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市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宜昌市的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实现了信息整合、结构优化和体制革新,提高了管理效率。但社会管理的技术化没有实现行政组织的根本性重构,因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仍然存在治理主体单一、政府控制过度、社区自治弱化等问题。完善网格化社会管理,政府必须推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促进社区自治、健全网格化社会管理制度。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网格化治理模式研究

在新时期条件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充分地发挥其应具有的社会功能,因此,新的社会管理模式应运而生。在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领域,由政府直线领导下统包统揽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维持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要,同时,一种更加重视民生的,多元治理主体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已经在很多地方得以推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本文着重研究如何从实践中找到网格化与政府治理的契合点,从而充分发挥出网格化治理模式的优势。     

网格化管理在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关系中的变迁动力与反思对策

网格化管理是促进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的关键工具,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公共服务治理的鲜明特色.实践表明,网格化管理在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中承担着管控治理、民主保障、社会协同、民生服务、安全维稳、信息扩展、资源整合、利益诉求等独特动力功能.发挥网格化管理的正向集聚、整合、管控动力,能够有效解决社区基层公共服务网络化治理中行政绩效偏重、服务网络断层、社区自治空间压缩等负向问题.因此,要在明晰社区公共服务网络"双元双制"变革复杂性基础上,设计社区服务事权和自治权均衡联结,利用网格"云"平台拓展网络关系,注重技术与资源全覆盖并行发展,发挥监督评价机制的内在驱动力,推进行政管控和多元主体协作融合.     

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论析

农村社区作为一种具有较强认同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承担着联系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作用.通过对农村社区进行有效治理,中国基层政府在向农村社区居民传输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也可以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农村社区自身发展的有效衔接和互构.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国家公权体系下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回顾梳理,对农村社区运行过程中的"治理失灵"、"信任式微""财权弱化"等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顺基层政府权责、培育公民文化环境、拓展利益诉求渠道等几种衔接思路,这样有助于中国基层政府与农村社区协同发展体系的构建.     

精细化：网格里面做文章

近年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形成了“街道、社区”管理模式,如：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青岛模式等。2010年后,随着城市管理网格化的推广先后涌现出北京东城区、福建邵武市、南京建邺区、秦淮区等具有不同特点的网格化管理模式。2011年10月以来,江苏省南京市柄霞区仙林街道创新网格化社会服务,在组织结构、管理主体、公众参与、管理环节、效能督查、工作流程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创新拓展与特色。作为社区治理机制的一种新形式,受到全国的关注。     

城乡比较视角下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网格化管理日益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模式而在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实践。从城乡比较的视角看,作为一种最初孕生于城市社会的治理模式,网格化管理与城市社会的高密度空间格局、高频次治理事务的特质相适配。而乡村社会的分散化空间格局、低频次的治理事务,以及乡村基层政府相对灵活高效的部门协同机制,决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与乡村社会基础之间的适配错位。网格化管理模式在乡村社会的具体实践诱发大量简单事务和治理对象的私人性事务涌入正式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主体的避责式消极应对,整个基层治理体系也由此偏离了简约高效的基本定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构建与乡村社会相适配的治理体系,网格化管理在乡村社会的推广应用需要更加审慎。     

论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模式

我国社区组织管理目前仍然是政府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排斥了社区居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参与权。因此,我国社区组织管理应当向多元合作治理模式转化,成立有政府、公民与非政府组织等民间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社区自治组织模式。我们应当在相关理念的指引下,为建立城市社区多元自治管理创造条件。     

社区治理中现代公民意识培育

社区治理是实现政府善治与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社区的未来发展方向。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是其本质特征。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促使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的干预逐渐减少,由统治变为治理,通过公民社会来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公民意识的觉醒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促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的助推剂。首先分析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的觉醒,进而更深一层次的探析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缺乏所引发的困境,最后阐明了社区治理中公民意识培育的紧迫性。     

社区服务:“三网四联五加强”

近几年来,为了增强社区的服务功能,很多地方都引入了网格化管理,并且根据各地的实际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创新。比如,本期刊登的四川平昌县将社区党支部和居委会、居民小组长、楼院长划分为三级网格的"网中有格、按格定岗、人在格上、事在网中"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也有将网格管理和党建工作结合在一起,像山东邹城的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等等。别小看这些小网格,有关部门和社区组织依靠网格提高了服务效率,居民虽然不知道啥是网格,但是原来需要自己跑断腿的事,现在在"格"里全能办了,还不用自己费心。因此,网格化管理越来越被众多的社区所应用。     

我国社区治理难题: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的平衡

社区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与社区两个治理主体之间的不同选择。我国的社区虽然是法定的群众基层自治组织,却带有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对弱势。要想化解我国社区自治目标与行政倾向之间的冲突,可以从相关利益主体、公民参与行为、行政体制安排三口切入,构建适合我国本土发展的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论执政思维与科学执政

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在于科学执政。科学执政实质是科学执政思维的体现。本文从批判斗争思维和直线思维这两种错误的执政思维认识出发,论述了执政思维从多元思维、互补思维上升到“合力”思维的科学认识过程,并指出程序与民主是“合力”执政思维转化为科学执政的保证。     

善治视野下的乡村生态治理

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乡村生态治理缺乏整体意义上的治理机制,出现了社会资源整合有限、政府角色错位、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合作治理主体单一等多重难题。唯有在善治视野下重塑乡村治理中公民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在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机制等方面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能将外部的政策、资金支持转化为乡村生态治理的内生力量,从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的实际效果。未来应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能动性,提高主体参与意识,完善政府与社会、市场三个维度的合作治理范式,健全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运行机制,改善乡村生态的公共服务体系。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治理理论视野下的政府生态善治

用治理理论来研究和解决生态治理问题,必然演绎出生态善治的目标与治理模式。政府生态善治包含着民主性、合作性、责任性与透明性等基本诉求。当前在生态治理中仍存在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责任的冲突、多元治理机制尚未形成、社会资本缺失等诸多困境。因此政府必须转变治理理念,达成与市场、企业、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多元参与的生态共治网络,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进而实现政府生态善治。     

股东权治理--公司治理本旨

在同一公司中 ,中小股东已经完全两权分离 ,而控股股东则因与董事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竞合状态 ,没有完全两权分离 ,甚至重新两权合一 ,因此 ,以代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司治理是不能解决治理的本质问题的。公司治理实质上是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行为 ,即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相容 ,也就是股东权的治理 ,形成全部股东在股东权的治理要求上的平等交流机制与制衡机制 ,以此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层面的全面制度创新 ,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的乡村治理变革

整体性治理范式契合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变革的现实需要。借鉴和运用整体性治理有助于推动乡村治理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整体性创新与变革,有利于促进乡村治理方式上的整体性转型和民生导向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整体性治理也为创新乡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模式,克服农村社会转型风险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可行的治理途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法律与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紧密联系的两类社会规范 ,又是治理国家、规范行为的不同方法。只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二者并重 ,才能营造安定团结、持续发展的社会氛围 ,把国家治理好。     

常规治理、运动式治理与中国扶贫实践

精准性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反贫困实践,采用常规治理还是运动式治理成为精准扶贫可能与否的关键。 除照章办事的科层运作外,常规治理还有策略主义、半正式治理、“不出事的逻辑”等内涵,其内在弊端“模糊治理规则、影响政治绩效”使得它在恰当的时机下向运动式治理转化。 依托于首长负责制、驻村工作队、群众动员等组织运作机制,地方政府声势浩大的扶贫运动取得显著成效,然而也表现出精心应付的缺点。 作为常规治理的重要补充,运动式治理不可能消失,其偏离运动目标诱发多重紧张的弊端及相应纠偏机制值得继续深究。     

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关系探讨

公司治理作为公司治理文化的基础，是一种创生秩序，主要调节人的自然属性，治理完备契约。而公司治理文化作为公司治理制度的升华，是一种自生秩序，更注重调节人的社会属性，治理非完备契约。公司治理制度与文化两者之间是既互补又替代的关系，因此在治理企业时，要把治理制度的设计与治理文化的构建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奏效。     

环境善治：我国环境治理的目标

从环境善治内涵出发,指出环境善治是对传统环境管理的一种突破,强调进行环境治理的主体不再是政府这一单一主体,而应该是多主体的,即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来共同治理,追求的最终目的是追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和可持续发展,并且使得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结合善治的几个基本要素,指出衡量环境治理是否达到环境善治的四大衡量标准;分析环境善治作为我国环境治理目标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