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的爱、自由、美主题探究

徐志摩是新月派重要诗人,在诗歌的形式方面,他和闻一多一起提倡新诗的格律,为我国新诗的健康成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徐志摩一生追求单纯的信仰:爱、美、自由。因此,爱、美、自由也成了他诗歌中反复咏唱的主题,这是他诗歌内容和其他诗人的区别之所在。通过结合徐志摩的具体诗歌,探讨爱、美、自由主题意象在他诗歌中的具体表现。     

怀抱我光辉的骨骼——戈麦诗歌意识及意象研究

戈麦是汉语诗坛一个久被忽视的诗人。在他的诗歌中,呈现了孤独、虚幻、分裂等意识,而独特的意象系统与诗歌意识紧密相关。意象的使用和诗歌意识的传达,使他的诗歌异彩纷呈。     

略论犁青的诗歌艺术

犁青的自由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大陆诗歌乃至世界诗歌的发展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诗歌的语言、诗体及艺术技巧等方面尤有建树,这既得益于我国古典诗歌和现当代诗歌的滋养,也得益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滋养。他的立体诗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一个擦玻璃的诗人--读李浔的《随笔诗》

浙江诗人李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部诗集,近期出版的《随笔诗》是一部诗歌自选集,可以看到中年李浔的诗歌中所有的抑郁、感伤以及摆脱现实束缚的渴望。他的诗歌有着一贯的温婉细腻,有的幽默风趣。新疆体验,使他的诗歌呈现出亮色。然而,他担心的是,回到故乡该怎样去生活,他所热爱的诗歌是否在三十年之后还有读者。     

威廉·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蒙太奇现象

威廉.华兹华斯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创者。他忘情山水,同情百姓,崇尚自然,又赋神于自然。他的诗歌用词简洁,意象鲜明。蒙太奇的手法在他的诗歌中被运用自如,流畅的意象转接丰富了诗歌的意境,充分表达了他的自然观和哲学思想。     

浅议查慎行诗歌的创新性

查慎行是清初宋诗派的拓荒者,他的诗歌创作成为宋诗派的典范,对清代诗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查慎行的诗歌为研究对象,从查慎行诗歌的内容、白描手法及其咏史诗的创见这三方面来探讨他诗歌的创新性,从而肯定他诗歌的审美价值。     

华兹华斯诗歌的反现代性

华兹华斯的诗歌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先声。结合现代性理论分析他的诗歌,可以发现其中深刻的反现代性特征。他的自然诗歌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识;他的儿童诗歌显示了他对自然人性的渴望;他对下层人民的同情表达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闻一多：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闻一多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建设集古今中西之大成,得到了中外有识之士的充分肯定。闻一多从青少年时代开始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特别是英文诗歌,早期新诗试笔即呈现“中西合璧”的艺术风貌;留学美国使得他更真切、更深入地感知了英美文化、英美诗歌;《死水》对英美诗歌的借鉴更自觉。与此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又鲜明地体现着对于传统诗歌艺术精华和传统诗学理论的撷取与承传。他的诗歌文学活动构筑了一座连接古今中西的“诗桥”。     

诗人瞿秋白

瞿秋白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杰出的革命家诗人,他的诗人形象表现在诗歌作品、诗歌理论和诗化人生三个方面,反映了他多重社会角色、卓尔不凡的人格和在诗歌领域中的多方面成就,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他的“心程”和人生史。     

诗就是力量——论史蒂文斯的诗歌创作取向

华莱士.史蒂文斯是美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巨擘。他致力于以诗歌取代宗教的功能,强调诗歌的力量。他认为诗歌的力量首先在于它能给混乱的现实以美的秩序,而意象和哲理的高度统一是诗歌力量的保障。同时,史蒂文斯非常看重诗歌自身形式的力量,对诗歌的意象、画面、声音甚至语言形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格律诗是古代汉诗主导诗体的原因——兼论词与曲在古代汉诗中的文体调和作用

格律诗能够成为古代汉诗中最重要的定型诗体,其诗体的主导地位维持了千余年.既是因为格律诗本身具有齐言体、音乐美等格律上的诗体优势,也是受到了以科举制度为代表的官方保护的结果,更是因为有词和曲这样的准型诗体作为格律诗最重要的辅助诗体,减轻了定型诗体对诗人的文体自由的抑制。词和曲加速了古代汉诗诗体由定型诗体到非定型诗体的诗体解放进程,促进了汉诗诗体在诗体规范与诗体自由之间的和解,避免了汉诗诗体走上极度律化或极度散文化的极端。由于词与曲的文体调和作用,古代汉诗形成了长期以格律诗为主导诗体,词、曲为辅助诗体的定型诗体与准定型诗体并存的诗体多元格局。在形式和内容上,词和曲与格律诗相比,更具有灵活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纠正了以格律诗为代表的正统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严肃性。不仅有利于格律诗的存在,也极大地从诗的体裁和风格上拓展了古代汉诗的生存空间。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诗发生与百年诗体建设

百年中国新诗诗体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新诗发生之中寻找到深层的答案.新诗的发生,把旧诗推向对立面,造成百年旧体诗创作始终没有得到公正评价,造成百年诗体建设的偏狭;发生期新诗在体式上的特征就是"自由",造成百年自由诗体的强势地位,制约着其他诗体的发展,始终没有形成定型或准定型诗体;新诗发生期对外在格律形式的轻率否定,成为一种定势思维,制约着新诗格律的探索,百年中国走过了一条新诗自由化把律化推向边缘的诗体建构道路.     

论新诗革命选择极端方式的原因及后果

新诗革命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 ,采用了极端的革命方式 ,是一次远远超过汉语诗歌承受能力的文体大革命 ,具有激进、极端的特点 ,完全打破了文体革命渐进才能有效地进行的原则 ,废弃了汉诗诗体的进化所具有的渐变传统 ,不是纯粹的文体革命 ,而是被严重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 )、世俗化 (急功近利地实用化 )的非诗的极端的文体运动 ,是利用了诗自身的文体革命潜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启蒙运动。这样的文体革命给汉语诗歌带来了特殊的后果 ,影响了汉语诗歌在 2 0世纪正常的诗体建设。     

20世纪汉语诗歌中的讽刺诗及其文体特征

讽刺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中重要而特殊的品种。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大动乱,讽刺诗几乎成为社会改革甚至政治革命的工具,具有激进尖刻的文体风格;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相对平稳,讽刺诗回归本体,具有保守节制的文体风格。但是仍然具有直面社会的写实风格和与政治及现实既对抗又和解的中庸风格及谐隐怨刺而又节制宽容的讽刺传统。20世纪在民间还存在大量具有游戏性质的讽刺诗。尽管自由诗是20世纪汉语诗歌的主流诗体,但是讽刺诗采用的主要诗体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适度改良了的格律诗体。讽刺诗采用格律诗体,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同时期汉语诗歌在诗体自由化上的极端,保证了汉语诗歌的格律传统在20世纪的被继承与发扬。     

论新诗诗体建设的恶劣生态

新诗诗体定型难,新诗诗体建设难。中国的20世纪是以革命、战争为主旋律的动乱时代,新诗长期承载了过多的非诗功能,使新诗处在既生不逢时,又长于乱世的恶劣生态中,极少有进行唯美的文人诗体建设环境,诗体建设总是处在自由化与律化多对抗少和解的极端中,最终成为一种发育不良的文体。20世纪前半期,特别是一二十年代,是新诗诗体建设最重要的时期,最能呈现出新诗诗体建设生态的恶劣。     

新诗:"诗底进化的还原"--俞平伯的诗论

俞平伯认为 :“诗是人生底表现 ,并且还是人生向善的表现” ,“平民性是诗主要质素 ,贵族的色彩是后来加上去的 ,太浓厚了有碍于诗底普遍性。”为了达到“促进”人生的目的 ,诗歌就得真实地描写现实人生和抒写人的情感 ,但“真实”又是与“自由”连带而生的 ;因此 ,从根本上来说 ,诗应该是白话自由体 ,具有“平民性”。俞平伯的这些观点对新诗及现代诗论的发展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元好问诗歌理论浅析

元好问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在金元时期的重要继承者。他工于诗文创作,在诗歌评论上也颇有造诣。本文拟从两个方面梳理和分析其诗歌理论：一、诗歌创作论：元好问强调了诗歌创作两个方面的要求——＂诚＂和＂雅＂。二、诗歌风格论,包括：（一）崇尚豪迈壮美的诗风;（二）强调清新自然的诗风;（三）主张简约含蓄,反对铺排。     

论徐志摩的诗学理念

人们对徐志摩的诗歌写作研究较多,而对其诗学理念方面探讨得比较少,本文想通过徐志摩对诗的本体论、诗与形式、诗与人格、诗与真诚等诗学关键问题的发现与见解,来探讨他的诗学理念和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独特贡献.     

李东阳诗歌创作的宗宋转向

李东阳诗歌创作既有台阁体面貌,也展现出其诗歌创作的转向,其诗风渐趋沉郁、硬瘦,宗杜是他重要的诗歌主张。李东阳诗歌创作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欣赏、学习宋代诗人,其诗学主张兼顾宋诗,他作于不同年代的两批集句诗则印证了其宗宋的诗学观念,说明其诗歌创作转向宗宋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