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组态视角的数字经济发展省域异质性分析与提升路径研究

数字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引擎,利用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和NCA(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我国29个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和非高两类组态路径,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异质性特征及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高水平技术创新、财政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呈现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存在异质性,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提升高水平数字经济发展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保持地区数字经济高增长活力的有力措施;加大科技类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是非高数字经济发展地区实现追赶反超的关键举措。因此,建议各省市根据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数字技术提升、发挥政策引领、保障资金供给等方面实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基于绿色GDP的环保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研究

文章将中国30个省市划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区域,选取2004~2011年的相关数据,用绿色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经单位根及协整检验建立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从区域这一中观层面研究环保投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环保投资存在区域不均等现象;环保投资与绿色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不同地区环保投资对绿色GDP的拉动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拉动作用最大的为西部地区,中部次之,东部最弱;为了更好地区分中国各省市环保投资对绿色GDP增长的区域差异,经汇总各省市面板数据模型系数,发现各省市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正效应。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变化及收敛性检验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分析

基于2000—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从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八大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变化及其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TFP增长率整体上呈中西高东部低的格局;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变化率和技术效率变化率低于欠发达地区,这表明欠发达地区充分发挥了其后发优势;各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率虽然从动态来看均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效率值为欠发达地区低于发达地区;从TFP增长率的收敛性来看,全国范围内不存在绝对收敛,虽然落后地区存在追赶发达地区的趋势,但未来一段时间内,各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将长期存在。     

技术追赶与经济收敛:基于面板数据的LSDV分析

落后地区通过从发达地区引进技术可以获得比发达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使得落后经济最终收敛到发达经济.本文在传统的索罗(Solow)模型基础上,通过构建评价中国区域间技术创新倾向的指标,考察了用技术创新倾向指数表示的技术水平在区域经济收敛中的作用.使用Panel Data分析方法对中国各省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包括技术创新倾向的收敛模型能较好地解释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最后,作者提出促进区域间技术扩散的政策建议.     

所有权结构转变中的区际经济非均衡增长

经济转型时期的区际经济增长差异是由制度转型方式及其进程的地区差异引致的,通过对所有权结构转变的地区分析表明,中国转型时期的所有权结构演进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动态演进过程依东、中、西三大地区而逐渐减慢,而经济增长的地区结构同样表现为这种梯级差异。计量分析表明,所有权结构转变中的非国有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依存关系,所有权结构可解释区际经济增长差异的６４％。因此,中国转型时期所有权结构转变的地区差异是引致区际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制度因素     

新中国70年经济增长轨迹及新时代转型路径

从增长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构建指标体系,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寻求新中国70年来的经济增长轨迹。总结其规律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增长的数量呈线性增长,改革开放后实现了指数型增长,新时代以来进入稳中求进的中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转向了以经济结构升级为核心的质量追赶,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居民生活水平、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全要素生产率等都呈现出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新中国70年的经验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需要转型发展的带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助推、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牵引及科技教育新动力的带动,实现增长理念、增长目标、增长动力、增长政策、增长战略等多方面转型。     

财政分权、地区差距及财政均等化——兼论转移支付的双面经济效应

持续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中国日益扩大的地方间财政差距和经济差距,文章在此背景下讨论中国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制度根源,利用1994—2008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财政资源分配不均等和地区差距之间的相互影响,计量结果发现:财政分权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但它对于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产生了副作用,增长与均等之间存在取舍关系。此外,中国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对调整区域经济起到"双面作用",一方面促进了财政资源分配均等化,另一方面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制度变革绩效评价研究:1978 - 2005

1978-2005年间,劳动力、资本与自然资源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之和约为80%,而经济制度变革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之和约为20%,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质量良好,且已走出低谷,步入了良性增长的轨道.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经济制度变革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制度变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95%,大大高于知识进步的贡献率(仅2.04%).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比较成功,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的绩效比较显著;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知识进步方面尚需大力推进,"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非常及时.     

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本文对我国31个省市和地区2000-2014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同时考察经济开放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和地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均存在显著空间相关性;金融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相关关系,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比率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开放水平的提高对我国金融积极作用的发挥反而带来抑制作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在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存在显著差异性;同样区域特征凸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两区域内金融规模系数显著大于全国水平,彰显了区域发展战略中金融规模的重要作用。     

长三角创新之谜: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诠释

大量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广泛存在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基于文化资本的分析视角对这一现象提出了初步解释.文化资本要素是决定该地区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要素流动的最终经济增长源泉.上海、浙江和江苏各省市的区域文化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发现,价值观的持续扩展是长三角地区的共同特征.调查数据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上述分析,显示了长三角地区文化资本积累的基本状况.提升长三角地区创新积累的主要途径是促进长三角地区文化创新、增强文化自信心和提升文化竞争力.     

环境压力视角下中国省际生态效率的分解及收敛性

将区域经济发展进程的自然资源消耗以及环境污染排放视为"环境压力".基于2003-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窗口分析法构造环境压力产生技术前沿,测度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进而分析效率的地区差异性与演进趋势;将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各省份的"整体生态效率"分解为"组别生态效率"与"管理生态效率",找到各省份生态效率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采用σ收敛与绝对β收敛两种分析方法考察全国与三大区域生态效率的敛散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低,资源节约与污染减排的潜力巨大,生态效率分布地域性较强,呈现出鲜明的"东部-中部-西部"梯度发展特征,抑制不同区域省份生态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存在差异,全国及三大区域内各省份生态效率之间的差距均存在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用泰尔指数分析省区人均GDP差异

利用泰尔指数对中国近20年的人均GDP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省区间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从1985年至1990年之间,省区间的差异在缩小,而1990年以后,这个差异却在拉大。省区之间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而三大区域之间,东部省份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中部省份和西部省份。     

资源的跨区域错置和区域内错置——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纠正资源的跨区域错置和区域内错置,提高配置效率,是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的资源错置主要表现为区域内错置,区域之间的配置相对区域内的配置更有效率。纠正各省内部的错置可使中国的TFP提高124%-164%,纠正各省之间的错置可使中国的TFP提高4%-18%。金融市场的发育、国有企业的改革能显著促进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改善,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分割能显著提高资源错置程度,而劳动力流动性、FDI和进出口对区域内资源配置的改善作用并不显著。     

生产技术异质性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共同前沿与2000-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不同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生产技术异质性假定下,以非参数共同前沿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将能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绿色生产率的核算框架之中,对我国各省份、三大区域2000-2012年的共同前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趋势.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全国跨期前沿为参考基准,分析期内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年均0.73%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改善来驱动;三大地区绿色生产技术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省份一直牢牢占据全局前沿,代表了全国最优的绿色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前沿则逐渐偏离全国最优绿色技术前沿,与东部地区绿色生产技术的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中国典型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走向及趋同性分析——以八大经济区域为例

运用1996—2010年中国29省市面板数据,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DEA-BCC模型和DEA-Mamlquist指数模型,在考虑环境污染这个非合意产出的基础上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次分析三个“五年计划”间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变动走向,并结合静态模型给出一种适合测度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的绝对收敛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在1996—2005年间呈现出整体下降趋势,而在2006—2010年间出现小范围上升趋势;东南沿海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呈追赶之势,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则一直处于低位;技术退步和规模无效是导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发现:大西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体制缺陷和管理问题。从绝对收敛模型结果来看,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整体上显著收敛,长江中游、南部沿海、西南地区、大西北地区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即各自内部省份间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明显的聚集现象。     

各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和经济增长的动态反馈——分省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

上市公司数量与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的传导机制说明两者紧密相关。同全国的固定效应模型比较,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上市公司数量的固定效应模型表明两者形成的是一种良性循环,而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增长与上市公司数量的随机效应模型表明两者形成的是恶性循环,并且按照市场机制的股票发行规则会使这种"马太效应"愈演愈烈,由此构成中国分省经济增长的一个程式化事实。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行政干预手段是避免过度两极分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有效措施。     

中国省际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面板数据分析

通过使用一个具有资本、劳动力和能源消费作为投入的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 利用2001—2010年期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检验了中国省际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 并进行了相应政策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各省份的资本增量难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减少或者放缓资本投入势在必行, 传统产业的高技术改造乃是大势所趋;劳动力增量能够带动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但阻碍了西部等欠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 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仍需加快;能源消费增量有效促进了中国大多数省份的经济增长, 节能政策需谨慎对待或者差别实行。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地位

全球治理的新形势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当前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现状决定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可以总结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推动者与国际法治的维护者。未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路径是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根本方式是法治。而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关键是提升法治话语权。为此,中国必须致力于运用法治话语来表达自身的立场和诉求,充分利用通行的国际规则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发展与效益评价

针对1978-2008年我国东部10省(市)三次产业发展的状况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研究东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值,与全国产业调整关联度,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和协同系数,人均GDP增长率等指标,对我国东部地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产业发展及效益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从产业发展角度总结了东部地区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就,并揭示了目前仍需要解决的问题.     

省级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2012—2022年)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需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道路，以保障安全为前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省级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因地制宜推动区域能源发展的关键环节，为引导各省能源发展增强对标意识和赶超意识，亟需构建一套可追踪、可评估、可勘测的中国省级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数。从能源保供、能源消费、能源结构、能源技术四个维度展开，界定16项新时代能源高质量发展内涵指标，以此对中国31个省份2012—2022年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动态演变进行测算分析，并预测2023年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中国整体能源高质量发展在小幅波动中稳步向高水平迈进，并呈现省际差异缩小态势。2022年，广东、江苏、北京为能源高质量发展标杆省份；山西、内蒙古在能源稳价保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四川在应急、调峰等系统调节方面能力严重不足。预期2023年头部省份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稳定，尾部省份稳中向好，而中后部省份有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