的追求,同时也推动他对“体相兼备”的诗歌本体理想的深层思考。     

无名的神——陶渊明诗歌的精神形态

富于哲思的大诗人的作品往往有一个显明的精神形态。陶渊明的诗歌所体现的主导思想既不是佛家的,也不是道家的,当然更不是儒家反映民生现实的诗篇。他的诗歌的精神形态似乎是散漫的;然而,正是他的诗歌在表达对生命的感激、对生命体验的真诚、对生命表达的纯粹上,在中国古代鲜有匹敌,以至于逼近现代生命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称陶渊明诗歌的精神形态是一种＂无明确形态的纯正生命意识＂。他似一个无名的神。陶渊明诗歌没有一个明确的精神形态与他独立的人格和精神品格、唯性为适的性情有关,也与中国缺少宗教哲学传统有关。     

盛唐诗歌意境的深化

盛唐诗人对诗歌“意境”已有自觉认识,并在其创作中自觉追求,深化了“意境”创作实践与理论,直接影响了中晚唐诗歌创作。     

陈恭尹生平及其《独漉堂集》

陈恭尹(1631～1700)是明末清初广东著名诗人,与屈大均、梁佩兰并称为“岭南三大家”。三家中以屈大均、陈恭尹的诗成就最大,诗名远播北方。洪亮吉云:“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对于屈陈两家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王士禛、赵执信至岭南,对陈恭尹的诗尤为推重,王氏称恭尹诗“清迥拔俗”、“得唐人三昧”(《渔洋诗话》)。可见在明末清初的诗坛上,陈恭尹是占有一席位置的,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也曾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遏”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遏的命运感伤而弘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天问》写作年代和地点推测

《天问》的写作年代和地点问题,历来存在异说.如果结合屈原的经历、楚国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天问》的内容和形式等各方面作综合考察,可知屈原自被楚怀王疏远之后,即被贬为"三闾大夫"."三闾"乃邑名,在汉北;其间因汉北在秦、楚大战中为秦所占,屈原曾一度返回郢都并出使齐国.从齐国归国后屈原又回到汉北,由于受到稷下思想及《诗经》传统的影响,屈原便于楚怀王二十年(公元前310年),在汉北"三闾邑""书壁而问"创作了《天问》一诗.     

趣：鲜活的审美吸引力

在中国美学史上,"趣"是一个使用范围十分宽泛、地位极其重要的理论范畴.学者们过去对这一范畴的把握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从词义词性的变化、与其他范畴的组合以及有"趣"对象的基本特性等几个方面分析,所谓"趣",从本质上看就是审美吸引力.因此,有趣的对象往往是形象生动、反常合道和丰富多样的.     

麴氏高昌国时期的公主

麴氏高昌王国至唐前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多次出现了"公主"的记载,包括突厥公主、隋唐的公主,还有高昌王国自己的麴氏公主,她们都对麴氏高昌王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公主的身份和主要活动,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本文通过对正史记载的一些讨论,结合吐鲁番出土文书和前贤研究成果,力图能够对这些公主有一个相对清楚的认识.     

曹禺剧作诗化特征的流变

曹禺剧作富有浓郁的诗意 ,同时 ,随着其创作过程的持续 ,其剧作的诗意也处于流变之中。本文拟从曹禺创作中的理想世界、艺术氛围、戏剧意象、情感基调等几个方面去捕捉其诗意流变的轨迹及走向 ,以便从整体上更全面具体地理解曹禺剧作的艺术风格及审美特性     

论毛泽东党风廉政建设思想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

毛泽东的党风廉政建设思想与马克思、列宁和邓小平相比 ,有自己的突出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 ,既有其自身的哲学依据 ,又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毛泽东高度重视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是其形成的哲学基础 ;中国革命的实践特点——革命者的精神、意志和主观能动性对革命的胜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其形成的历史依据 ;儒家的“内圣外王”和“人性善”思想的影响 ,是其形成的文化根源。深入研究这一问题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巴金的矛盾及其与巴金小说艺术变迁的关系

巴金的小说创作与他的自我矛盾密切相关,这种矛盾包括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极性"特征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巴金的生命体验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本身的矛盾。以某种形式解决这些矛盾,不仅是巴金接受世界、认同自我的前提,也是贯穿他创作过程的一个最核心的个人化课题。巴金通过小说艺术处理其自我矛盾的方式变化,对他小说的创作类型及风格变迁有深刻的影响。     

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提出和意义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随着革命的实践而不断地修正和完善。“五族共和”是他民族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在对“驱除鞑虏”这一口号理性分析之后提出的，其内涵有个发展的过程．这一主张虽有缺陷，但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它的进步性和在当时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属性新探

孙中山早期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早期的生活境遇、西式教育、殖民地观感、个性心理特征都是影响他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与行为目标系统密切相关的。他早期思想的属性既非改良,又非革命,而是其目标选择中的侵犯意识与攻击行为,革命反满是后来政治心理完型的结果。     

论库普林小说《亚玛》的文学特色

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库普林的小说笔法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他是20世纪初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亚玛》与古今中外相同题材文学作品相比特色鲜明，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本文试对库普林和他的小说《亚玛》的文学特色做一个略作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