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新时期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微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     

困境与出路:新时期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微

农民工作为农民中的"精英",其政治参与水平是衡量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对近年来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研究,报告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社会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参与机制的不健全、利益代表组织的缺失是导致农民工陷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真空化"和非制度化参与扩增的因由,进而提出了通过变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政治参与机制、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来破解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的建议.     

制度创新与农民工政治参与

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当前农民工群体人口众多,已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但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陷于困境,家乡农村＂不愿意＂参加,城市社区不让参加,政治参与意识增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问题凸显。因此,制度创新势在必然,要发挥党、团、工会、妇联组织的积极作用,有步骤地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制度...     

农民工政治文化的嬗变与和谐社会构建

指出政治文化规范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不同的政治文化演化路径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当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陷入制度化参与虚置与非制度化参与激增的困境中;这一方面加大了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了社会运行效能,另一方面,侵蚀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研究的基础上,从制度理论创新的视角,提出应进一步促进和完善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生长的物质、制度、组织、社会及农民工内生能力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与多视角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运转和发展的基础力量,其政治参与面临以下现实困境:城乡新旧二元结构导致政治权利"悬空";正式诉求渠道不足造成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缺乏应有的组织依托使得利益诉求"失声";个体意识与素质不高催生"政治边缘人"。必须采取多视角的策略,从制度建设、组织化构建、经济改善、社会共建等方面着手,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水平。     

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证研究——以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为研究对象

政治参与是农民工的基本政治权利,但在现实中却陷于两难境地。基于对达州市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认知、政治选举行为和政治参与渠道等所作的调研发现,农民工有较强的参政意愿,但对参政目的、参政途径、参政手段等认知还存在较大问题,表现出参政意识强烈与参与行为缺乏并存、制度化政治参与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存、渴望融入城市与城市政治参与边缘化并存、法定参与途径多样与可利用的参与方式有限并存的尴尬局面。因此,应从夯实基层参与、强化媒体推动、统筹城乡发展、加强文化建设等方面培育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意识,提高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能力和素养。     

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完善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更高的政治认知和参与愿望。但由于制度内参与渠道不畅,导致制度外参与频发。提出应通过加强政治文化建设、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政协制度、组织建设等,畅通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的参与渠道,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对策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主要表现为非制度化参与,存在着制度化参与的困境。为破解这一困境,需要采取提高收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加强和普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他们的社会认同感等措施,促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活动由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     

企业农民工与社区农民工政治融入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已发展到政治参与及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参与权力的缺失导致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停滞不前。本文通过对受雇于大型企业的农民工及社区农民工的调研发现,精英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融入需求凸显,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途径亟待开辟;农民工的政治融入水平参差不齐,就地入党、就近入会（工会）的参与问题凸显;农民工从消极隐忍逐渐转向积极维权,政治参与意识萌动。这些转变正是我国城市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重要契机。因此,应积极地构建以组织建设为核心、制度建设为保障、民生建设为根本、文化建设为条件的农民工政治融入的政策路径。     

对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缺矢的分析与对策思考

农民工政治参与率低主要原因在于政治参与渠道的缺失,引起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缺失既有制度、组织等客观方面的因素,又有农民工自身存在的主观因素。本文试想通过制度建设、组织建设,城市管理与治理改革,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等方面着手,疏通和拓宽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性别差异的研究

采用"2009年福建省X市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女性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于男性;社会经济地位、社会资本和社会化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高中教育程度的男性农民工更难具有政治表达意愿,而劳动合同则有助于其政治参与意愿的形成;女性农民工政治表达意愿形成的障碍则来自城市经历的增加,而社会网络规模和市民网络规模的扩大均能够有效提升女性农民工的政治表达意愿。     

困境与出路:农民工政治参与探寻

在社会转型期,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日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然而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居民长期隔阂的背景下,由于制度缺陷、政策失当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因素的交集,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长期处于边缘化困境.如何合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三个层面不懈的努力.     

农民工城乡政治参与透析

农民工群体是改革开放以来新诞生的一个群体,它是一个新兴的阶层,虽然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他们的政治生活水平很低,特别是政治参与水平很低。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既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建设又有利于农民工自身政治素质的提高。改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状况。必须完善相关制度,加强农民工组织建设,完善和拓展农民工政治参与渠道,同时,应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参与能力。     

农民工影像塑造与文化身份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三农＂问题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经济理性与城市文明追求中,农民工＂向城求生＂成为了时代主题,但在农民工影像塑造与＂后现代＂称谓的背后,农民工被＂看＂与被＂说＂的权力眼睛与权力话语无处不在。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结构中,农民工文化身份得以揭示的同时,也造成了对农民工文化身份的遮蔽。     

关于完善农民工就业的经济政策的思考

农民工就业状况正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得到改善。在农村,国家加强了新农村建设;在城市,各地加快了和谐就业的步伐。然而农民工就业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户籍制度的改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就业中存在的问题,根源在于就业的总量矛盾。因此,用经济手段扩大城乡就业容量是根本途径。引导城市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向农村转移,实现"农村工业化",构造"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不足,实现城乡和谐就业的较好途径。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归因与破解

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半城镇化"的最根本因素。土地城镇化先行,许多失地农民被迫上楼、进城务工,但是政府关于农民进城后生活的各种配套政策却并不完善。农民进城后不能完全融入城市,无论是农民自己还是城镇市民,都把进城农民当作了"过客",而非城镇的"主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以提高其进城后的生存能力,并且要发展以农民为本、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的农村文化,使农民进城后在生活上、心理上更易融入城镇生活,更重要的是改革城乡分治体制,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构与适用

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建了更为全面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了惩罚性赔偿的力度,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力图更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典型国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与案例,兼采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该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与评价。     

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农村大学生和农民工视角的分析

农村培养大学生进城导致农村资金和人才的＂双重流失＂,各种教育成本使得大多数农村家庭丧失了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减少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量,影响农民收入;农民工进城实现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促进了经济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其效果并没有如经济理论所预期的那么显著。其原因在于各种制度性壁垒和人力资本壁垒,抑制、阻碍了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自由的流动。所以,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应该不断改革和完善当前失衡的教育管理制度和农民工流动的各种制度性壁垒,以及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政治参与关系略论

新生代农民工成为新市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提高其政治参与水平是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必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不高,既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意愿和能力,也使他们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难以得到提高。针对其素养现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养对其进行政治参与的影响,理清新生代农民工素养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揭示公民素养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机理,以实现清除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主体障碍,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