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单式责任:一种新的问责范式

责任清单制度是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创新举措,是践行贯彻“法定职责必须为”目标要求的集中体现,是现代政府探索突破传统问责制体制困境而构建运转有效问责机制的制度性回应.从责任清单创设渊源、问责特点等层面入手,探讨责任清单制度施行推广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如何健全完善责任清单制度,并以此为抓手助推政府问责制发展提出建议.     

溧水推行经济责任审计问责制

近年来．溧水县针对经济责任审计查出数起违纪违规案件。形成了《溧水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问责暂行办法》。办法对县政府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责任。为保证审计问责制的顺利进行．还制定了相关措施：健全工作机制，确保领导到位；     

行政领导干部责任道德浅议

责任是行政领导的根本属性。行政领导干部运用权力为社会造福、为人民谋利益,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他们的职务的基本要求。这种责任是职务责任,认真履行职务职责,勇于承担责任是对行政领导干部起码的要求。如果行政领导干部不能认真地履行他们应当履行的职责,那么他就不应该再占据行政领导的位子。行政领导干部能否认真履行行政职责和承担职务责任,不仅是一个政治态度和工作态度问题,还是一个道德问题。因此,弄清行政领导干部的责任道德问题对于行政领导干部正确运用权力和正确履行职责都是极其重要的。行政领导职责是指行政领导者在国家行政机…     

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理性分析

为探讨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关键问题,提出其具体范畴应是着眼于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政治责任、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追究的法律化,对法律责任的追究只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加以进一步完善即可;通过立法明晰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应是行政问责制法律化的重点;行政问责制法律化较为合适的途径应是完善行政组织法、完善有关监督行政的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公务员法等。     

法治视阈下的权力控制——以领导干部问责制为例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主要内容,标志着从“权力政治”到“责任政治”的转变.但是我国的问责制制度安排不足,人治色彩有余.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控制,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路径.通过对典型案例和制度规定分析我国问责制的发展轨迹,进而从问责的要件、责任的承担、问责的对象和责任的性质来对我国问责制做进一步的思考.     

责任政府:理论逻辑与制度选择

依照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治理与善治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责任政府成为一种必需的政府治理选择.同时,在委托一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的视角下,政府履行其责任却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责任政府的建构要改变抽象的概念,问责制度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但在问责制的建构中必须改变问责异化现象,分清问题,明确具体的制度安排.     

论高校校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领导体制,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校长权力失衡容易使校长权力滥用,导致教育腐败,这种背离了校长负责制初衷的现象主要是由于对校长权力的监督不力造成的。要完善对校长权利的监督,应对校长实行问责制,完善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制度,使二者都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督与制衡功能,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使问责制有法可依;改变过去的校长由上一级教育行政领导任命的状况,建立规范的校务委员会;加强异体问责,使问责主体多元化等等。     

政府的环保责任与环保问责制度的建立

部分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根源在当地政府环保责任不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应当依法履行教育引导、规划指向、执法监督、市场服务、信息公开责任,而建立环保问责制则是强化政府环保责任的有效途径。     

试论校长的职务标准及其测评

研究校长的职务分析、职务标准和测评方法,对于建立和完善校长的选拔、考核、培训、管理制度,使校长通过学校管理的实践和刻苦学习、创造与总结,逐步成为教育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一、校长的职务标准校长的职务标准,是按校长这个职务所应具备的素质和应履行的工作职责的要求,而精心选择的若干要素与指标体系的统称。它是建立在校长职务分析与职务评价基础上的。校长职务分析,是对校长这个职务的工作任务、难易程度、责任、权力和奖惩条件等作出明确的划分,并确定担任校长这个职务所应具备的各种素质要求。据此,校长职务分析的内容是:     

探解“钱学森之问”：教育问责制的视角

在解析教育问责制的产生、含义和功能的基础上,对教育问责制探解＂钱学森之问＂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教育问责制在确保政府及相关教育主体责任履行,提升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效使用,控制权力滥用、预防教育腐败,改善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和回应性等功能效应方面为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了可能;坚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的科学教育观,真正实施素质教育的基础教育制度改革;探索人才选拔新途径的招生制度改革,以及让更多人对教育质量负责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对教育问责制如何求解＂钱学森之问＂提供可行性论证。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人问责依据确定研究——一个合同风险责任分配的视角

代建项目是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实施中的一种模式,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责任追究制度是提高政府投资效率的有效途径。目前对项目层面责任追究的研究较少。从项目治理理论出发,将代建项目看作是临时性契约组织,根据代建人对代建项目的控制权确定其职责,运用风险分配理论确定代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风险分配方案,然后根据代建人的职责和风险分配方案构建代建合同中的风险责任矩阵,确定代建人的合同风险责任,将其作为代建人责任追究的依据,完善代建人约束机制。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完善——党规与法律的互补与融贯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是强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职责的重大制度创新，该制度横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目前仍存在规范逻辑冲突、价值标准不一及引导功能不足等问题。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及权力运行实践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资源，真正有效发挥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的评价及引导功能，应实现损害追责制度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补与融贯，即推动达成损害追责关联规范一致性，以法律评价体系的价值目标为导向，将依规治党与政府自我规制相关规范融入法律价值评价体系中，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规制边界和作用范围内构建、整合损害追责制度。具体实现路径上，可通过体系化解释准确划定追责对象范围，区分规制功能以党内法规对党内事务进行规范产生的溢出效应提升政府法定履职能力，对责任形态进行类型化梳理，明晰各类型责任认定标准与担责形式，从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制度。     

行政问责概念及内涵辨析

在公共行政领域,responsibility是责任的一般表述,accountability具有问责的意思。行政问责是指行政人员有义务就与其工作职责有关的工作绩效及社会效果接受责任授权人的质询并承担相应的处理结果。其内涵有3个方面:从功能和作用上看,行政问责表现为行政管理中的一种监督控制机制,其作用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行政自身对于行政效率和效果的价值期望;从问责对象和问责主体来看,他们之间表现为一种对应的责任关系,这种责任关系往往为政治理念和法律、规章制度所规定,使得行政问责过程表现为强制性执行过程;从问责内容及实现机制上看,行政问责一般表现为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等方面。     

从《歧路灯》看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尴尬地位

<歧路灯>在表现家庭教育时,除父亲外的另一主要施教者母亲,对其子的误入歧途没有尽到应有的教育职责.究其原因,中国传统"女教"所赋予女性的"三从四德"等规范要求与其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的职责是极其矛盾的,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所担负的责任与所拥有的权力以及自身的能力也是极不相称的.如此矛盾现象使得古代女性在家庭教育中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地位,由此也形成了家庭子女教育的一种严重缺憾.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发展：成就、问题与对策

行政问责制度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实施行政问责制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基础。但从全国各地的实施情况看,建立真正长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仍然任重道远,行政问责制的推行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当前,完善行政问责制度,迫切需要解决问责意识淡薄、权责关系不清、问责程序缺失等问题。     

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问题研究

党内问责制是一项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们要针对当前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和问题，通过尽快出台《党内问责条例》、树立权责对等的理念、抓准问责重点、建立科学的问责机制、理清三大关系、营造和谐的党内“问责文化”、切实推进党务公开，为建立和完善党内问责制提供有力保障。     

从对立到共促：问责机制与基层避责的关系转向——以基层政府减贫实践为讨论中心

完善的问责机制不仅是消解基层避责的重要手段,更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然而,地方政府在强化问责机制过程中出现了问责过度“工具化”的现象,致使基层政府倾向采用事前避责、被动避责等应对策略。基层治理中的政府权责失衡和行为主体的有限理性共同引起了基层避责的倾向,而非正式关系、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一致则为基层避责行为提供了可行空间。基层避责与问责不是“问题—手段”的单向关系,在问责消除基层避责的同时,基层避责也能推动问责的客体行为价值认知重塑、主体成效考核方式以及运行机制调适优化。需要结合治理实际需求优化问责制度的顶层设计、强化问责执行中的内部沟通、正视基层治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特征,在优化问责机制和规避基层避责行为过程中,应寻找二者关系平衡的关键点。     

“文责”究竟由谁负——基于“文责自负”与“文责共负”的争论

阐述了关于“文责”由谁负的两种观点，结合在出版界引起争论的“文责”是“自负”还是“共负”问题，分析了对于“文责自负”和“文责共负”的认识误区，认为当出版或发表的作品出现错误或侵权问题时，作者与出版者或编辑者都应该对作品的“文责”负责，谁都不可能推卸责任，但各自所负的“文责”不是不分彼此的“共负”，而是在分清各自责任的基础上各负其责。在此基础上指出，编辑者要想尽量减少或避免“文责”，就必须恪守职责，严格把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