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奥尔森困境”

基于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对我国理论界和决策界共同关注的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理性人出于个人理性的选择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从而导致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摆脱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解释了农民合作组织为什么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也解释了发展较快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有＂能人＂带头,并进一步指明了促使集体利益的实现是对合作原则修订的动因。     

奥尔森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中国农民收入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乡二元体制。一种解释认为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源在于＂奥尔森困境＂,但从中国的实践可以看出,随着我国农民数量的不断减少,并未出现所谓的＂奥尔森困境＂。事实上,中国长期农民权利的弱化,制度成因在于农民弱势的社会等级制度,而隐藏在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农民利益集团的缺失,因而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打破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的战略选择.笔者认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进行农民综合教育培训的最佳载体,是实现和维护农民利益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是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之一.笔者通过分析其发展面临的思想困境、人才困境、法律困境和制度困境,指出了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有效途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障.     

论农业垄断豁免的主体

依《反垄断法》第56条,＂农业生产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农业垄断豁免的主体。＂农业生产者＂包括下列人：狭义的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生产者;人工培育动植物者和获得野生动植物者;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单纯的和垂直一体化的生产者;自行提供全部劳动的和接受他人劳动的生产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包括下列组织：有股金分红的和无股金分红的组织;＂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专业协会＂;按地域联合的和跨地域联合的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后两者存在若干法律漏洞,应该补充。     

农民合作困境的原因探析——以J市Y村水利为例

本文以农田水利为介入点,研究农民合作困境产生的原因。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国家逐渐从农田水利供给领域退出,基层组织权力逐渐弱化,导致农民合作缺乏外部的组织力量;市场机制的引入,难以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无法解决农民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村庄内部组织力量的缺失及舆论的解体,导致村庄内部缺乏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因此,农民合作的困境是由政府、市场和村庄自身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无“法”维权与成员资格 ———多重支配下的“代耕农”

以往关于农民维权的研究都忽略了维权本身的权利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认为农民只有在具备乡村行政设置中的成员资格以及乡村伦理中的道德成员位置时,其维权行动才可能有效。文章通过对一个由特殊的群体——＂代耕农＂组成的村落,描述其村民从有成员资格到无成员资格的过程,在经验上补充了＂依法抗争＂＂以法抗争＂等研究框架所忽略的维权状态——无法维权;在理论上,扩展了＂合法性困境＂的＂所指＂范围,并分析了由资本、基层政府以及地方权力所组成的多重支配系统,如何构成了＂代耕农＂的抗争困境。     

安徽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分析思考

结合安徽省实际，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及特征分析出发，讨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育环境的改善、组织发展的现状、进展与问题，并针对有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思考与政策建议。提出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联系社会各经济主体间利益互动的纽带，但现实面临着种种的困境和问题，使得在进一步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中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演进研究

文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为研究对象,以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到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至今为时间划分,系统梳理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规范性制度要素主导,到文化-认知要素主导,再到规制性要素主导的制度演进逻辑。研究认为,单一制度要素主导会带来组织异变、组织发展乏力以及组织规范性不足等问题。因此,文章从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性三个制度要素协调发展层面提出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体系,调整政策供给方向,塑造农民合作价值观的政策建议,以期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制度环境。     

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

取消农业税之后,乡村治理状况有所好转,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能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乡村党政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依然不足、乡村社区内部自治性公共事务缺乏组织依托、部分利益冲突不能及时有效解决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契机。农民合作组织介入乡村治理主要有三种作用机制,即合作-服务机制,合作-信任机制,合作-协商机制。建立健全这三种作用机制,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再造乡村共同体、激活乡村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何以可能与如何合作: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

以山东莱阳＂昕秀＂合作社历史起源的微观考察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昕秀＂合作社发展的突出特征与价值体现为：＂扩大经营规模、维护经济利益、实现社会效益＂的合作需求,＂要素化、契约性、互惠信任性＂的合作机制,＂循环经济、生态环保＂的理念,＂家庭农场＂的合作模式,＂注重社会效益的多元共赢＂的合作效应。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体现为国家政策诱导、农民内在互惠互利自组织两种生成机制及逻辑理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实现国家政策引导与农民内生组织机制相契合,实现以人为本、多要素结合的＂和谐、生态环保、互惠＂合作。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     

“经验”的贫乏与救赎——论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创作

在20世纪90年代,余华的写作开始“转型”。在许多学者看来,余华转型后的小说不再一味地展示暴力与苦难,而是强调忍受、乐观,和“温情地受难”。但在笔者看来,对苦难的展示与“忍受”并非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层思想主旨,而再现由传统社会步入消费社会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中国人“经验”的日趋萎缩与贫乏,以及面对这种困境而试图重新整合“经验”的努力,成为余华“转型”后小说的深刻主题。正是对这一独特而深刻主题的挖掘与艺术表现,凸显了余华“转型”后的小说写作在当代文学中的独特价值。     

黄仁字的中国“长期革命”论述略

黄仁宇在其众多著述的一些篇目中对中国长期革命进行了阐述,他所倡言竹中国长期革命是指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和改造。长期革命的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过程复杂曲折。在20世纪长期革命实现突破性的发展,这表现为国民党重建了高层机构,共产党改造了低层组织,邓小平及其后继承者重订上下层之间的联系。在“大历史”观的指引下,黄仁宇以长期革命论对中国近现代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做了重新审视,颇有新见。长期革命论的形成与他的经历有着密切关联。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长期革命论也有相当的价值。     

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农村合作组织是农民走向协作、互助和共生的重要途径。熟人社会背景下,中国农村合作组织的实际运作有其自身的逻辑。在新农村建设中,究竞应该发育农民组织还是应该组织农民？我们认为,农民合作组织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纯粹的“原子化”农民是不存在的,农村分户经营的农民实际上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合作,随着小农社会化程度逐步加深,农村合作亦日益加强。中国农民并不是天生的“善分不善合”,一切取决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构成的农民利益。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政府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他们合作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门户开放”:冷战后美国在中亚的战略选择

冷战后,为防止中亚①地区再次沦为周边大国的势力范围以及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新的策源地,美国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四种战略手段在中亚地区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作为一种基于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门户开放"政策为美国将来可能主导中亚埋下了伏笔。     

“党内合作”形式若干问题之辨析

实行“党内合作”是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惟一形式，有力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党的力量的壮大，为中国民主革命打下了基础。实行“党内合作”形式不是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五四”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关系研究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当时的青年人出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勇于承担起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社会责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应谈将“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五四”精神内化为自身强烈的责任意识,并以责任意识为理念,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高加林的“无为”与路遥的“选择”

细读路遥小说《人生》,从主人公高加林的悲剧中,深思其“无为”的行为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农村时代政治话语下的隐在的政治性;另一方面源于作家的“选择”,路遥纠结于政治和道德话语的挣扎,呈现出道德性倾向。     

提升文化软实力,再论编辑“功夫”

编辑素养问题是出版界和传媒界一直都在探讨的问题,时代在不断地发展,编辑的素质也在不断地提高。编辑是传承文化的关键角色,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编辑也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功夫＂。文章从编辑的选择、智化、创新、把关及角色转型等几个方面分析论证编辑＂功夫＂。     

关羽在《三国演义》中的结局探微

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与历史人物关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其结局更是被赋予了宗教色彩：皈依佛门。这不是作者的凭空构想,而是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将关羽纳入佛教体系,改造成为佛教中的护法伽蓝神。这种改造反过来又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影响,并最终影响到文学领域,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形象的美化、神化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