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研究转向——2011年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司法成为法治建设的重心。这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提供并营造了珍贵的时代机遇。本年度,法律修辞学和法律语言学受到了更多关注。传统的法律方法研究(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越来越让位于贴近我国法律运行实践的法律方法论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法律方法的教学开始受到重视。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学界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与延伸。我们应当抓住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方法论面临大发展之时代机遇,深入推进此研究。     

我国法律方法的三个逻辑前提

在我国,法律方法问题在21世纪初之所以会被提出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它具有三个逻辑前提,这就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法律化,法律问题的专业化、知识化,以及专业法律问题解决方式上的制度化.法律方法存在的第一个逻辑前提,就是法律的存在;法律作为一个专业化与知识领域的存在,则构成了法律方法存在的第二个逻辑前提,其标志性事件是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形成与法律职业化和国家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法律问题的专业化、知识化,则需要依赖特定的制度和技术开展工作,为专业化的法律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使法律人能够以专业技术解决法律问题,是法律方法形成的第三个逻辑前提.     

法治迈向方法的时代——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2010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是,转型中国法治出现对法律方法论的需求,以迎合法治时代的到来。不仅各种传统的法律方法备受重视,而且贴近中国法律运作实际与时代要求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这显示出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开始繁荣。其主要表现在中国学者已经围绕着法治建设,开始构建与论证适合中国法治需要的法律方法体系和法律方法论体系,同时以更加精致的理论回应司法实践。法治似乎要走过粗放而进入细腻阶段,法律方法在法治建设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法律的个体内化

法律的个体内化就是法律信仰形成的心理过程,其包括法律认知、法律情感和法律意志等三个方面。法律认知过程中,经过法律感知、利益感受、价值认同等环节,主体获得一定的法律知识,形成一定的法律观念,产生一定的法律理想。主体在获得法律知识、形成法律观念、产生法律理想的过程中,体验着一定的法律情感,也表现出一定的法律意志。在法律个体内化的基础上,主体会形成一定的体现其精神面貌的稳定的个性心理,这就是法律人格。     

沈家本与清末法律现代化

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思想直接影响到了清末法律现代化的实践。本文从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的总体思想、法律制度构建、法律物质设施建设、法律运行和法律观念进行总结概括,以期窥见沈家本主导的清末法律现代化的全貌,正确评价沈家本的法律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为我国当代法律现代化开阔思路。     

法律评价的意义及其作用

法律评价作为社会主体对法律及其运作过程的价值判断 ,它不仅与社会主体的法律认知、法律情感有关 ,而且与法律评价的主体、对象相关联。按照不同的评价标准会得出不同的评价结果。法律评价对于法律及其运作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对切实保障社会主义法律实施的思考

法治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法律的制定尽管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得到有效实施。文章考察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取得的新成就,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文章最后提出了关于切实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实施的若干措施与对策。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2005年度)

一年来,我国法律方法论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发展脉络与研究走向。通过对法律方法论的基础理论、法律论证理论研究、非形式逻辑对法律推理研究的影响、法律解释本体与方法的关系、部门法学中法律方法论意识的觉醒与研究、人工智能对法律方法论的影响等问题的综述,概括了法律方法论的最新进展。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的困惑与执着——2009年度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

近些年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学科意识不断增强,实践回应能力彰显,对传统的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然而,这并没有完全解决困扰学科发展的很多问题.尽管研究者对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有一种执着的心态,但是我们还面临着更多新的矛盾.今后法律方法论研究应该结合中国的问题意识,把握既有司法传统与司法运作现实,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构建我国法律方法论体系.     

法律方法论学科意识的觉醒——2007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法律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年度法学界对法律方法论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法律方法论的学科意识明显增强.无论是法理学、部门法学还是法律史学领域对此都做了一定的研究.尤其是,跨法律部门的法律方法研究也构成本年度一大特色.总体上看,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从研究的范围、层次和深度均有所推进.但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若干局限性,其发展依然面临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难题,总结并克服这些不足与难题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论部门法之法律目的

法律目的是主体在特定的法律理念指导下 ,根据其对特定的法律部门或法律规范的功能需求 ,从可供选择的法律价值名目体系中 ,为该特定的法律部门或法律规范所选择并设定的价值目标。法律目的与法律价值、法律理念相互联系 ,但必须明确区分。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独特的部门法之法律目的和作为该部门法组成部分的具体的法律规范的法律目的 ,这两类法律目的构成了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近年来,国内法律方法论的研究逐渐升温。关于法律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的含义、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法律解释研究的进展及研究走向,哲学解释学对法律解释的深刻影响等问题,学界提出了各种看法。尤其是,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律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法治理论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法的应用也离不开价值衡量(利益衡量)、法律推理等传统法律方法的辅助作用。     

2006年度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学术报告

在2006年,法学界对法律方法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法律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已经觉醒的方法论意识,不仅引发了人们的理论兴趣,而且对司法实践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大量专著、论文的涌现,使我们看到法律方法理论更趋体系化,而具体的法律方法,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的研究更加深入,类型(化)、拟制、类推、法律原则、法律渊源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一些新进展。此外,学界在部门法学以及法律史方面均对法律方法做了一定的探索。从总体上,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尚存在若干局限性,总结和改进这些不足有助于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论我国法治建设中法律信仰问题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由于历史的原因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征途中 ,还必然存在着障碍和艰难险阻 ,其中法律信仰的匮乏是制约法治建设的非常重要的观念障碍。如何认识和克服这些前进道路中的障碍 ,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重任 ,是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法律预期问题初探

所谓法律预期 ,主要是指当事人根据自身环境、地位、知识、信息与目标而形成的对未来法律制度健全状况、作用形式与实施结果的估计与期望。加强法律预期的研究 ,有利于发挥法律预期在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依法治国中的积极作用 ,促进人们对法律的预期乐观化和稳定化 ,提高我国法律的现代性与世界性     

论法律继承

一个民族的存在必以其历史为基础。一个民族的法律只有与该民族的历史相沿承、与其本土资源相适应才能存活。法律现代化的口号喊得再高、再响,使法律与本土资源相适应终是其根本途径。在我国,法律移植轰轰烈烈地进行了近百年,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最终还是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对历史的继承上来。本文以重新探索法律现代化路径之选择,检讨法律移植之得失,审视历史沿续的不可避免为出发点,以社会的法律和社会的文化之一致融合为落脚点展开探讨。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限度——与陈金钊教授商榷

陈金钊教授倡言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对抗当下我国过于强大的政治修辞、道德修辞。该观点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论述的"法律修辞"是一个歧义性概念:把法律作为言语论辩技巧意义上的语言修辞,混淆了法律思维本身与对法律思维的表达;把法律作为论证模式、为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说服力的论证修辞,赋予了法律修辞太高的期待。法律修辞或然性推理的逻辑基础、达成主体间合意的路径以及可接受性的评价标准的特点,理论上是对经典法治的反动,实践中因为法律修辞的泛化和滥用而具有背离法治目标的倾向。因此,法律修辞只能是辅助性的法律方法。法律修辞的限度是逻辑,只有将法律修辞限制于逻辑范围,在合理(逻辑)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可接受性才有意义,过度地强调可接受性很有可能将法治导入歧途。     

“一国两制”下内地与香港法律体系的冲突

香港特区与内地的法律体系明显存在冲突，该冲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显性的法律规范冲突，另一类是隐性的法律文化背景冲突。“九七”后香港发生的一系列案件，再一次证明了这些冲突的客观性及寻求解决方法的现实紧迫性。该文透过几个较为典型的案件来分析这类冲突的性质、表现形式、复杂程度及发展状况，为两地法律的协调作了探索性研究。     

法律全球化:一种概念的考察

从法律移植、法律趋同到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其内在的联系贯穿于法律交流涉及的地域不断扩大和视域逐渐聚于全球的过程之中.除此之外,法律全球化还必须包括形成共同法律规范的规模和程度.     

把法律作为修辞——认真对待法律话语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命题,既是对法律碎片化的方法校正,也是法治时代的思维特征.法治时代的标志是去革命化、消除政治权威的绝对性,这就需要社会的话语系统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法律话语应该替代政治修辞的权威,所有的政治诉求都应该在法治框架内展开,法律修辞的力量应该超过其他的话语系统,从而成为最常用的思维形式.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时代,人们把思维的重点集中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上,但离开了法治,所有的创新都不会从根本上促动中国的进步.把法律作为修辞是筹划中国未来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