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家山汉简中的军功名田宅制度

<二年律令>披露的名田宅制和高祖五年诏书的"赐田宅令"一脉相承,本质上都是军功受益制度.制度本身有三大特点:等级性法规、商品性特征、军功受益原则.此制在实行之初即存在地域分别,拥有小爵以上爵位者享有制度保障,小爵以下者因地域差异很难按制占足土地,或根本得不到国家的直接授田.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民被迫分户析产,进而造成农民占田的严重不足.文帝以后,基本放弃了汉初以来的名田宅制度.     

从《二年律令》看汉初二十级军功爵的价值 --《二年律令》与军功爵制研究之四

军功爵制本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重要军政制度,但由于史书记载分散、简略,后人已很难知道军功爵制的真实价值.根据<二年律令>的珍贵资料,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以爵赎人、赎罪等方面来看,军功爵制在西汉初年仍具有真实的价值.例如,西汉初年各级军功爵受田宅的具体数量、爵制与官级的对比关系,一级爵可以免死罪一人等是前所未见的资料.因军功受田宅制实际上就是名田制,汉政府就是通过名田制培埴了一大批大、中、小军功地主和大量的自耕农.故说汉初是军功地主的天下,是有事实根据的.     

井田制与贡、助、彻

井田制是夏商周时期将土地划为方块田并定期进行分配的田制形式.它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村社成员多层次复合所有.在赋役制度上,夏行贡法,商贡助兼用,周行贡、助、彻.无论井田制还是贡、助、彻,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但各自有制度变迁,相互之间还有制度关联.     

理想与现实之间——宋人的井田梦以及均田、限田和正经界

以授受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各种“田制”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田制不立”的宋代社会。“不抑兼并”的国策使宋代土地矛盾十分严重,“井田制”成为挥之不去的梦。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寻求“渐均贫富”的良方,经历过均田、限田和正经界等各种尝试。朝廷(国家)与官僚地主阶层在经济上无法解决的利益冲突使企图缓和社会矛盾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     

"两田制"变迁的经济解释

"两田制"是家庭承包制改革以来重要的土地制度创新之一,是农村集体与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规模经营与土地收益控制的结果."两田制"的收益与成本具有非对称性,集体与地方政府是最大受益者,而因土地使用竞争退出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是制度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人.随着农业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两田制"的制度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危及农村稳定发展,最终被国家强制取缔.″两田制″的经验说明,各地区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应遵循保护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原则.     

《二年律令·户律》与高祖五年诏书的关系

《二年律令.户律》是吕后二年颁布的有关名田宅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名田宅制度关系到刘邦时期的“与田宅”令是否实行及其到吕后时期的前后变化。我们认为高祖五年诏书的“与田宅”令已经制定了按爵级身份名田宅的制度,萧何编订汉律时这部分内容由“令”入“律”。《户律》所见名田宅制度是现实中真实实行的制度,其中对违法欺诈行为的惩罚条款应是吕后二年修订汉律时增补的内容。吕后二年调整食邑政策是造成田宅标准偏高的主要原因,民爵和官爵的划分也是在吕后二年定型的。     

对《二年律令》有关土地、田赋、继承制度中几则释文的思考

<户律>318简"有籍县官田宅"一句,应释为"又籍县官田宅",即又登记国家所有的田宅,并上报所在县廷.317简"卿以上所自田户田,不租,不出顷刍*2"的句意颇有争议,其实,"所自田户田"即户内经营的户田;"不租"即不出田租.<置后律>384简"女子为户毋后而出嫁者" 主要是指女儿"代为户",意味着原有家庭已经"户绝".     

有关中国古代史分期的几个问题的探讨

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我大体上同意郭沫若同志的意见:将我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定在春秋战国之际。但对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经济基础;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途径;奴隶主与封建主的阶级划分等问题则持有与郭老以及其他一些同志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井田制不等于奴隶制;私田制不等于封建制;不能在诸侯公室与卿大夫     

“两田制”改革的成功条件分析——对山东省平度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调查

"两田制"是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农民在家庭承包制基础上的一种新创造.它的积极作用已经被实践和理论所证实,但对实行"两田制"改革并取得成功的条件,进行一番调查分析,则仍属有创新意义的工作.山东省平度市是"两田制"的发起之处,作为国家建立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验区,"两田制"在全市乡村得到了普遍推广,并取得     

楚国井田制度管窥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楚国井田制的有无、性质及实施方式等，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的分析考辨，提出了如下观点：楚国确曾实行过井田制度。但是，楚国的井田制同西周的井田制有质的区别。前者是征收军赋时计算土地面积的标准单位，后者则是作为诸侯百官俸禄等级和课验直接耕种者勤惰的单位。也就是说，楚国的井田制是指在衍沃之地直接将田按“井”字划阶成小块以便于官方计征，对其他各类土地则把不同土地的质的差别，通过折算而转化为以“井”为标准单位的量的差别。     

对井田制兴起和衰落的一种契约分析

采用道格拉斯.诺斯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西周时期井田制兴起和衰落的经济机制,认为在周王朝当时特定的自然条件下,人口稀少,缺乏有效的市场,很高的消费组合谈判成本使得井田制形式的劳动分成成为唯一理性的契约安排。而随着周王朝人口的增加和不断分封,市场出现了,这改变了井田制契约存在的条件。作为对新经济条件的反应,各诸侯国废除了井田制契约,建立了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和实物租契约。     

台湾地区城镇化模式对青岛城镇化发展的启示

台湾地区农村城镇化实行的是工业分散化模式。其特点主要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多元化转移与农业充分发展以及农地制度改革同步推进，并努力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青岛市经济和社会状况与台湾地区城镇化初期有一定可比性，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城镇化实践中的有益经验，以政策效应迅速催生一批乡镇产业集群，有效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农地、户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为推进城镇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代时期土地制度及土地关系流转的探析

三代时期是我国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产生、发展以及向封建领主制转变的重大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普遍实行井田制,土地所有制性质为土地王有制,国家禁止土地买卖。公田与私田经历着自身的衍变,并向私有化逐渐迈进,正因如此,西周中期,土地关系开始发生流转,出现了土地的赏赐、出租、赔偿、转让和交换的现象。     

农地产权、要素配置与家庭农业收入

利用广东省2492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地产权和要素配置对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变的前提下,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农地使用权通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而提高了农地规模对农业收入规模的正向激励,但使用权的完善也会激励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农地规模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家庭农业收入占比的激励效果;农地处分权通过赋予农户处置农地和劳动力的权能,分别提高和降低了农地和农业劳动力规模对农业收入的正向激励。最后,对农地流转和劳动力配置行为的分析也发现,农地产权通过赋予主体决策自由,从而提高了转入农地从事农业生产农户的经营绩效和农业收入。     

新两田制：为何及如何可能？——基于4个村庄应对金融危机有效性的比较

金融危机的爆发提供了反观当前农地制度的有益视角。由于地域差异明显,各地农地制度的安排与实践也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实践形态。对比分析这些实践形态可以发现,农地承包关系的灵活抑或刚性、农地产权的集体所有抑或私有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关系。从公平与效率两者结合的角度出发,构造一种将农村耕地划分为相对刚性的口粮田以保障农户的基本生存和相对灵活的机动田以保障农户的农业生产,并随人口变动而实现农户个体内部的口粮田与机动田自行补充的“新两田制”,有利于农村社会和整个国家应对危机,并为其处理危机赢得了相对宽松的时间与空间条件。     

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制度性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土地制度、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是当前统筹城乡经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黑龙江省目前的农地经营规模还处于不合理的状态,与其适度的经营规模仍有较大差距,农地规模经营的推进有着一定的发展空间。黑龙江省农地规模经营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推进过程中还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以及农村金融等方面制度的影响。因此,黑龙江省政府部门应尽快完善农地规模经营的相关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推进农地规模流转,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拓展农地规模经营的融资渠道,从而加快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的意义

我国农地改革循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路径,但其成功终究离不开农民的支持,农地法制建设也不例外。农地习惯法自生自发于农村,与国家制定法相比,有较强的自然性、地域性和属人性。国家法在农村调整的范围和功能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农地关系的方方面面都作出具体详尽的规定。农地习惯法弥补了国家制定法的不足,有助于维护乡村秩序,其现实合理性不容忽视。农地习惯法对农地法制建设具有内容上的重要基础、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修正、程序上的重要参照三大意义。因此在农地改革进程中,应重视农地习惯法的价值,实现农地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与融合。     

家庭承包租赁制:深化农村土地租税费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分析了现行农村土地租税费制度与农地制度的主要缺陷 ,认为家庭承包租赁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化农地制度与农村土地租税费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国家和集体压力下的农户产权——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结构及其缺陷的政治学分析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制度、公社化运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重大的历史阶段而逐步确立起来的,如今的农地产权制度包含了国家管理权、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三个部分,这种制度结构在历史变革过程中产生,并留下了鲜明的国家性.而正是其国家性对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运转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国家管理权根据政治需要不断扩张,集体所有权根据政策目的出现变化,农户使用权在前两者的影响下显示出一定的脆弱性.因此,为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保护土地资源,必须对这一制度进行适当的变革.     

中国近代农业增长的一个例证:以清末民初冀中定县为中心

清末民初,由于农田灌溉面积的扩大、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定县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土地收益率较高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矛盾非常尖锐,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也非同步增长,30年代与20年代前后相比,粮食产量的增加快于人口总数的增长,与清末相比,粮食产量的提高慢于人口熟数量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