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寺院藏书的构成及其成因

一般人认为中国佛教寺院藏书都是佛教经典,本人通过考察认为并非如此,寺院除藏各种佛经外,还藏有许多佛经以外的各类书籍,本文对佛教寺院所藏佛经及其他各种书籍进行了系统考辩分类,并对佛经以外各类图书的收藏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试论魏晋南北朝寺院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寺院财产的私有化和富有僧人的出现是寺院地主经济形成的标志。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寺院地主经济是添加了佛的风韵的封建地主经济。本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呈现出一种渐起大落的发展轨迹。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宋代寺院生活的世俗转型

佛教在宋代的社会化进程加快,实现了从注重智慧解脱到全面融入国情民俗的气质转型,其直接原因是佛教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自身在修行等寺院佛事活动方面所作的社会调整。因此,寺院生活特征是探讨佛教转型及民俗佛教形成的契入点之一。     

徐州龙华寺——中国第一座具有异国建筑风格的寺院——对法显老和尚与徐州龙华寺渊源的考证

中国的佛教寺院建筑，基本上都是汉式建筑，其建筑形式来源于佛教滥觞时期的洛阳鸿胪寺。众所周知，鸿胪寺是东汉专管朝祭礼仪的官署，只因西域来的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用白马驮经书来此翻译和传法，中原人便效仿他们住的地方建筑了后来的佛教道场一一寺庙。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飞檐斗拱式的佛教寺院，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战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变革

［摘要］本文探讨1945年以后的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全文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背景分析、由收入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筹措、由支出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运用、台湾寺院经济隐含的一些问题四个面向进行论析。经过研究后，作者认为，经济实非宗教本质，佛教团体如若过分重视表面，容易招来负面批评。台湾各佛教道场，常各自为政，致资源分散，难以统合，强调接棒者应加强经论研究，因道场若无正法引导，很容易偏离正轨。     

试论佛教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伦理的影响——兼论其中国化发展

佛教产生于印度,其经济思想不同于传统中国以社会人生为主要出发点,而是把修行作为一切经济行为的大前提。这使得佛教对待财富、商业、金融等方面的看法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有所差别,能够对中国经济伦理形成重要补充。原始佛教的经济观以正命为其基本准则,认为财富的求取与使用只要正当不贪著,就值得肯定。这种思想随着佛教的传布逐渐影响到中国人的观念,拓展了中国经济活动的道德边界。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院组织首先与东晋南北朝的世族经济相结合,形成了庄园式的寺院经济,其分外活跃的商品经济、手工业、金融、慈善等事业对中国经济伦理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至唐代百丈怀海禅师改革后,佛教寺院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农禅结合式的丛林制度,完全融入中国经济系统,其中展现的宗教精神也成为中国经济伦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蒙古的甘丹寺

在乌兰巴托西北有一座佛教寺庙——甘丹寺。甘丹寺是蒙古现存唯一的佛教寺院,始建于1838年。从俄罗斯人时期起,寺院势力便逐渐形成,并且开始在国家的宗教生活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甘丹寺是现今蒙古广大佛教徒的活动中心。甘丹寺共有五座僧院,一百多名喇嘛,定期举     

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

敦煌遗书中所反映的寺院、僧尼所占财产的状况，真实地勾画出了唐后期寺院，僧尼占有丰富资产的一些特点。唐后期，由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形成了寺院土地买卖盛行，政府不得不令寺院据地出税，寺院常住财产逐渐向个人财产转化等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唐后期的寺院经济在其前期的基础上，有了膨胀性的发展。寺院的实际经济生活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佛教的清规戒律，寺院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趋于同步，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唐宋五台山寺院财产的积聚与流散

唐宋时期,五台山地位显赫,寺院通过多种方式积聚了大量财产,这些财产在分配、消费过程中,受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出流散的迹象,这对寺院经济以及佛教的正统化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世俗生活的密切联系.唐后期以来,随着王权的有意抑制以及战乱的影响,五台山寺院财产几乎散失殆尽,寺院的正统化发展失去经济支撑,佛教的世俗化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演化规律.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宋代佛教寺院和道教官观中大量出现御书阁、本命殿。御书阁、本命殿的寺院宫观同官方联系密切：或为了得到官方的庇护，许多寺院和道观的僧人和道士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本命殿；或由于官方（或皇家）对本命说的尊崇贯穿整个宋代始终，使得一些寺院、宫观中出现了专门为皇家作法事的本命殿。作为官方同佛教、道教联系的中介，御书阁、本命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政治权力向宗教领域渗透，而且反映了僧人道士向统治者寻求庇护的动向，更是佛教、道教服务于当时社会，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一种体现。     

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

中国古代农村中有许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区乡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寺庙所有的土地。这些公共土地的占有方式怎样呢?它与封建地主占有制有哪些同异呢?这里结合唐开元天宝之前的佛教寺院经济,作点探讨性分析。唐代寺院大土地占有制的确定根据史料可以论定,寺院经济发生在东晋,而它繁盛的重要时期是南北朝。北朝一代,除魏太武帝和周武帝两次毁佛外,其余帝王都是极力保护佛教的。由于统治集团的     

汉唐之际佛教寺院经济与政权的关系

寺院经济是佛教发展的经济基础,中国寺院经济形成于南北朝时期。政权对汉唐之际的寺院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以政权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寺院认可是寺院经济产生的前提,政权、信众的赠赐施舍是寺院经济财富积累的基础,寺院所从事宗教文化活动承担着社会教化和慈善事务。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与世俗地主经济矛盾加剧,产生了种种限制寺院经济的措施,其极端就是"三武一宗"灭佛。至唐代中叶后,寺院、僧尼的免税特权逐渐消失,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也向禅林制度发展。     

士绅阶层在参与佛教事务中的角色与作用——以清代湖北碑刻文献为中心

有清一代,湖北地方佛教信仰兴盛,士绅阶层与寺院僧团之间的互动日渐密切。通过对湖北民间历史碑刻文献的梳理与研究发现,士绅阶层通过捐修庙堂等多种方式成为寺庙财产的主要捐赠者,也成为寺院财产主要的监管者。士绅有权参与丛林规则的制定,并作为僧团矛盾的调解人,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的一件寺院账目考——兼及清末佛教寺院经济构成与社会功能让渡

清代广东省衙门档案中一件名为"一间修道院的财政账目"的档案,实为未知其名的寺院的财务档案,其中的财务记录体现了道光三十年该寺院以经忏为主的寺院经济结构。档案中的敦仁馆与光绪五年广州爱育善堂管理的敦仁馆实为一处,这为证明该间寺院有可能为长寿寺提供了证据。此件档案所反映的是晚清广州佛教寺院经济的一个片段,敦仁馆经营权的转让也反映了组织薄弱、经济匮乏的寺院和僧人在慈善事业中参与度的降低乃至缺位,更是佛教寺院社会功能变迁的写照。     

普陀山寺院建筑、摩崖艺术与佛教文化

普陀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以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为代表的寺院建筑格局分属宫殿式与民居院落式两种,其作为佛教文化载体的寺院建筑与雕饰所产生的庄严、深邃、幽雅的感觉,表明这两种形式均具有佛教顶礼膜拜、超脱尘世的象征意义。普陀山又有许多摩崖石刻,内容大都是礼佛宏法或赞美景物,多数用楷体书写,端庄雄丽,与“海天佛国”的环境相谐。     

西藏昌都强巴林寺的辩经

辩经是藏传佛教僧人修学的主要方式,起源于印度佛教的论义,完善于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改革。西藏昌都强巴林寺是格鲁派的重要寺院,保持着完整的辩经传承,其辩经的核心内容是“五部大论”,在特定规则的要求下展开“立宗辩”或“起坐对辩”。强巴林寺辩经具有鲜明特点,在寺院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能够促进僧人潜心修学、探究佛理、提高思辩能力,而且也是僧人考取学位、寺院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     

唐代寺院对诗歌儒释融合作用初探

唐代的寺院不单纯是僧人修习或宣扬佛教的场所,还是诗人、士大夫们习业和寄居的地方.诗人涉足寺院的各种活动,与寺院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寺院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唐代诗歌创作和交流提供了有利的载体,寺院的佛教文化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开阔了诗人的思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使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并促进了诗歌通俗化趋势.同时,佛教通过寺院这一载体,促成了唐代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儒释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佛教儒化或者说中国化的需要.     

宗教信仰空间的分布与选址因素探析——以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为例

以时间和空间为视角,明清时期兰州城市寺院可分为明代城内寺院、清代城内寺院和城外寺院三类,这三类寺院分布于今天兰州城市内外的各个区域,而它们的选址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口、地理、历史和风水四方面因素的影响。作为佛教信仰空间的城市寺院,其分布与选址具有明显的特征,从中也可窥见明清时期兰州城市信仰空间和职能的泛化与城市人口信仰的世俗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