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游记》的翻译看李提摩太的宗教理想

晚清基督新教传教士李提摩太最早将《西游记》较为完整地介绍到西方世界。在宗教对话成全模式之下,李提摩太虽然对以大乘佛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表现出更加宽容的气度,但他仍然坚持基督教信仰的优越性,故而其翻译也都打上了深刻的基督教烙印。作为李氏唯一的一部文学译著,《西游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李提摩太一生的宗教理想,这无论从他翻译《西游记》的动机和意图,还是从他对《西游记》作者丘处机的认识与推崇上都可见一斑。虽然他始终站在基督教立场上阐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和宗教文化意义,但他的这种努力,无疑对西方世界理解和关注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都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重提多马传道会个案:从21世纪的视角看1世纪

跨对话的方法论允许对话各方把各自在世界中存在的冲突作为开放的探索进路。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相遇,即基督教和佛教的相遇,发生在公元1世纪的丝绸之路上。从基督教的视角看,是多马传道会改变了佛教的特点,把佛教引向了有神论的一边(因此有了大乘佛教),并首次将佛法介绍到了西方;从佛教的视角看,则是阿育王的使团将佛法带到了西方世界,并启发了艾赛尼派思想,耶稣接受最初来自该教派随后又离开该教派的施洗约翰的洗礼,把福音带到了另一个方向。佛教和基督教在东西方文明的相遇上都有一些正确的说理。佛教经典《法华经》中的寓言故事可视为我们今天开创多声音的文明对话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找到的一个历史见证。     

论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在光辉灿烂的西方文明史上,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基督教留下的痕迹。人们常说,不懂得基督教,就不可能真正读懂西方文学,更谈不上研究它。可以这样说,几乎每一位有成就的西方作家、每一部有价值的西方文学作品都或深或浅地烙上了基督教的印记。当然,西方作家多若繁星,西方文学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要详尽地论述基督教对它们的影响,不是一篇文章,甚至一本专著之能事。本文旨在从总体上讨论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渗透和贡献。     

试论基督教对十九世纪初欧洲文学之影响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最早产生于散居小亚细亚的犹太下层人民中间,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古希腊文化并称“二希”,是西方文化的两大书面源头,二者相辅相成,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基督教对欧洲十九世纪初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儒道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传

与印度佛教相比,中国佛教基本上是大乘佛教的天下。大乘佛教慈悲救度的价值取向、扫相显空的思维方法与众生皆可成佛的心性论思想都可以在儒道思想中找到对应的内容。这种对应就成为大乘佛教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的思想根源。而儒道学术史上融合兼综的传统又培养了中国义学僧人融纳会通的精神,使大乘佛教创造性地发展出圆教形态。     

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

福建民间的宗教信仰与家族制度的关系至为密切,而这种与家族制度关系密切的民间宗教信仰活动,带有浓厚的实用功利性色彩。从整体上说,福建民间的宗教信仰,也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型:一、从西方传进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等其他教派);二、伊斯兰教(回教);三、佛教;四、道教;五、各类神魔鬼怪。但由于西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家族制度的价值观念差异甚大,因此这两种宗教历来受到福建大部分人民的强烈抵制,社会影响比较微弱。许多家族甚至在族规、告示中明文禁止族人奉仰基督教。妇福安县甘棠堡的林、陈、郑诸家     

近代殖民主义对佛教西传的影响

近代的殖民主义加速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在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对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入侵总是与文化推广相得益彰。因此,在研究和了解东方文化与宗教时,不可避免地采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态度,这使得早期的西方佛教研究成为殖民主义的副产品;同时,西方的侵略扩张也刺激了亚洲佛教的发展与变革;而佛教的复兴运动以一种开放的姿态,积极地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与合作,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西方的殖民扩张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始于19世纪中后叶的亚洲移民潮。亚洲移民在宗主国形成的文化群落,极大地改变了佛教信仰的地理分布。随着殖民主义的终结,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已初见成效。自此,佛教西传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论朱熹对佛教的认识

考察朱熹对佛教的认识对解决长期困扰学术界的朱子学与佛学关系有一定意义。朱熹青少年时期曾涉入佛学,甚至在约19至24岁时还曾试图按禅的方法“修证”。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对佛教知识的了解缺乏系统性;对佛教“空”的理解认为即是无,这与佛教本身有很大差距。但有证据显示他掌握了佛教初步的观空方法。朱熹对佛教的批评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奥古斯丁的修道理想与文本解读之惑

中国学界和民间解读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的修道理想的困难在于,受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各种世俗化思潮的冲击,浸润于我们自己通俗文化中对佛教修行的误解和非议,我们一直把注意力狭隘地放在独身这一修道生活的特殊层面上,认为这是违背自然的,甚至是虚伪的。西方学者对修道传统的解释更多地是追溯到古典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强调这一思想传统在灵魂与肉体之间所构建的张力对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以奥古斯丁涉及修道问题的文本为研究对象,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和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思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基督教修道传统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修道代表着一种积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而绝非是禁欲主义的。     

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

僧肇梵华会通的之特色,集中体现在他的大乘"圣人观"上。僧肇将对中国传统圣人境界的追求,承接在了悲智双修的大乘佛教立场上,将佛教般若学问与生命境界打通。无论是僧肇著书中的语言、论证方式、文本结构还是其终极目标,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杂糅。立足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是解读僧肇"物不迁"、"不真空"、"般若之圣智"、"涅槃之圣境"之佛学理论的钥匙。僧肇大乘佛教立场下的"圣人观",体现的是佛教的立场而非老庄玄学或儒学。"圣人"、"至人"是老庄、儒家、玄学谈论的话题,僧肇承接那个时代的主题,继续谈下去。而僧肇的"圣人"更准确地说是大乘"菩萨"。     

刘勰佛学思想散论

刘勰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佛学思想属于大乘空宗派别;在其眼里,儒、佛二教殊途同归,本质并无区别;《文心雕龙》的撰成,在写作思路和文学观点上受到了其佛学思想的影响。     

从泗州大圣到僧伽信仰

僧伽和尚是初唐一位传奇式的佛教人物,因其生前在泗州一带传法,被后世尊奉为“泗州大圣”。自唐宋以来,关于僧伽的传奇故事和神异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一大批佛教居士的推动下,历经唐、宋、明、清,更形成了全国性的僧伽信仰。僧伽信仰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是佛教与中国居士阶层特别是唐宋的居士活动融合的产物,唐宋的居士佛教造就了僧伽信仰。     

紫柏大师"三大负"述论

紫柏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著名高僧,他在明代佛教衰微之际,力振佛教,在晚明社会动荡之时热心济世,他所提出的“三大负”就是其热心济世的表现。紫柏大师“三大负”的经世主张当时都没有实现,但它反映了紫柏大师和晚明思想界思想的一些动向。     

“天下皆说先生是禅学”：陆九渊与禅学

陆九渊十分熟悉佛教之说，与禅僧交往比较密切，心学思想体现出明显的禅学特征。他反对佛教的祈福功能，主张为学应如禅学明心见性般简易直接、直契本心。在接引弟子时，陆九渊往往采取禅宗高僧式的直契学者本性，使其顿悟本心凡圣不异、人人不异。陆九渊借用了禅学的观念、禅僧的机锋和作风，用于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提出与程朱理学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这是对儒学的发展。应该具体分析陆九渊思想中的各种知识因素，探讨禅学在其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才不会陷于一种简单和武断的判断。     

佛家口道思想对苏轼的影响

佛家中道思想是大乘般若学说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一种不执于矛盾任何一方、不走极端的思维方法。这种中道精神在苏试的诗中多有体现,对于苏轼儒、释、道三教圆融听人格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并保存了苏轼超越有无之间、不即不离、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审美化境界。     

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在“无”之思中相遇

海德格尔思想与大乘思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引起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对关注无之问题的根本追问中,海德格尔与大乘中观思想达到了某种内在精神的契合。海德格尔通过追问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却不在的问题,试图超出形而上学而开显非自我同一性的存在之真理。大乘中观哲学则依缘起法而批驳一切外道理论并彰显空有不二的中观法门。无对海德格尔而言是自身遮蔽的澄明,对大乘中观思想而言则是有无双遣的中道观照。据此而言,海德格尔与中观思想走在同一条道路上。虽然路径不同,言语不同,但是在对无之问题的澄清中,在显示出思的任务与事情。     

钱谦益奉佛之前后因缘及其意义

钱钟书指斥钱谦益以明朝旧臣投靠清廷,借奉佛以“隐愧丧节”,论定牧斋昌言佞佛,非真奉佛,不过借佛门中人事以“浇块垒”、“自明衷曲”而已。此说并不周全,钱谦益生长于佛教气氛极浓厚之家庭,自其祖辈起,大都崇奉三宝,故钱谦益自童时即习知奉佛,亦常理中事。另外,其常熟宗族中与钱谦益至亲之顾氏、瞿氏及严氏,皆礼佛虔敬之甚。因此可知钱谦益入清前即奉佛,他并非借奉佛而隐瞒投清之隐情。钱谦益对时政之评论,往往于偈佛护法之文字中发微,其要义有三:人主之奉佛与否,与国运之盛衰密不可分;士大夫之谋人军师国邑者,应效佛门僧徒谋浮屠塔庙之诚;为重臣者,宜以明初文臣宋濂之以佛法事太祖为典范。     

慧远与佛教中国化

慧远是东晋中后期继道安以后中国佛教的重要领袖。在出家沙门与国家政治、佛教律仪与世俗礼制、僧人整肃与社会协调、佛学理论建设与中国化方式、内外合明与究极境界,以及精勤修持与山林僧团六个方面,慧远都做了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慧远根据印度佛教的义理、制度、律仪结合中国社会的政治、礼制、儒道学说所做的佛教中国化的努力,促进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北魏太武其人及灭佛其事

关于北魏太武帝灭佛,史学界众说纷纭。太武灭佛不是单一因素引起的。太武帝傲慢自负、飞扬跋扈,缺乏包容之心、好暴怒;做事野蛮、冲动,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好杀掠;事后又多反悔,充满矛盾。从太武的性格、精神来分析这场灭佛事件,不仅是合乎史实的,而且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