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刘邵《人物志》的人才学说

刘邵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他著的《人物志》是流传至今的我国第一部人才学专著。他认为 ,通过九种表征可以发现一个人的性情、气质和心理。根据人的德行和才能素质的差异 ,刘邵认为人才有“兼德”、“兼材”和“偏材”之分 ;根据人的专长、流派和职业 ,还可将人才分为十二类 ,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等。关于人的素质 ,刘邵不仅论及人的德行、才能、学问 ,而且还注意到人的性情、心理。为了知人善任 ,刘邵提出了一套鉴别人才的办法 ,即“八观”和“五视”。在人才任用问题上 ,刘邵认为君和臣的职责不同 ,各自所要求的才能也不同。君主以善于用人、听纳和赏罚为能 ,臣属则以自任、能言、能行为能。     

从《颜氏家训》看颜之推的思想矛盾

颜之推是一位博通的学者,他经历特殊,一生历仕四期,他的思想在其著作《颜氏家训》中有着充分的体现。从《颜氏家训》中可以看出颜之推在对人生价值的理解、内外两教的态度等方面表现出了看似矛盾的一面。颜之推这种矛盾的思想反映出了汉族士大夫居乱时的人生态度以及他们对不同文化的选择     

从《颜氏家训》与《观我生赋》看颜之推的史家意识

颜之推为梁末士人,历经四朝,其后期所著《颜氏家训》和《观我生赋》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表现出了很高的史学价值。颜之推在这两部著作中不仅以史笔对梁末时期后三国的历史作了某些方面的文学记载,而且时一些重大事件还予以反思,充分体现了颜之推的史家意识。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爱情咒与“采摘”母题——《关睢》、《卷耳》、《FuYi》通观

近年来，《诗经》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和研究角度的开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了进一步推动《诗经》研究的进展，我们编发了这组文章，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研究方法，颇多真知灼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研究员从世界原始社会的咒术礼俗的宏观背景对《诗经》“采摘”与“投赠”母题作了透辟的阐释．还其本来面目。北京师范大学李山博士发现了《诗经》三类分诗的作法与周代“敬天保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就“风”的古代含义作了探原。本院中文系王政教授的文章以鸟类学中鸟求偶的典型特征作为出发点，阐析《诗经》中的“鸟类”与人之婚爱的种种类比性描述。郭全芝教授和王成副教授的文章分别说明了《诗经》与《楚辞》、《诗经》与嵇康四言诗的传承情况。张兆勇副教授的文章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等待戈多》与《蒹葭》中的浓厚的等待意识所包蕴的不同文化内涵。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就《诗经》研究赐稿本刊。     

《周易》与《文心雕龙》关系研究综述

结合《周易》审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有极强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此类研究成果丰硕，且大致可以“《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及“《文心雕龙》对《周易》的阐释”两类视角进行划分。具体而言，前者又可分为“征引内容”与“话语体系”两大层面，而后者主要以“五经皆文”的观点为线索。经梳理发现，《周易》与《文心雕龙》的关系研究，应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相关内容展开探讨，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关节所在。     

《颜氏家训•终制》新笺

颜氏家训》被称为古今第一家训,作者是南北朝时期最博学的学者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终制》篇是颜之推的遗嘱,主要涉及身后丧事的安排,在中国礼制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一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视野主要放在南朝和南方地区,对北朝和北方地区丧制鲜有措意,致使该篇不少重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本文另辟蹊径,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随葬衣物疏》《功德疏》和《砖志》等为《颜氏家训?终制》作笺证,从而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一方面,《颜氏家训?终制》与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高昌国时期及唐西州时期的文献时代较近;另一方面,中古时期的吐鲁番文化受北朝的影响甚深。文章最后得出结论：《颜氏家训?终制》是中古时期丧葬礼制的纲领性文献,而吐鲁番出土文献则是记载这一时期丧葬实情的第一手资料。经过研究,我们发现《颜氏家训?终制》所载葬俗通行于南北,故王利器所言“之推葬所言随品皆南朝人习俗”有误。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无为与无不为——韩非《解老》、《喻老》对《老子》的法家解释

文章试图从解释学角度阐述韩非《解老》、《喻老》解读《老子》所带有的法家立场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家解释，指出韩非的解释实际是借“无为”之名，发挥“无不为”之术，其解读特点是“以刑名为道德”、具有指实倾向，并阐述其启示，即本文与解释的关系。     

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德化与礼治通常是作为与“法治”、“刑治”相对举的概念在同一层域或相近意义上被论述的,然而,《礼运》所倡导的“以礼治人”与《中庸》所崇尚的“以德化民”却有着很大的悬隔。本文试从《礼运》之“礼治”与《中庸》之“德化”在哲学根据、现实根源与实践基点上的明显分别来管窥二者的差异,并力图通过更深层的抉发来揭示《礼运》与《中庸》在治政之道上的分野。     

从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论清浊流之争的教训

严复与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的分歧,正是清浊流的重要分界点。尽管严复从事的是洋务浊职,但是他的外交理念却倾向于沈葆桢、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人物。即便如此,在如何建立对外强权政府的途径选择上,他与张之洞等清流也不完全一致。严复认为,只有变法以修明内政,使国民拥有自由的民权,才能造就对外自主的强权政府。从清浊流之争的教训可见严复独树一帜的思想,这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不无借鉴作用。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刘衍论著集》评述

刘衍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以李贺、姚舍为代表的唐诗研究和以唐宋散文史为代表的古代散文研究为其突出成就。在对先生研究成果的归纳分类上,在学术界对先生成果评价的基础上,对其学术成就作了客观评述。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学界至今未给予足够重视,学者也多只在论及林纾的古文理论或赏析韩柳文艺术时加以引用论证。事实上,《韩柳文研究法》虽残留有传统古文评点的痕迹,却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该书以韩柳文并重,是对自宋迄清争论不休的韩柳优劣论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林纾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修正,更是其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主张的具体实践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部独以韩柳文为整体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其研究视角与命名方式的独创,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具有道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刘衍论著集》评述

刘衍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以李贺、姚舍为代表的唐诗研究和以唐宋散文史为代表的古代散文研究为其突出成就。在对先生研究成果的归纳分类上,在学术界对先生成果评价的基础上,对其学术成就作了客观评述。     

“隋唐燕乐”的不同系统与词的起源

词的产生受"隋唐燕乐"的影响,研究词起源不得不对"隋唐燕乐"进行考察.词的起源与词体的正式确立应视为两个概念.词的起源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应主要关注词如何由音乐生成;词体的正式则为文体学的问题,重点在于区别词是如何独立成为一种文体.有唐一代并无"隋唐燕乐"的概念,是后人为了称谓及研究的方便而提出的."隋唐燕乐"包罗万象,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为宫廷音乐系统,一为民间音乐系统.二者各自对词的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词体雏形孕育于民间,词起源的时间,其上限只能是初唐,下限只能是盛唐,词体的正式成立在中晚唐.     

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看玄言诗的发展流变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选择了从汉末到刘宋时期三十位作家的作品进行模拟,反映了江淹对五言诗诗歌发展的品评观念。因为模拟的过程蕴含着不以理论表述,而是通过对原作的改造(顺应与背离,增加或删除)而反映的文学思想。基于此,文章通过具体分析《杂体诗三十首》中有关拟玄言诗的部分,发掘出江淹及南朝文人对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过程的理解,这从拟诗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玄言诗这段文学史的新视角。     

“蜀左言”新解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逵注引《蜀王本纪》有"蜀左言,无文字"的称述,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古蜀人"左言"是与汉语性质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这几乎成为此前古蜀文化和古蜀语研究者的共识。现在古蜀有文字已经得到学术界认可,而对"蜀左言"的词语结构、文献用例、构词语素含义的研究结果表明:"蜀左言"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语言,而是上古汉语的一个地域分支;它与上古汉语雅言并无贵贱之分,而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蜀左言"与上古汉语的区别并非体现在词序和语序上,而主要在语音的声调上。     

《创业史》接受现象研究

《创业史》的接受曾是17年时期一桩重要的公案,直至1980年代后才以严家炎的视野为既定视野,柳青的维护淡出了结。其实,二人维护的视野各不相同。严家炎的着力点是"写得怎样",柳青回答的是"怎样写"和"为什么这样写",虽然各具视野,但由于"怎样写"和"为什么这样写"带来的更多是教训,而"写得怎样"坚守的是文学的操守,它不仅反映出"17年文学"接受所遭遇的尴尬与历史的沉重,也彰显出朴素的文学道理。     

俞琰对易数、河洛之书的驳斥与考辩

俞琰易数观仅承认天地之数和大衍之数,且认为九宫数等皆推衍附会之论,其中天地之数是诠释宇宙生化之模式,大衍之数经天地之数推衍而出,呈现了人事吉凶变化之模式。河洛之论由来已久,其后逐渐成为画卦之依据,俞琰批驳了过去各家对河洛的看法,特别对孔安国"伏羲据河图画八卦,大禹因洛书成九畴"的观点和刘牧"以五十五数为洛书,四十五数为河图"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后又考证出河图、洛书仅是天意之指代,河图实乃河玉,洛书则是白石。总之,俞琰不仅驳斥了当时人们对"易数"和"河洛之学"的诸多观点,而且考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易数"和"河洛之学"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