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桥”引路有哲人

<正> 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我浏览过杜老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先秦诸子思想概要》等著作。我觉得他治学方法的可贵之处,就是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到的“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八个字。杜老从来是把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看作人类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的,对其中各种学派,思潮及代表人物,从不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     

追寻六经之本———曹元弼的《孝经》学

在晚清民国经学中，曹元弼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曹元弼遍注群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而在他的经学思想中，他通过注解《孝经》，为其经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继承郑玄的思想，认为《孝经》是六经之道的总汇。在曹元弼看来，六经之道，在于人伦，而《孝经》恰恰提供了这一人伦思想的核心。同时，他认为通过《孝经》中的“爱” 与“敬”，可以贯通百王之道，六经之法。     

哲学史与思想史关系的重构以及思想史空间的拓展 --李锦全先生的有关思考及其启示

在过去20多年间,李锦全教授对于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进行了探讨,并通过自己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贯彻和阐发这些方法论原则,从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进行探讨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方法论原则的核心在于:力求对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内涵做出准确的理解,从而重构两者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思想史空间做出进一步的拓展。对今天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来说,这一思路仍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论亚里士多德哲学观的神学意蕴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著作中论述了一种对后来西方哲学史具有重大影响的本体论与神学糅为一体的哲学观。他认为,哲学是为“神”所有的科学,“第一哲学”就是神学,“神”即“不运动的实体”,就是思想本身,追求哲学就是分享“神”的快乐。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方法的最好诠释的话，那么，他的新著《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则是对哲学史研究的历史的方法的成功尝试。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的力作——《长江流域文化与近代中国哲学》评介

“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是李维武教授近年来从事19—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致思理路。这是一种历史的方法。这种方法之所以被提出,是因为在他看来,哲学史研究除了运用逻辑的方法以外,还更应该重视历史的方法。所谓逻辑的方法,重视的是哲学自身的内容和线索,着重对哲学思想的内在演变进行考察;所谓历史的方法,强调的是哲学思想的具体的历史生成与演进,着重从哲学思想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上对哲学史进行考察。如果说,李维武教授于15年前出版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是对哲学史研究的逻辑的…     

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记王夫之学术思想讨论会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象王夫之(1619—1692)逝世290周年,为纪念这位哲人,武汉大学哲学系部分教师和79级学生结合中国哲学史教学,举行了王夫之哲学思想讨论会。多数同志肯定王夫之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展示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锋芒,不愧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代表;但不少同志指出,王夫之在不少地方未能越出封建思想藩篱,他的哲学思想中的矛盾,是我国十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论王国维《人间词》的多维文化背景

王国维的《人间词》是他的《人间词话》美学理论核心“境界说”在艺术创作中的成功实践。在“境界说”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佛教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叔本华、尼采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王国维的创作和学术研究。准确把握源自多方面的学术文化背景对王国维的影响,不仅可以观察到一代国学大师思想的开放性、兼容性,而且可以更科学地评价他在中国思想史、美学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上的地位。     

“阐旧邦以辅新命”——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简评

“阐旧邦以辅新命,余平生志事盖在斯矣。”“阐旧邦”是冯友兰一生的学术活动方向,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于二十年代,直到逝世,贯穿其一生。他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下面予以简单评述。 《中国哲学史》     

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

在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著作中,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开拓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从邓析开始撰写的,他虽没有断言邓析是中国逻辑史的鼻祖,但由其书的结构——“第一编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邓析与形名”可见,他把邓析作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开创者。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则明确写道:“《汉书·艺文志》     

荀子人定胜天思想的缺陷

<正> 学术界普遍认为荀子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点重要贡献:一是荀子明确肯定“天就是自然”(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从而否定了神秘的天命观。二是“荀子唯物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还在于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荀子的这一思想被誉为“辉煌千古的一段名论”(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我们认为对于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的这些评价不仅过高,而且流于表面化,没有更深入一层去研究这一思想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和合理性,以及荀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人本意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借＂新民＂重构《大学》的形态与理论框架,为理学方法论修养论的阐发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对《老子》的看法

关于《老子》的哲学性质,是中国哲学史上老大难的问题.我在四十年代讲《中国社会思想史》时就遇到了这个难题,当时我觉得《老子》的社会思想还比较容易说明,但是他的哲学原理就感到难解释了.我翻阅了很多过去的著作,特别注意当时一些进步学者的解释,但是十之八九都是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越出王弼"以无为本"的观点,纵有一二想要跳出王弼的玄学圈子的,也都因为对《老子》的"无"得不到满意的解释,陷入一般化了.于鹏彬同志的文章(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对于《老子》哲学谈到的方面很多,全文的中心是认为《老子》哲学的根本思想就是"虚无".现在我只就这个问题,再说一点看法.     

论中国哲学“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

“六经注我”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解释学方法之一 ,它不是要求人们忠实于解释客体 ,而是强调了解释主体的中心地位 ,展示了与人的类本质息息相关的解释主体对解释客体的主动性和再创造性。“六经注我”的解释学方法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也包含深刻的奴性内蕴 ,限定不足的“六经注我”还容易导致解释过程的随意性和解释结果的虚假性     

评黑格尔论哲学史的对象——读《哲学史讲演录·导言》札记

哲学史学家们对哲学史的研究结果无论怎样分歧和多样,但他们至少在两个原则上是有共同点的。首先,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哲学史的发展情况;其次,他们也反映了哲学史学家个人研究的立场、思想和方法,这也就是哲学史观问题。黑格尔作为一个哲学史家,《哲学史讲演录》是他的主要著作;此间,他用自己全新的方法,论述了哲学思想发展史,尤其是精辟阐述了哲学及哲学史对象问题。     

十七世纪中国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子——记王夫之学术思想讨论会

今年,是我国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象王夫之(1619-1692)逝世290周年,为纪念这位哲人,武汉大学哲学系部分教师和79级学生结合中国哲学史教学,举行了王夫之哲学思想讨论会.多数同志肯定王夫之哲学思想在许多方面展示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思想锋芒,不愧早期启蒙思想的哲学代表;但不少同志指出,王夫之在不少地方未能越出封建思想藩篱,他的哲学思想中的矛盾,是我国十七世纪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现将部分同志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神游鸟道贯中西——萧师与佛学研究

正我的导师萧萐父教授是中国哲学史的大家,20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有关明清哲学史的论述蜚声海内外,而他所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也成为国内许多大学哲学教材的一时首选。我自己最初对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除了冯友兰先生早年撰述的《中国哲学史》外,就是从先生主编的这部《哲学史》中去作解读与领会的。大体说来,佛家与儒、道两家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思想与哲学的纲骨,这一点即使现在看来也不为过⑤。于是,佛学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理解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面向。自近代     

“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研究》编辑部和我校哲学系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召开“中国近代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座谈会。会议于今年8月17、18日在我校举行。到会的有《哲学研究》编辑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广州师范学院和我校哲学系、历史系等单位从事中国近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共二十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