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司法的正当性基础与实现路径

公众参与司法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公众有序参与司法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我国现行公民参与司法制度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形式层面而实质参与缺位,这主要表现在参与主体的公众性低、法律规定范围内参与渠道单一、参与流于形式。公众参与司法的正当性基础主要体现在公众正义感与精英主义的平衡、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契合、体现协商民主的价值。但公众参与司法应受到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的限制。当前,"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这两个方向的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公众参与司法"双向互动"模式,而这一转型又指明了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     

司法的公众参与:司法回应民意的原则与机制

从保障司法的公众参与角度,研究司法为何和如何正确积极地回应民意,改革和完善我国司法回应民意机制,保障公民司法参与权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司法回应民意应坚持司法独立与依法审判原则、理性与客观公正原则和程序正当与审判公开原则,并改革司法旁听制度,落实公民法院旁听权。移植和建构法庭之友制度,拓宽法院吸纳民意渠道,参考吸纳理性正确的民意,改革和完善法院案卷信息和司法记录公开查询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论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

我国司法改革面临着一对主要矛盾: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同时又具有互补性.司法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而民意的理性参与和监督,是司法赢得民众信任、从而真正走向独立的途径之一.司法职业化与司法大众化有机结合,为中国司法改革提供较好的路径选择.     

司法改革为什么要公众参与

司法改革不仅是司法机关的事,更是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司法改革的力量如同其他改革一样,也有从下而上的需求。本文是对公众参与司法改革基础性探讨,公众参与司法改革是司法民主应有之意,也是节省司法改革资源的有效方法。     

司法民主视野下我国“陪审专业户”问题的解决路径

人民陪审员制度能让普通公民协助司法、见证司法、参与司法,充分体现人民主体地位和司法民主功能,但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陪审专业户"问题,妨碍了民众的平等参与,违背了法定的程序要求,也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此,应利用信息化手段完善随机抽取的方式,细化随机抽取方式的法律规定,加强对随机抽取方式的监督,以有效解决"陪审专业户"问题,进一步促进司法民主。     

我国网络公众理性化司法参与——语境、问题及建构路径

网络公众参与司法运作过程已经成为当今司法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促进理性化的网络公众司法参与更是中国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在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现实中,由于司法机关与网络公众间缺乏有效的双向互动关系、司法运作过程缺乏应有的透明度及司法机关没有建立有效的司法网络回应平台等问题,使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理性化建构陷入困境。要实现司法民主化进程中网络公众参与的理性化建构,应当通过司法机关与网络公众建构有序参与共识的体验过程,建立透明的司法运作机制,引导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的有效转化。     

司法运作中如何实现网络公众的有序参与——基于网络媒体引导的分析框架

司法运作中的公众有序司法参与,是公众借助互联网所搭建的平台而进行的对有关司法个案处置的理性表达和讨论,以及经由网络媒体的有效引导而形成的能够影响司法裁判结果的网络主流民意。网络媒体与公众司法参与的联动关系当然不仅是因为网络媒体促成了司法个案理性化的处理结果,主要是经过网络媒体的推动,促成了社会公众与司法机构在个案处置中良性互动格局与机制的进一步形成。网络媒体的有效引导是司法运作中公众有序参与的逻辑起点。这种逻辑起点,表现为网络媒体的引导既可以导致司法运作中的公众无序司法参与,也可以促进司法运作中的公众有序参与。具体路径应当是利用网络媒体的诸多功能,直接影响司法运作中公众司法参与意识、行动逻辑,以此实现公众有序司法参与所形成的网络主流民意进入司法运作过程。     

法官职业化背离民主之倾向及其合理调整

司法与民主之间是一种统一的、相容的关系,但就某些具体司法制度而言,司法有背离民主的倾向,法官职业化这一司法制度就体现了司法与民主之间的这一特性.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职业法官,其任命都以非民选的方式为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解决和调整这一"紧张"关系的最好途径,即法官应从社会的视角出发适用法律以及更多地关注民众在法官职业化进程中的作用.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也应适度考虑职业化存在的缺陷,调整职业化进程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     

司法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从律师到人民陪审员

公民参与在中国不仅获得了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正当化,而且进入了具体的公共生活实践。公民不仅在立法过程和行政过程中存在参与式民主的需求,而且在司法过程也存在参与式民主的需求。人民陪审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过程向公民有限开放的特殊制度,显示了司法民主化的倾向。普通大众担任人民陪审员,将会产生法律专业知识缺乏、司法经验不足、培训成本较高、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够、参与效果不佳等问题。如果让更多的律师充当专家陪审员,基本可以解决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论司法现代化的职业表征——法官职业化

司法现代化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环节和标志,作为司法现代化的职业表征,法官职业化是司法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与先决条件,对司法现代化的实现有重要作用。我国法官职业化已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应采取一定措施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     

空间隐喻认知框架下《雨里的猫》的主题解读

空间隐喻在人类的认知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抽象概念都必须通过空间隐喻来建构。以Lakoff和John-son提出的空间隐喻理论为框架,对《雨里的猫》中不同的空间隐喻认知模式进行分析,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解读小说隐晦的主题内涵。     

音韵学在《易经》卦爻辞解读中的价值

《易经》卦爻辞不是韵文,但间用韵语,这些韵语主要包括同卦诸爻用韵和同一爻辞内部相韵两种情况。查找出卦爻辞的韵语,有助于确定卦爻辞的句读和不同版本的异文,对于正确理解《易经》是有积极意义的。     

人本管理思想在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引入管理学中人本管理的原理 ,结合高校学生工作的实际 ,针对当今大学生的特点 ,提出了在学生管理中如何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 ,使学生工作做到制度管理与情感管理相统一     

河西方志方言章误用“方言同音字”类举

河西方志方言章中的方言词汇,在书写形式上存在着因本字失考而误用同音字的现象,致误原因是撰稿者蔽于方音而对方言词的语源未能详加考察.这些误字,客观上反映了方言音系的某些特点,为我们研究地方语音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有利条件.本文列举分析了河西方志方言章中的一些误字及其产生的原因,以期为第二轮方志编修提供借鉴.     

后“伊斯兰国”背景下完善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治研究

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是对"伊斯兰国"挑战现代国际关系秩序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这一极端意识形态的反击,"伊斯兰国"在生成国的消失已成定局,但是"伊斯兰国"在与"基地"组织从依从到脱离的发展过程中,夺得的国际恐怖主义领袖地位的影响力不会消亡,因此在"伊斯兰国"背景下提前布局推动国际合作,形成打击恐怖主义国际共识,完善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治建设,预防后"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扩散显得尤为重要。从恐怖主义概念分歧产生的历史根源与国际意识形态矛盾根源入手,寻找以国际公约的方式推进国际反恐怖主义与反极端主义合作,并寻求实现普遍管辖权的契机,提出中国应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回流人员做出相关法律应对预案设定,同时应尽快实现安全检查的法定化标准,以消除后"伊斯兰国"背景下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对我国恶性影响的可能性。     

关于澜湄合作对云南旅游业发展的思考

就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简称"澜湄合作")对云南旅游业的发展进行了论述,认为区域内各国及国际组织为云南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经贸往来及合作还拓展了云南旅游业的海外市场,交通领域的合作增强了云南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基于此,对云南旅游业在澜湄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今后如何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宋词“女性化”倾向之成因

宋词以其独特的审美情韵成为古代文学艺苑中一朵绚丽的奇葩。“《全宋词》电子计算机检索系统”对两万余首宋词中高频字的检索结果反映出其鲜明的女性化倾向 ,而宋词女性化倾向的形成有着深层的社会、文化、艺术和心理方面的原因。     

河南上市公司资产减值政策应用分析

<企业会计制度>第51条规定:企业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各项资产损失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从河南上市公司2000年度报告中所披露的政策执行情况可以看出,资产减值政策对这些上市公司存在着诸多影响.     

危机时代的艺术与政治——2009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视野

2009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研究比以往更加紧密地与当代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以专题形式举行的研讨会和笔会较往年更加密集;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者与往年相比涉及更多领域.本文围绕“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艺术与革命”、“政党与社会运动”这三个主题,探讨了2009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野.作者认为,当下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体现了法国思想界的一个传统,即以思想的方式“介入”生活;同时,这种“介入”又具有新时代的特点,这就是“立场优先”原则越来越被“生活优先”原则所取代.     

从丁光训神学思想看当代中国基督徒信仰的特色——《丁光训文集》研读札记

丁光训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和神学家。他结合新中国的国情 ,重新思考了基督教传统教义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他对上帝和基督的根本特性做了新的界定 ,对神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等问题做了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诠释。他的思想反映了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新道路和基督徒思想信仰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