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小说:道德的和伦理的

路遥小说呈现的伦理书写与道德问题,具体表现为早期政治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伦理书写,社会历史背景下差异化的情爱伦理与唯美化的道德理想建构,新时期乡土道德的坚守与时代语境中道德异化的探讨,以此彰显文学的道德审美意向.路遥遵循艺术源于生活真实与情感表达真诚的创作原则,自觉地接受与追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坚守自我认同的伦理立场和文学理念.通过采取为普通大众而写作的文学立场,路遥的小说创作发挥了超越于时代审美的伦理价值,体现出当代文学伦理书写的现实意义.     

“重读路遥”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

新世纪以来,路遥被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忽略和遗忘”的现象引起了路遥研究者的关注,由此引申出“《平凡的世界》现象”、“路遥现象”的说法。几年之内,有关“路遥现象”的阐释文章集中出现,由此带动的路遥研究资料述评和汇编工作,为路遥研究的“重生”提供了契机、蕴蓄了力量。至2007年前后,对路遥的多样化研究形态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作为个体作家路遥的“再解读”、对历史序列中的路遥进行纵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路遥进行横向系谱学式的梳理、对边缘地带路遥的实证式考察。由此形成的“重读路遥”浪潮,与“重返八十年代”学术思潮暗相交织,多维度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整体化”的路遥。     

“二程”政治哲学的超越向度

［摘要］二程的“天理”论不仅构建了宋代新儒学贯通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最高普遍法则,更是儒家知识分子争回政治话语的自觉行动。但以往对二程的哲学探讨,多停留在对其义理、心性、为学工夫等问题的阐发,忽视了二程“天理”精神的一个重要焦点,即对重建国家权威和政治秩序的现实诉求。另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多与道德问题勾连在一起,导致了对道德的理解走向多元和相对,支撑政治权威的终极依据被消解在权力斗争的藉口中,“天理”思想所蕴含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在现实处境中被丢弃。因此,如何将二程“天理”学说的现实政治指向提炼出来,而又对其内在的超越境界作出正确评价,就成为研究二程政治哲学所关注的重点。     

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修辞学阐释

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既要关注“谁在说”“说什么”“对谁说”的问题,更要关注“怎么说”的问题。“要人家服,就要说服”,说服的策略与方法离不开修辞理论的指导。毛泽东政治话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有深刻的修辞意蕴,对这一话语进行修辞学分析与阐释有助于我们准确揭示、深刻理解、正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修辞规律,进而构建受众注意听、听得进、有好感的话语体系,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说服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回到政治本身”：对墨菲政治哲学的解构主义政治现象学解读

按照墨菲的理解,政治应该有独立的实践空间和场域。政治实践不能还原为党派和集团之间的阶级经济利益之争,政治领域是独立的抗争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不同话语都在进行领导权的争夺,这些话语都在争夺一个并不存在的政治主体位置。在这种不同话语的抗争中,每种话语都在与其他话语发生竞争性对抗,并把对手作为“构成性外在”构造自己的认同和身份,获得自我的偶然同一性和暂时的稳定性。这种不同话语之间的对抗性竞争活动就是墨菲所说的“政治性”和政治存在本身。这种政治存在是正在发生的抗争活动,是政治现象学的、活生生的 “生活世界”。它需要墨菲所说的解构主义的“再激活”和由“政治回到政治性”现象学还原才能获得,它们打破了现有的政治哲学体系和政治理论所形成的概念“沉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理论、新自由主义传统政治哲学对“政治性”和“抗争性”的生活世界即“政治本身”的遗忘。     

“中”作为权力话语

从“中”到“中德”的一整套话语,因与上古时代协和万邦、亲睦九族的德治理想相适应,最终从一种政治智慧、政治抉择渐渐演为全社会的真理话语,但从根本上讲还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对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双方都有所约束。     

“源于诗”与“属于诗”——赋学批评的政治内涵和诗学维度之发覆

在中国古代赋学话语中,“源于诗”是一个经典的赋源表达,从班固的《两都赋序》一直持续到清代末年,历代赋论者无不如此。亘古不变的叙述凸显出赋的讽谏和颂美情怀,大多非关赋的起源的文体阐释,而更多焦虑的是赋的政治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诉求。魏晋以来的体性之辨,尤其是元明两代,赋论者多认定赋“属于诗”,瞩目于赋的“诗”性面相,开启了赋学批评由政治内涵向诗学话语的嬗转。除却唐宋以来的辨体批评这一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元明两代的崇骚重情的时代氛围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创新策略探析

互联网不仅为大学生思想融通和碰撞创造了契机,还为“互联网+”语境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场域的更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对现代话语权的把控力度较弱,话语内容缺乏与时俱进,话语交往方式对师生良性互动关系构建的推动力有限,导致大学生思想教育活动无法精准有效展开.高校应从话语内容、对话模式、话语环境三方面着手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研究,探索蕴“地气”“人气”“底气”为一体的话语新体系,最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度和效度.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孔学”的三套话语

从《论语》看"孔学",可知其作为自在自足的话语系统,包含了三个子系统,即①以"礼"为主题词、"忠"为关键词的政治话语;②以"仁"为主题词、"孝"为关键词的人文话语;③以"德"为主题词、"道"为关键词的道德话语。三者的关系相当有机并且因其统一与合谐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的话语结构。孔子一生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为政以德"为宗旨的治国理想,在《论语》中体现为其政治、人文、道德追求的统一性、同一性、一体化、绝对化。欲知"孔学",不可不懂得这一"奥秘"。     

“以病人为中心”的深层次思考

“以病人为中心”是医院管理道德和医患关系道德的核心话语,其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在医患关系道德建设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理念,一是要“以病人为中心”,这是医患关系道德“以人为本”的核心,二是要“以医务人员为主体”,这是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关键,而且要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共同指导医患关系道德建设。“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对于我们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话语转换”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兼谈“中国梦”的话语效果

话语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本质要求。从话语体系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创新性地转换为“中国梦”，不仅符合意识形态现代化的要求，而且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由于“中国梦”还赋予了共同理想更丰富的内涵，其典范性必定助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走向深入，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凭添更多光彩。     

“人格神”与“神格人”的价值取向差异

与张扬个性的西方“人格神”传统不同的是,中华“神格人”传统崇尚悲天悯人的道德情操和经世致用的献身精神,二者的差异根源于西方商业文明与中国农耕文明的不同路径。     

“情”－“理”的“精神”形态--基于人的“同一性追求”的道德哲学探寻

“同一性”是人类不同精神文明形态对人的本质问题的共同回答。人的“同一性”追求在现实的民族精神中演化为“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追问和“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问。由于这两大追问彼此交织在一起,对这两大追问的现实回答又凝结为伦理道德相统一的道德哲学问题。基于“精神”的本性以及“情”的合同性与“理”的别异性等独特的精神哲学功能,伦理和道德相统一的动力正源于“情”与“理”的统摄互动。而在伦理、道德相统一的过程中,也成就了“情”与“理”由应当统一到必然统一的“精神”形态。     

“革命”话语竞争与乡村社会结构变动 ———以湘东南桥村为例

关于“革命”话语对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有“持续论”与“断裂论”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但若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予以考察，或可超越这种非此即彼的判断。从村庄道德与权力体系来看，“革命”话语主要改变的是村庄的纵向社会结构，政治标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分层标准，而村庄的横向社会结构（以“己”为中心、以“伦常”为标准往外“推”的圈层结构）则呈现为延续性。     

“中国梦”与党的意识形态新语态

“中国梦”的提出,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的一次伟大创新.“中国梦”基于国家、民族、大众的价值共识,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纲领性话语与生活话语、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顶层话语与底层话语、宏观话语与微观话语、权威话语与包容话语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开辟了党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新空间,促进了话语整合,增强了叙事效果,创造了党的意识形态新语态.     

晚清“国民之母”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晚清,先觉者们纷纷引进西方的政治学说来救亡中国,论述新“国民”成为梁启超构建民族国家观的重要途径。“国民”一词盛行之后,“国民之母”的话语也顺应而生。“国民之母”话语让原本严重丧失基本人权的女性转而被圣神化,而话语背后也蕴含了男性启蒙者们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以及对女性“母亲”角色的期待。     

孔子的“好古”与“复礼”

在孔子的政治文化观中有着极为浓烈的崇古情结。他不满于当时社会的混乱 ,立志对社会进行改造 ,历史文化信仰成了他创立救世方案的丰富资源。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构造了一个向后看的乌托邦———有道之世。在这个有道之世中 ,孔子一则认同了等级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 ,二则制造了一个圣王修己治国的政治神话。为了使社会回归 ,孔子提出了一个“克己复礼”的社会改造计划 ,即通过对人进行道德改造使人的本质得以恢复 ,从而达到救世的目的。孔子“克己复礼”的仁学弘扬了人的道德价值 ,但却把等级制的“礼”视为价值的核心、“百世不变”的古“道” ,从而使道德沦为政治的工具 ,也使人的本质为等级制所扭曲。     

“黄祸论”：一个帝国主义的政治修辞

“黄祸论”是19～20世纪之交出现的帝国主义政治话语，是西方列强对自身基于强权得到的利益有可能丧失的恐惧的表征。本文梳理了这一政治话语的产生及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意味，考察了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在陈述“黄祸论”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逻辑，最后概观了中国舆论和知识人对“黄祸论”的批判，指出“黄祸论”不过是帝国主义之间博弈的修辞，与中国无关。     

给市场装上“心脏”和“大脑”──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复杂的道德现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所谓“滑坡论”与“爬坡论”的评价冲突，根源于市场经济这把“双刃剑”所严生的正负效应。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不能自觉地去克服其自身的弱点所带来的对道德建设的消极影响．但我们可以给市场装上“心旺”和“大脑”，使之朝着促进道德进步的方向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