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单靠政府处理危机事件力有不逮,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成为当前公共危机管理新趋势.基于当前国内对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研究现状,提出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中注重案例库建设,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媒体的行为规范,治理主体的纵向协同,以及司法主体与保险主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等研究.     

地方公共危机治理碎片化的整理——“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当前,中国地方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碎片化倾向。整体性治理理论为整理公共危机治理碎片提供了思路。按照整体性治理理论,建立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从整体性公共危机治理战略的制定;大危机管理部门的建构;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协作治理;统一、高效的危机治理信息中心建设等入手。     

公共危机事件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多元协同社会治理的合理肇端;其二,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潜在"动力";其三,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全面平台。     

农村公共危机事件的多元治理主体行为及参与困境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对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文对农村地区公共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行为及参与困境进行分析,认为通过提高危机治理意识、加强主体间沟通、明确权责等措施完善公共危机应对的多元治理机制,形成各个主体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共同参与危机事件的治理。     

对重庆市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

随着重庆市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型,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必然会越来越高,对社会的影响和危害也会越来越大.本文根据两起重大突发性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结合重庆市的实际情况,对重庆市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和深层次的公共危机隐患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重庆市公共危机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     

灾害性公共危机协合治理机制分析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有必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观念,要促进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协同合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部际协同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协合治理模式。     

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以汶川“5.12”地震为例

现实中应对公共危机的思路基本上遵循的是全能国家逻辑,该逻辑既与公共危机的特性不相符合,又过于简单,甚至扭曲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制度特征,因而在危机管理的实践中成效不彰。本文立足于利益相关者分析,以汶川5.12地震为案例,认为要科学合理地应对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应对思路就必须由全能国家逻辑下的政府单边治理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复合治理转型。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利益相关者间多元角色的互动,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精神,从而提高公共危机治理的效率与回应性。     

公共危机问责:风险治理制度化的重要维度

正值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公众的安全。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政府必须担负起公共危机的治理责任。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寻求机制创新,以不断提升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构建公共危机问责机制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基于风险社会的时代语境,通过对公共危机进行理论界定与类型梳理,提出两种主要的公共危机类型:诱发性危机和内源性危机。回顾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发现,近年来重大的诱发性危机有所减少但仍不可小觑,而内源性危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据此,提出了官员问责和体制问责两种公共危机问责模式,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善治"发展。     

城市危机管理及其机制创新研究

城市危机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危机、意外事故危机、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安全危机等四大类。为了解决城市危机给城市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城市危机管理应运而生。城市危机管理的成效需要相应的机制来保障,包括危机机构的设立、危机预案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危机预测评估、危机处理和政策制定等,依据工作重点的不同可分为储备、预警、控制和恢复四大阶段。当前我国城市危机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危机管理意识淡薄,危机管理认识有待于加强;城市危机教育不足;政府与公众在城市危机管理上存在沟通的"盲区";现有的城市危机管理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为此,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树立城市危机意识,实现危机管理理念的全方位转型;加强法规体系建设,为城市危机管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积极的城市危机预警系统;加强公民的危机管理教育,提高公民的危机管理参与意识和能力;构建城市危机管理的社会整体联动机制。     

基于大数据的智慧公共决策特征研究

当今世界,环境日趋多变,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各国公共管理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仅凭传统的决策模式已无法有效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时代挑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为智慧公共决策范式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智慧公共决策以大数据为基础,利用新一代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在复杂的环境和海量的数据中,解释数据之间及数据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系,准确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实时连续地为决策的制定提供支持。从本质上讲,智慧公共决策是以大数据驱动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具有全面感知、客观透明、实时连续、自主预置和多元共治等特征的一种全新的公共决策模式。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     

电子政务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系统探究

电子政务和公共危机治理是现代社会新形势下的新产物,电子政务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的构建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电子政务危机治理系统的探究,确立了构建电子政务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的基本模型,并结合实际分析了我国建立该系统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角色定位

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常态化的趋势。研究公共危机问题必须使用新的理论视角。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事业。那么,公民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色应是发现灾害危情和提供专业建议的预防者、危机应对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信息反馈者、公共资源筹集与分配的监督者、灾后重建实务性功能的具体承担者。当然,公民参与角色的有效扮演需要实现与政府角色的协同。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参与式发展与中国城市治理模式创新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渗入到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城市自主发展和活力受到抑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变化,许多城市政府纷纷提出城市经营的新思维,但由于城市政府职能转变滞后,这种城市经营实际上与城市治理的理念背道而驰。进入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模式需要进行一场新的深刻的制度创新和变革,即中国城市政府要从参与式发展的新范式出发,赋权于民众,建立起城市治理的新模式,在城市政府、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使各种利益相关者能够参与决策。     

Web2.0时代高校公共危机事件的行政应对机制思考

在Web2.0时代,国家公共意识日益强化,现代社会公共空间逐步形成,一些哪怕不是重大事件的事件也会在社会公共空间中发酵,酿成公共事件。高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和自身内部的各类矛盾的影响,这些影响将为学校带来显性或隐性的危害,并引发不同程度的危机事件。这类事件的本身大多具有"公共危机"的内涵特征,如何应对则又经常困扰着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运用上都应对此给予足够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