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大历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解读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的视角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解读,对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重要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评判。从"大历史观"出发,黄仁宇对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作了历史定位。"大历史观"解读中国近现代史的主线是"中国的长期革命",它具有积极意义。     

《缅北之战》：热血青年黄仁宇的抗战记忆

黄仁宇这个名字连同他的《万历十五年》,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人文化水准的标尺。谈历史而不说黄仁宇,有书房而无《万历十五年》,就像诸葛孔明没有鹅毛扇一样。中国人对黄仁宇推崇程度之高,以至于他的每一本历史书都大卖,以至于学界中人忍不住泛酸,在他身后回忆他当年参加学术会议时蹲在沙发上的情形,总结说“像个兵痞”。     

继承和发扬毛泽东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早期致力于社会调查研究的领导人之一。在他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的许多重要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工作体系,它是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有效工具,是我们学习掌握调查研究本领的最好教科书,同时也为我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黄仁宇对史学的贡献

黄仁宇时史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不拘一格的治史方法、多元化的历史发展史观、大历史观。此外基于他对道德和数字的独到见解,也单独列出,以期对黄先生的史学贡献有更为深刻的了解。黄仁宇先生不仅为我们的史学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而且大历史观本身即历史方法,在对历史做专业性探讨的时候可以有多种选择的方法和模式,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时还要与本国特色相连接,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试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对历史的诠释从宏观着手 ,他选取的角度颇具新意 ,以社会的联系和整合方式为切入点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解释明代的历史与人物 ,主旨在于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黄氏史观并不复杂 ,胜在具体操作 ,其历史叙事精微深刻 ,充满个人色彩 ,这也是他对传统史学的创新之处。     

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作品系列

中国读者最初读到美籍华商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作品，是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万历十五年》。尽管专业研究人员对书中某些史实处理及描述有过批评，但知识界和文化界还是对此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人们称颂的是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观察历史的视角及引人入腾的叙述方式。10年以后，生活·读书·新知二联书店于1992年出版了黄仁宇先生的另一部作品《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这部可以轻松阅读的历史小品已经表达了作者的“大历史”视角。今年5月三联书店推出了“黄仁宇”作品系列”，除了上述两种作品外，又收入了《中国大历史》和《资本主义与二…     

论孙中山的精神和理想

论孙中山的精神和理想崔建伟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他所开创的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他的学说，他的理想，他的精神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旗帜。在长达４０年的...     

毛泽东的早期教育思想

毛泽东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是以在农村实行武装割据和以武装夺取政权为特征的。但在青少年时代,他却曾醉心于教育救国论,认为改造中国必先从改造教育入手。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期,他对教育问题进行过相当广泛的讨论,提出过诸如全面发展、自由研究、工读主义等多方面的见解。后来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教育救国论,但对教育方面的其他见解,则大都是有扬有弃,因时演进。有的主张后来他亲自进行过试验,有的观点,直到晚年仍津津乐道,坚持不懈。可以说,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不但是他早期思想中相当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他后来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整个思想体系的演变,也都保持着重要影响。我们以前对此注意和研究都很不够。     

黄仁宇＂大历史＂的现代性解读——以《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为中心的剖析

黄仁宇的资本主义研究,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其中,＂技术＂、＂数目字＂与＂历史舍理性＂无疑是他解读历史的关键性话语.这种关键性话语不仅是其所论＂资本主义＂的核心内涵,而且构成了其＂大历史＂的一种现代性解读模式,即以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为参照来理解历史的发展演变,井做出＂历史合理性＂的解说,实质上是一种历史的经验论.     

论毛泽东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贡献

论毛泽东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贡献刘永洪历史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其任务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阐明历史发展的真实过程，揭示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势。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研究现状与研究历史，注意发挥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从宏...     

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与中国文学史书写——以林传甲、黄人两部《中国文学史》为例

在中国传统语境中,“文学”义指“文章博学”,近代以后成为学术分科的一支,用于指以语言为表达方式的艺术。清民之际,西方“纯文学”史观输入中国,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基础。考析林传甲、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可以对清民之际“文学”概念的转换有更具体的认识。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以传统“文学”概念为理论基点,是非关史体的“讲义”;黄人《中国文学史》汲纳西方“文学”概念的内涵,可说是近代意义文学史的发端。     

《饮冰室诗话》中的新诗萌芽

梁启超是＂诗界革命＂的倡议者和实践者之一,在《饮冰室诗话》中,他对黄遵宪等人的诗歌推崇备至。就《饮冰室诗话》看来,所载新歌词的翻译比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诗歌实践更具现代特征。本文列举了《饮冰室诗话》中部分例证,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义和团观——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一个侧面

建国后,随着现代化运动在中国的展开,如何认识和评价义和团,仍然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关注点。围绕着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义和团观经历了近代革命的高潮、反帝反封反修的前驱、消除神话的祛魅和九十年代至今的学术认知的深化这样几个阶段的变化。梳理20世纪后半叶义和团观的延伸脉络,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政府的“勒索”和“后台”的反抗 ———詹姆斯·斯科特农民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范式

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经济学理论注重农民纯粹利益考虑之外的道德伦理涵义,使农民学研究更加注重社会运动的社会价值取向;但是斯科特绝对化地将国家或政府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定位为“勒索者”,以及对农民“后台”反抗方式的过分醉心,暴露出其西方中心论视角历史单线发展模式的结构性局限。从《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到《弱者的武器》,其研究范式在发生重心转移的同时,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动态进程的把握而呈现理论倒退。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鲁迅的“看客”情结探源

以＂立人＂为指向,反复再现＂看客＂影像,展示老中国人间世相和国人生存状态——贯穿于鲁迅一生创作的全过程,凝成了鲁迅一生挥之不去的＂看客＂情结。这种情结,与鲁迅青少年时期独异、坎坷、苦楚、悲凉的生命感悟、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痛彻反省以及梁启超、尼采等中外先哲的思想启迪息息相关。     

《都柏林人》中的“灯”意象

在詹姆斯·乔伊斯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以“灯”为代表的诸多意象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灯”象征着都柏林人之虚假“希望”,“灯”的缺失状态则揭示了当时都柏林人受殖民者和教会双重压迫的黑暗生活。通过对“灯”意象的阐释,能进一步展示乔伊斯运用“刻薄语体”实现创作意图的精湛写作技巧,并可表现这位自愿流放者对国人命运的终极关怀。     

“大题材”、“第一手”、“高层次”——从《邓小平改变中国》看叶永烈的史传报告文学写作

叶永烈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他的纪实文学写作坚持＂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的原则,但对其内涵并未解释;评论界论述叶永烈的著作时也多次引用这一说法,对其具体含义也未界定。笔者认为这三个词精准的概括了叶永烈纪实性史传文学创作的特点,笔者还结合叶永烈的创作实际,对＂大题材、高层次、第一手＂进行了更为合理的调序,即＂大题材＂——政治题材的独创性、＂第一手＂——史学的科学理性、＂高层次＂——文史结合的兼容性,并尝试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精心创作的《邓小平改变中国》为切入点,分析叶永烈史传报告文学的这三个特点以及叶永烈这三点的创作经验对史传报告文学发展的意义。     

1950年《婚姻法》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布60周年

1950年《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不仅是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制度的深刻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涉及个人生活、社会秩序乃至国家制度安排的重大社会改革,更是中国妇女人权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新《婚姻法》颁布后,中央人民政府运用教育的、行政的和法律的手段,从上至下开展了全国性的宣传、教育以及严惩犯罪行为的活动,积极健康的婚姻新风尚开始出现。《婚姻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封建婚姻观念和诸多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少地区仍有一些消极落后的婚姻现象存在,甚至有不少妇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说明,现代婚姻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一个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