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立足于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立场,充分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人学的思想养料和理论精华,为人类的前途命运划定了时代新坐标,标注了历史新方位,也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主要表现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形成的动力和源泉;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原则;维护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理想追求和奋斗目标。深入探究并系统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方略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意蕴,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把握这一世界方案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而且是引领世界人民共同创造人类美好家园的必然要求。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论基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构建

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界定了“真正共同体”的价值内涵:从人的本质出发,人的真正共同体应超越共同体的虚假性,实现自我与他者和共同体之间的和谐共在,促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做到:自觉倡导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与尊重文化多样性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张力;全面理解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共同体的自由繁荣相统一的科学内涵,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义性基础;始终坚持价值观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正确立场,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义感召力;科学把握共同体的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客观逻辑,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信心和决心。     

动机·前景·理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认知与评价

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与评价集中围绕生成动机、发展前景、逻辑理路三个维度展开。从生成动机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现实利益的彰显、责任担当的体现以及习近平领导风格的展现;从发展前景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切实可行的现实方案,或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或是难以实现的理想蓝图;从逻辑理路来看,要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的示范引领作用,妥善处理好世界范围内各领域的安全问题,建立健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法律机制,提倡树立多彩、平等、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总体而言,国外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研究视域和范围不断拓展,但也存在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研究立场呈现二元对立的发展趋势等问题,这为我们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外研究动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集体主义价值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源于对当前人的发展境遇之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价值的承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是集体主义的新时代彰显，它立足于集体主义价值基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正道德共同体、共同价值为核心要义。以集体主义价值为基础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全面审视，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遵循、价值追求和价值共识，有利于全面领悟其内在的集体主义价值尺度，明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论证其可行性和正当性，进而实现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基点·共识·功能：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话语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出场。全人类共同价值因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基点而更具理论生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支撑和实现可能。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追求，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内核。全人类共同价值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互构互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话语标识性概念和中国话语表达。新时代，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     

核安全局势与核威慑的道德选择

有核国家的核威慑战略选择能够影响核安全局势。人类迫切需要认真反思应该如何选择核威慑政策及其行为方式以促进核威慑的战略选择转向道德选择。合道德的核威慑选择有利于制止核讹诈与核战争,从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维持稳定秩序,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核国家的核威慑选择表征着不同的道德水平,中国“最低限度核威慑”代表着人类对核武器的最高实践理性水平。“最低限度核威慑”蕴涵着最大程度地减少任性、最大限度地约束行为、最大努力地自我否定。在核武器无法彻底消除的前提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核安全秩序是拥核国的应有之义。各国需要从责任伦理、制度伦理与交往伦理层面构建健康合理、公平正义的核安全秩序。     

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论社会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及风险防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吸纳和支持社会组织利用“第三部门”的天然优势通过合适的路径发挥对外开展民生工作、保障民生权利的正面效应，是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从对外发展机会、对外发展威胁、自身优势、自身劣势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找准社会组织参与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连接点，并据此提出针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构的建议，将有效助力其参与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获得并进行多元化、共生型的工作路径选择，最终与受援助国协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支撑——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民生权利保障防控风险共同体。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践行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并存的今天,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频频出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界发展格局与潮流,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倡导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其践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依循辩证法办事,牢记实践第一,坚守人民立场,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渐行渐明、落地生根,真正实现唯物史观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建构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国际规范——一种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处于全球化纵深演进和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在客观上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放大器。与网络冲突、网络间谍和网络犯罪一样,网络恐怖主义成为网络空间安全的威胁来源和风险因素,是国际安全领域最新型、最棘手的难题之一。为此,需要通过国际规范的建构与扩散,降低互联网对极端主义的赋能。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国际合作的理论,经由“组织、机制和惯习”的路径,即网络空间治理层面的“共同协作”、日常层面的“威慑防范”和惩戒层面的“合力打击”,可以构建网络恐怖主义治理的人类利益与命运的共同体。就现实而言,尽管由于各国的法律框架和安全措施存在差异,网络追查无法准确溯源,在切断传播路径上企业和国家之间存在价值冲突等原因,打击和处罚经常是跨国性质的网络恐怖主义尚存在很多问题与挑战,国际社会已经开始从规则、机制、机构和秩序等维度凝聚共识、联动备战并持续努力,进而通过加强各国的政策和实践协调及威胁信息和最佳实践的共享等,为形成惯习、建立全球性的制度框架提供可行的路径。     

核威慑的伦理问题域及其表现分析

核威慑问题涉及军事、政治、国际关系、科技、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是一个极为敏感又牵涉面广且同人类的和平、安全、幸福以及身家性命密切关联的问题丛。核威慑关乎生命价值和尊严问题,关涉政治权利的正当性问题、传统战争伦理规范的适应性问题、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问题,涉及主权、人权与国际正义的困境问题。核威慑的伦理问题错综复杂且牵涉面广,人类迫切需要发展核威慑伦理理论,提升自身对核武器的实践理性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自信、智慧与担当

人类历史上，很多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因为大国权力更替而往往发生战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及这一“陷阱”，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进而在联大演讲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实质上，“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种历史现象而非历史规律，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集中阐释，更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开出的一剂良方，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自信、智慧与担当。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应用中国大健康义治原理构建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

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学说指导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用正确义利观贯穿并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大健康体结构，又以两体结构共存、共联、共通、共统、共汇、共守、共生、共有等纽结点为支点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矩阵结构。再应用义治原理对大健康治理普通结构进行义相关性转换以清除违义因素而得到符合义价值要求且经反证已达到义治目标的“纯义”大健康共同体矩阵结构。最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健康体、人类大健康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要素(矩阵)代入“纯义”矩阵而得出各类大健康主体512个合作点位构成的对策矩阵。     

从实体性存在到规范性存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依据及实践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其承载的关于人类价值规范和交往秩序决定了它本质上属于一种规范性存在样态。作为超越实体性存在的特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存在样态主要在于其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价值张力,这种价值张力在现实中表现为共同价值与价值存异、公共权威与个体自主、超越旨趣与适度稳定的合理关系。上述价值关系的处理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案中,即中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引领下的共享发展格局、"承认的政治"下民族自主与"中国方案"的价值威信、战略举措下的区域化样态与价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趋势,以上方案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     

全球安全危机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正在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大国博弈加剧世界局势的动荡,中东、中亚和南海成为国际军事力量角逐的敏感地区。在新冷战思维下,美国和俄罗斯先后退出《中导条约》,意欲谋求新核武威慑。恐怖主义呈现全球扩散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强国以传统安全观为理论指导,利用反恐战争实行霸权主义,趁机削弱假想的战略竞争对手。国际社会必须在安全观上完成新旧更替,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行动指南,打破安全困境,消除战略互疑,回应人类和平、合作与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重建全球反恐合作机制,终结恐怖主义危害,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核威慑的四大风险及其应对

风险社会中的核威慑自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技术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对立的主客思维方式、失序的国际规范、内在的逻辑矛盾以及缺失的道德责任导致了核威慑风险的产生与升级,而其中的道德责任是根本性的影响因子。面对日趋严峻的核安全形势,各国应该培植政治智慧与道德理性,强化共生意识和本体性安全,构建平等、正义的核安全合作机制,积极打造安全共同体,让参与者共享安全与和平。拥核国应该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切实维护核不扩散体制,努力铲除核恐怖主义,稳步推进世界无核化进程。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全球化运动的客观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由理论转化为现实,重塑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也使人类超越了从前各种自然性或自在性的共同体,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建构性与自为性的新型共同体,尽可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身命运。     

英国学派中的基本制度概念与国际社会观念的关联：共识与争鸣

基本制度概念是国际社会理论的基石，也是英国学派有别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重视英国学派的制度概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机制理论的比较研究，而相对忽视该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上的认识差异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研究。实际上，英国学派学者在基本制度概念的理解上虽然存有一些共识，如基本制度包括宪政性制度和共处制度两个层次，主权是国际社会的宪政性制度，外交和国际法等共处制度是从主权原则中派生出来的；但同时，他们在基本制度如何构成以及怎样互动的认识上，尤其是在主权与人权关系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分歧，而这些分歧是导致他们在国际社会的认识上存在多元主义、社会连带主义等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英国学派学者关于基本制度概念及其与国际社会观念之间关系的争论，对当今国际社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