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传播途径考略

"五四"后,封闭国人心灵的精神枷锁被进一步砸烂,西学以更猛烈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涌入中国.西方伦理学便是在这一时期以多种途径大规模传入中国,翻译西书、著书介绍、撰写文章;邀请欧美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来华讲学;西方伦理学进入中国大学课堂,通过课堂教学得以传播,这些都成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伦理学"这个西方学科的接受主要是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未能从思维方式角度思考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条件,因而普遍忽视了"中国伦理学是否能成立"这一对于研究中国伦理学来说根本性的问题。其结果是人们不假思索地将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学说一律称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不仅导致对西方伦理学的误解,而且无益于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从亚里士多德对phronesis与sophia在希腊文中的含义区分出发,可以发现"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成立的前提问题非常重要,只有区分"儒家学说中有伦理学"和"儒家道德学说是伦理学"这两个判断,才能正确使用"儒家伦理学"或"中国古代伦理学"这类术语。此外,"儒家伦理学"、"中国古代伦理学"其实是用"伦理学"这一西方学科范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进行人为加工和重构的产物,决不能代替本来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学术;把儒家学术纳入"伦理学"等西方学科范畴,并以之为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最佳现代解读方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自身独立性的抹杀和独特价值的忽视。     

生态伦理学构建的理论基础--中西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生态伦理学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要得以确立必须寻找到自身的思想和文化基础.西方的"主客二分"造成了今天严重的生态危机,为此一些西方学者把新视野转向东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解决今天的生态危机,拯救人类.但"天人合一"也有其自身的消极因素,因此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天人合一思想.同时,开展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在超越传统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为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     

康德伦理学中的形式、质料问题——以《实践理性批判》为中心

康德伦理学因与中国哲学的"因缘"而备受中国学者的关注,又因所谓的"形式主义"与"严格主义"而在中西方都引起争议.那么,究竟在康德那里,何谓"形式",何谓"质料"?称他的伦理学为"形式主义伦理学"是否合适?在何种意义上,这一伦理学形态还有继续发展的空间?本文拟通过对文本的认真解读,管窥这些问题.     

试论中西伦理学的不同路径

由于文化的差异,中西伦理学在路径上表现出明显的分歧:一方面,中国伦理学认为通达道德境界的道路只能是修身养性,而西方伦理学却主张科学的理性有助于达到道德的理想目标;另一方面,中国伦理学甚至认为为道与为学在根本上是对抗的,而西方伦理学却断言美德本身就是知识.     

明清之际西学流播与中国本土思想的接应

明清之际传播的西学主要是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晚明王阳明心学大为流行,为恰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王学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王学注意伦理学的自愿原则,为天主教教义的传播架设了思想桥梁;王学大兴讲学会的风气,对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形式上的借鉴.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思潮则与西学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皆有相通之处.对西学的接应,为这个时期重建思想世界增添了一幅新的图案:以天主教"补儒易佛"为核心的精神世界和以汲取西学科技为基础的知识世界.就此而言,西学与明清之际的思想世界的重建是有着内在关联的.然而这一重建的蓝图没有得到实现,直到近代王学与实学再次充任西学的接应者,并且西学成了思想世界重建的引领者.由此来考察明清之际思想与中国近代思想之间的历史脉络,西学无疑是内在于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思想史的.     

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与现代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是20世纪中叶出现的一门新兴学科,它摒弃了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基础,开创了西方伦理学的深刻变革。然而生态伦理学要得以确立,还必须寻找到自身的哲学依据。为此,一些西方学者把视野转向东方,对古代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表示出浓厚兴趣,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把天人合一观作为生态伦理学的前瞻而推崇备至。     

美德的转向及其再转向

美德伦理学与美德认识论两者在整个"现代哲学"时期一起衰败,但最近已经复兴。共同的复兴,加之大多数非西方文化属于美德伦理学的某种形式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支持了现代哲学构成一种中世纪时期就不可避免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德方法最终会繁荣的观点。现代西方出现的新个人主义导致主观笛卡尔主义者转向,并且强调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权利,但是这些现代性"震荡"也许正在消失而朝向善,当今美德理论的强大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见证。但是中国从来没有经历现代西方所出现的广义个人主义类型,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美德传统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西方衰退那样而在中国衰退。并且,当代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在其强调道德谦卑方面类似于儒学而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美德伦理学不可避免的道路。而且,因为谦卑也是一种认识美德,美德认识论比起其先前所认识到的,或许也必须更多地向强调与他人同感的情感主义学习。     

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

明末西方逻辑的输入是中西文化第一次碰撞的产物.西方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也把西方的逻辑学介绍到中国.对于传教士来说,译介西方逻辑是为传播宗教服务的.而具有科学思想的中国士大夫显然有别于传教士,如果说徐光启翻译西方的演绎逻辑是翻译西方科学的副产品的话,那么李之藻翻译<名理探>则是为了矫正明末空疏的学风.     

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缺陷与实践困境：后现代向度简析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西方文化思潮深刻影响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建构,从而使其具有鲜明的后现代向度.这种后现代向度既推动了"伦理学的一场革命",实现了伦理认知范式的转换,又给环境伦理学自身造成了理论缺陷和实践困境.如何实现环境伦理学理论建构上的合理性、完善性和实践推行中的有效性、公正性,将是西方环境伦理学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明末清初部分华人皈依天主教原因分析

明末清初,在欧洲传教士的带动下出现了中西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在这次接触过程中大批的上层知识分子皈依了天主教。文章意在探究这些士人阶层皈依天主教的真实原因,并希望能够为我们研究当今中国基督教徒皈依的原因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东西。     

晚清国外地方自治思想输入考论

地方自治思想最初由西方传教士输入中国,主要在其所创办的刊物和介绍西方的中文著作中对地方议会制度和地方普选官吏情形进行介绍。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大夫开始在自己编著的外国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的书籍中对西方地方自治进行介绍与传播,内容主要涉及地方议会的形成、构成和组织活动的原则,以及地方官吏民主选举和乡官设置。19世纪60至90年代,游历、出使或随使西方的知识分子置身于实地,耳闻目睹了西方地方自治制度的情形后,明确而具体地将西方自治的信息告知国人。晚清外国地方自治思想的输入过程,不仅暗示着中国由强至弱的深刻原因以及富强目标所面临的制度困境,而且也为中国政治改革提供了一种制度蓝本和途径。     

西学东渐对中日新语词创出的影响

西学传入近代中国后,急需大量表述新知识、新技术的语词。林则徐、魏源等晚清先哲及来华传教士为创出新语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早期中文报刊与西学著作是新语词得以传播的媒介,英华词典也在新语词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通过在中国出版的西学著作获取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同时获得丰富的抽象词汇和专业术语。西学东渐及中日间的文化互动,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社会与历史,也给两国的语言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来粤的传教士与西学东渐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入华时 ,随着社会的进步 ,耶稣会士们采取的是“文化传教”策略 ,在将西方先进文化大量介绍来中国的同时 ,极力融合中西文化 ,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西方传教士与明末历法改革

明末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抓住了明代历法失修亟须改革的契机,积极输入西方天文、历算学和参与《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使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渐趋高潮,同时也促使了天主教在华传教事业在历经“南京教难”之后重新振兴。     

试论晚明西方观念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以“西方宇宙观”与“世界地图”为中心

16世纪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登陆后所带来的西方观念,冲击了传统思想,动摇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政治基础,究其原因,它一方面来自于西方异质思想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开始对自身传统提出质疑与反思,并且已初步具备了接纳外来思想的精神准备。外来思想的影响与对自身文化的质疑与反思的合力,使批判性成为晚明思想的主潮。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农业的贡献

1840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门户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陷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英国同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在中国进行翻译科学书籍、开展科学研究、创办学校以站稳脚跟。特别在农业科技方面,他们把西方实验农学理念带入中国,为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明清之际甘青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钩沉

明清之际,天主教入华传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西北甘肃地区也有一定规模的发展.始自明末,就陆续有一批接一批的耶稣会士进入甘肃境内传播天主教,在兰州、甘州、凉州、西宁等地建起部分教堂和教会组织,而且有了一定数量的基督徒.到清康熙时,由于多位耶稣会士的努力,甘肃天主教传教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该地区天主教传教活动的真正取得一定规模,则是始于教廷传信部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的来甘传教.雍乾时期,全国范围内爆发了雍正元年、乾隆十一年及四十九年的几次大规模教难,甘肃地区天主教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但由于该地区欧洲传教士及其培植的中国教士的努力,天主教传播的火种始终没有熄灭,且代代相传,直到清后期圣母圣心会来甘肃传教时,还能见到早期教会的残存.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农学的兴起

中国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农事为国家首务。至海通以降,传教士带来了西方农学。通过其对泰西农政院、西方农器和农务化学的描述与介绍,士渐知农,并以比附的方式接纳了西法农学。在报刊舆论的宣导下,朝臣奏议亦别于重农仅知种植之利的旧制,开始畅言效法西方,探求审土宜、讲培壅之法,终仰动宸听,当局明确提出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的主张。农学从无到有,被放置进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与实业学堂的农业学堂中,纳入学制。它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并体现了时代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