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结构特征与成功要件——基于湘渝黔“锰三角”地区水污染跨界治理的分析

一个有效的跨界治理模式应具备某些特定的结构特征和成功要件。“锰三角”跨界水污染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多元共治、协同互动”的结构特征以及共同利益的有效分配、跨界合作平台构建、跨部门合作机制形成、多元主体参与渠道的完善等要件成就有助于跨界治理走向成功。这些结构和要件的提出为跨界治理成效进行事前评价提供了一个可预见的标准，为制定跨界治理具体政策提供了技术参照。     

“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学”成为了中国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话语资源。一些学者使用“后学”的话语理论，提出“中华性”的建设方案，对新启蒙主义的现代性立场进行解构，以本土文化的重建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后学”的新保守主义文化姿态以及自身存在的悖论，引发了新启蒙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后学”与新启蒙主义的话语对抗。“后学”与新启蒙主义是新时期知识分子面对现代化、西化与民族化的错综问题，所做出的两种重要的回应姿态。在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建立中华的文化形象，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文化进程，以化解内外的文化、精神困境，是“后学”批评家和新启蒙主义者必须共同谋划的问题。     

基于文化价值的中国消费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该文从消费文化价值的视角实证研究了中国消费区域的差异性。研究表明,中国消费文化价值系统由“长期与短期导向”、“人与宇宙”、“不确定回避”、“物质主义”、“时间导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情绪化与情绪中性”7个维度构成,除“人与宇宙”维度外,其他6个维度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南、华东、华中7个区域表现出显著差异。最后,文章探讨了研究结果在市场营销管理上的运用。     

从“后常规科学”看环境风险治理的技治主义误区

传统的环境风险治理,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常规科学”方法的技治主义模式,旨在以“技术统治论”寻求关于风险的确定性、真理性的科学结论。当前,科学已经进入“后常规”时代,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程度极大提高,原有的“常规科学”方法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失去其合理性,技治主义治理模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日益显现。应充分认识“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精英决策过程,超越技治主义误区,建构多元开放型的科学家-政府-公众联合治理模式,才能真正提高环境风险治理的实效。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代理人还是管家

家族企业往往以代理人和管家两个对立的角色出现在文献中,但两者皆难以准确刻画现实中家族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通过引入社会嵌入理论,从微观上“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和宏观上“家族如何嵌入社会”的双重视角来探析这一问题：微观上企业主要在认知、关系和权力三个维度嵌入家族,但家族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具有状态依存性,取决于由上述三维嵌入而产生的“家族治理情境”,宏观上家族主要在法律与规制、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维度嵌入社会;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决定了家族影响企业的性质（或导向）及绩效,而宏观层面“家族如何嵌入社会”则很大程度决定了微观层面“企业如何嵌入家族”。当前国内家族企业治理的优化离不开家族治理的优化,而外部广义治理环境的改善是实现企业治理优化和家族治理优化的基础。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人体词语语义范畴跨界探源

人体词语的语义能够跨越“人的肢体”语义范畴进入“抽象事物”、“思想感情”、“行为活动”、“空间方位”等语义范畴,源于存在主、客观两个方面的跨界基础：客观上的人物同类和主观上的求新。人物同类,使人和动物、植物、非生物间的跨界能够得以实现;主观求新,使语义从一个范畴跨界到另一个认知主体所想要表达的范畴时所使用的新鲜隐喻（包括新鲜转喻）的形式能够得到接受,新鲜隐喻约定俗成后成为规约隐喻进入语言体系。这一研究对探究词语语义演变具有一定价值,结合语义学相关理论以及认知规律,于网络流行词语发展迅速的今天,可引导建构高质量网络语言和规范现有网络流行语。     

论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

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浪潮滚滚而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区域性公共问题急剧滋生起来,由此引发新型的治理形态--区域公共管理。区域公共管理要求政府打破行政区划的刚性桎梏,摒弃狭隘的行政区行政的种种制度缺失,建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区域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因此,文章分析了区域公共问题的滋生及其成因,剖析了我国区域公共管理中存在的制度缺失,并探讨了创新区域公共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协同法治：区域环境治理的法理依归

行政边界区域环境治理面临广泛的不良府际竞争、地方政府缺乏区域环境保护的内生动力、相关利益主体缺位、缺乏区域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等根本性困境。因而,区域环境治理内在地要求实行“协同法治”。区域环境“协同法治”的基本法理包括其核心内涵和基本要素两方面。其核心内涵包括以区域民生为本、区域权力的有序规束以及区域利益的动态均衡三方面;其基本要素包括实质要素和形式要素。实质要素包括：法律至上,法、理、情相得益彰;整体政府和责任政府;公民主体,区域社会共治。形式要素包括：协同性立法;区域内协同执法;权威的区域司法和多元区域解纷机制。     

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跨界公共物品的数量激增而且供给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目的在于解决此问题。跨界公共物品的分类治理模式不仅有利于打破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瓶颈,促进地方政府合作的扩展和深入,还可以有效地回应跨界公共需求。按照产生根源将跨界公共物品划分为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理清3种类型跨界公共物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进而比较行政边界性公共物品、跨界再分配性公共物品与跨界规制性公共物品产生的治理目标、治理主体间关系及治理工具。由此总结归纳出跨界公共物品分类治理模式的内在规律,即治理目标为应对区域市场的内在缺陷,治理主体为中央政府引导下的多元化中心,治理工具为中央绩效考核政策引导下的创新性区域公共政策。     

跨国界污染的国家责任

跨国界污染造成的严重环境损害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国应制订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合作,进一步规范各自管辖或控制领域之内的活动,对管辖领域以外的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和其他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应承担赔偿等责任。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解决跨国界污染问题,确定污染事件中的国家责任是解决跨国界污染的关键环节。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大学的公共性与我国大学的共同治理

公共性是包含公益性、公开性、平等性、共享性等含义于一体的复杂概念.现代大学是具有高度公共性的典型领域或机构.构建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必须建立一种体现大学公共性本质要求的共同治理结构;以发展参与式民主作为大学共同治理改革的突破口,以政府职能的改革为先导,以大学章程的贯彻落实为起点,以法治理念重构大学与政府、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市场的关系;在大学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立法保障上体现大学公共性的内在要求.     

企业负债的债权治理机制分析

负债的代理成本包括事后改变红利政策问题、债权侵蚀问题、资产替代问题、低投资问题等;从企业治理的角度也即从降低债权人所面临的代理成本的角度,可将债权治理机制概括为市场机制、合同机制和共同治理机制。文章试图从负债的代理成本出发,对债权的治理机制做出相关分析。     

行政区划影响下的区域物流一体化演化机理

受行政区划的负面影响,近年来我国主要经济圈的区域物流一体化进展缓慢。区域物流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充分考虑我国转型期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物流系统特征、政府管制等特点。从空间与时序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应建立由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基于共同治理、复合治理以及政府监管的跨区域治理机制。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生态多元共治模式的法治依赖及其法律表达

生态多元治理模式作为对当前行政监管民主化、公共化的回应,在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上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可以解决当前生态治理中过度依赖环境行政管制而带来的制度困境。生态环境治理需要通过法治保证提供一种稳定高效的利益博弈框架来防范治理陷阱,实现主体间互动合作。生态法律规范体系也应围绕多维分权共治和柔性开放的规则制度体系构建,适时作出调整,以治理主体、主体间权力关系为法律之经,以治理规则、治理制度为法律之纬,构建生态法律规范网格体系。     

东亚区域主义治理的范式、效应与路径

以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三类研究范式为视角,通过分析东亚区域治理中存在的纷争与和谐,探讨东亚区域治理前景中可能存在的累加纷争、累加和谐、纷争和谐抵补三类效应。针对当前东亚区域治理中呈现的抵补效应现实,认为促使东亚区域治理向和谐层面发展,应该从现实主义范式的大国治理、自由主义范式的制度治理、以及建构主义范式的规范治理三个途径共同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理性诉讼观:慎讼

在我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背景下,诉讼不仅承载纠纷解决功能而且还发挥着诉讼社会治理功能。慎讼观念是我国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和社会治理经验总结发展的产物,其建立能够促进诉讼发挥现有积极功能的同时争取突破藩篱,实现整体性超越。它是以传统厌讼观念的更新为前提,在正确认识现代纠纷和纠纷解决机制基础上,形成的既不厌讼又不好讼的全面理性诉讼观。慎讼观的有效形成,需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思想原则下,坚持共同协商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