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下煤电最优基准电价研究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及绿色证书交易涉及能源体制机制改革的重大问题,其中相关的机制设计是可再生能源政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基于我国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和电力市场改革的实际情况,文章利用Vensim构建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模拟不同情景下配额制对电力市场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的影响,对配额指标设定下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煤电最优基准电价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电力市场基准上网电价的增加,会刺激电力市场的总发电量增加,社会福利增加;在设定的基准电价范围内,社会福利达到最大的煤电基准电价为0.46元/千瓦时,因此确定0.46元/千瓦时为煤电最优基准电价。(2)较高的配额比例可以有效地刺激和诱导煤电厂进行绿色证书交易,加大绿色证书市场的交易量。(3)不同的可再生能源配额比例和基准电价会对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和电力市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科学设计配额制度体系,加强电力市场改革,将有助于我国实施配额制政策,进一步推进“十四五”能源改革的进程。     

中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策的初步研究

由于矿物能源资源的有限性和全球环境压力的增加,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提高了对可再生能源重要性的认识,出台了不少新的政策和措施,其中,可再生能源配额制近几年来在美国、澳大利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广泛流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英文全称是RenewablePortfolioStandard,简称RPS,它是一种由政府建立的对可再生能源供应量提出发展目标的强制性政策,通常要求供电企业在其电力总供应量中必须有规定比例(称为配额标准)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电企业将通过市场寻求最低成本、最高效率和最灵活的方式来完成配额标准。政府的角色简化为制定目标、监督政策的执行和处罚违规行为等。RPS政策具有许多优势,有可能解决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面临的障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策略和电力体制改革为我国引入该政策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RPS政策可有多种设计方式,取决于国家的政策目标、电力工业结构、管理和实施能力、社会和政治背景等。文章首先明确了设计的总体原则,并对各种设计选择进行了充分讨论,据此提出我国RPS政策的初步设计框架,包括政策时间表、有效的可再生能源种类、发展目标和其他设计细节,为今后制定具体的RPS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澳大利亚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基于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严重关切,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行可再生能源证书这一主要的法律制度和促进机制,鼓励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以实现＂可再生能源目标＂。结合《可再生能源（电力）法》,阐述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注册、合格发电站的认证及证书的创制、形式、登记、转让和失效制度,着重分析了可再生能源证书的运行机制,进而提出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传输基础设施、法制环境和市场运行机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中国实有必要推行强制性可再生能源证书制度。     

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研究

面对能源需求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尤其是在能源市场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的趋同化,为我国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奠定了现实基础。在美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其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仍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融合度还会增加,政治化趋势越发明显。我国要通过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将绿色低碳作为制定能源法律及政策的价值追求、引进市场调控机制、引入国际合作交流机制等措施,积极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体系。     

可再生能源价格管制的政策比较

可再生能源发电具有的正外部性特点,需要政府相关机构对其进行价格管制,以保证和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的发展。目前主要的管制方法有固定价格和可交易的绿色证书两种政策。从理论的角度对固定价格政策和绿色证书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种政策的本质都是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补贴,阐述了两种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不同作用,以及对技术多样化的影响。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市场力研究

对电力市场而言,由于输电约束的存在,市场力难以完全消除,因此,监管一般允许一定水平的市场力,以促进投资和增加电力供给的安全性。这种监管前提是假设所有发电企业都能从市场力中获得均衡收益。对此,本文对存在常规发电技术和可再生发电技术的混合电力市场情况下,如火电企业和风电企业市场力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分析,若所有发电输出都在现货市场出售,则可再生能源发电比常规发电从市场力中的获利较少。而远期合约能减少市场力的影响,但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依然难以取得均衡的市场收益。     

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下的电力市场优化策略研究

文章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结合电力市场和绿色证书交易市场的特点,构建了发电厂商之间的斯坦科尔伯格模型。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分析了绿色证书交易对电力市场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利用Vinsim软件仿真模拟绿色证书交易对电力市场的耦合效应。结果表明:(1)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的实施在电力市场上衍生出了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在绿色证书交易市场上煤电厂商作为需求者,可再生能源厂商作为供给者,为了完成各自的配额目标,实现利润最大化进行证书交易。(2)绿色证书交易市场的有效运行不仅能够降低煤电发电量,而且可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从而有效调整电源结构。为了更好地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政府需要采取相关措施:(1)加大电力体制改革力度,加快建立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2)设定合理的绿色证书交易市场基础参数,保证绿色证书交易的正常运行。(3)鼓励发电厂商进行技术创新,提高成本优势增强市场竞争力。     

我国电力企业低碳经济之路

以我国电力企业面临的两难困境为切入点,对低碳电力经济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我国发展低碳电力的短期和长效措施。短期措施主要有政策引导、CDM、节能等;长效措施分别从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进行论述,其中制度层面包括市场主导的低碳电力体制、中国碳基金市场和碳会计,技术层面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汇、智能电网、低碳电力技术等。     

德国能源转型战略及启示

基于对可再生能源首要性和优先性的充分认识,德国选择了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战略,并提出了积极的能源转型方案。明确的上网电价、灵活的电力市场以及多领域市场开拓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德国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道路上取得明显进展。能源转型也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其中成本、技术及利益调整等难题也困扰着德国。中德两国面临着相似的能源与环境挑战,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对推进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时空影响

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推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强大的动力，是引领清洁低碳发展的新路径。基于此，利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水平、碳排放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度及化石能源消费量等数据，通过STIRPAT模型，综合考虑横向空间维度及纵向时间维度，就中国省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碳排放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高—高”型集聚和“低—低”型集聚的正相关的特点。（2）总体而言，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对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分区域而言，西部地区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在对碳排放量的影响中占主导作用。（3）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化石能源消费则显著增加碳排放量。提出促进区域化利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弃风弃电问题以及寻求供求平衡等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完善研究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双碳”目标所需的大规模、高比例、市场化、高质量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要求差距大。因此,亟需完善现有政策体系来进一步推动中国可再生能源新的发展。在梳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演变路径及现有政策体系构架的基础上,厘清了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双碳”目标的影响机制。通过分析比较中国与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区别与联系,并结合现有政策实施效果,发现中国现行政策体系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碳”目标下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体系的完善建议,以期为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逐渐形成了以《可再生能源法》为主、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为辅的较为完善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但是,国家在不断完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法律法规不齐全、综合性较差、内部条款不协调、立法级别低、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应通过落实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及政策保障制度、完善可再生能源立法和政策体系、协调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与政策和其他相关法律与政策之间的关系、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监管力度、坚持和完善能源市场化发展机制和公民参与机制等措施,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的可再生能源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     

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路径

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初期,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成本与传统的化石能源相比明显较高,发展可再生能源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基于世界能源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全人类的环境责任,中国要承担经济发展带来的能源环境代价,要占领全球低碳经济的主导地位,就必须对可再生能源给予资金支持。根据哈耶克的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在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筹集中,政府不是唯一的资金资助主体,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其他社会主体投资可再生能源的途径。政府应通过多方政策引导,实现资金筹集主体的多元化,拓展更多的投资、融资渠道。市场投资主体通过投资取得的收益可以参与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化发展进程。     

可再生能源政策对农户驱动力实证分析

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是实现国家减排承诺,推进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在分析国内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基础上,访谈收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户响应信息,构建促进我国可再生能源的驱动力模型,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法,计算不同支持政策对可再生能源驱动因素的贡献率。结果表明,经济激励政策是驱动农户应用可再生能源的主要因素,依据分析结果,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农村推广应用提出优化建议。     

电力能效及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福利效应分析

可耗竭能源存量有限和不可再生的特点决定了对能源节约的重要性,经济发展与能源紧缺的矛盾使得各国均将能源可持续发展列为国家发展重要战略之一。本文研究了提高电力能效和补贴可再生能源发电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探究了我国实施节能减排以提高社会福利的政策根据。     

电动汽车激励政策研究综述与展望

电动汽车扩散是解决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等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受激励政策驱动作用明显。在系统梳理电动汽车激励政策的分类及内容的基础上,回顾该方向发表的重要文献,发现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政策效果评价、市场作用机制及未来政策调整优化方向来展开。进一步,归纳总结了电动汽车推广的主要阻碍因素,提出了未来电动汽车激励政策调整的着力点,并指出未来可在考虑区域异质性基础上设计更为精细化的电动汽车激励政策组合。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效力、效果与协同度评估——基于1995～2018年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为了评估我国政府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已颁布政策的效力、效果以及协同度,从可再生能源政策力度、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3个维度构建评估模型进行评估,结果表明:我国颁布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文本数量与政策整体效力的变化趋势大致相同,呈现出周期性的上下波动,政策平均效力较平稳;从3个维度变化趋势来看,政策措施平均得分较高,应加强政策力度与政策目标平均效力的提升,进而促进可再生能源政策平均效力水平的提高;命令控制型政策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产生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而引导示范型政策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增加,经济激励型政策效果并不显著;政府部门联合颁布政策数量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表现为政策力度水平较低、政策落实周期较短等特征;经济激励措施与其他政策措施协同是政府应用最多的政策协同组合,命令控制型政策与引导示范型政策的协同度较低.     

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划的执行评估

按照“规划蓝图-实施情况”的一致性评估方法，对我国可再生能源规划完成情况予以评估。虽然可再生能源规划总目标基本实现，但主要指标完成程度参差不齐，存在规划指标脱离实际、利用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从而得出应调整可再生能源规划指标与可再生能源利用结构之结论。同时，可再生能源规划执行过程中，面临生物质能发展遇瓶颈、风电与太阳能消纳能力不足、小水电呈无序开发状等障碍。有鉴于此，要采取修缮法律法规保障政策、健全技术创新支持政策、创新经济激励促进政策、完善地方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等措施，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WTO框架下可再生能源补贴的制度困境与消解路径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迅速发展,各国的补贴政策也随之而生。但是,当前的WTO规则并无法容许可再生能源补贴之例外,再加上各国的贸易保护,于是争端不断,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相关贸易的有序竞争和发展。为摆脱这一困境,国家需要进行补贴政策的改革,合理利用既有规则,避免武断的贸易歧视政策;WTO需要顺应时代需求,在SCM协定中规定专门的可再生能源补贴制度,并注意规避补贴的滥用,防止可再生能源贸易的入侵或霸权。     

我国的新能源政策对电力交易风险的影响分析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个地区电源结构布局存在比较大的差异,特别是传统的火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分布不均衡,给我国的资源优化配置带来了很大的障碍。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少、规模小,都是按照项目逐一审批,采用的是项目定价的方式。新能源发电作为应对未来能源危机的主要途径,关系到未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它可能在目前来看对一些市场主体是不公平的,但是不论是任何一个市场主体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都不能阻止它的到来,因为这是未来电力工业发展的趋势。本文对新能源政策及其对跨区跨省电力市场交易所带来的风险进行分析,并提出风险规避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