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符号学推进诗歌研究:从钱钟书理论出发

符号学不仅是当前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显学,而且也是当今诗歌研究的重要方法,只是在中国国内,很少有学者做这方面的尝试.但有一个例外:钱钟书先生多次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时应用符号学的观念,可惜的是至今这笔宝贵财富没有人加以阐释和发展.介绍罗曼·雅克布森、罗兰·巴尔特、R.P.布拉克墨尔、迈克尔·里法台尔等人的符号学诗歌研究,并将国外的研究与钱钟书的观念作对照,用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例子,说明这些原理的普适性.     

于坚诗学观念中的二元对立因素对其诗歌写作的影响及其他

当代中国的诗坛上，云南诗人于坚的诗歌写作与诗学观念都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存在，而他的诗歌写作与其诗学观念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关系。本文在发掘出于坚诗学中一系列二元对立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于坚二元对立的诗学观念对其诗歌写作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指出了其诗学观念存在着的先天缺陷和危险的偏执倾向，以及其诗学观念难以回避的一种尴尬。     

诗歌刺点：意义在文本断裂处产生

诗歌的刺点往往出现于文本风格断裂之处，给人带来强烈冲击，具有独特意味或深度批判，要求读者积极参与思考。刺点在诗歌中的两种呈现及其意义分别为：突兀构成刺点，引发思索；对立构成刺点，悲怆油然而生。泛艺术化语境、文本中的裂缝和现代诗人繁复的生命体验等共同为刺点提供了存在的可能。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演进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观念的重要走向之一。这样的走向当中包含了对于诗歌观念与诗学理论的较为复杂的思考,而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提供其强大的思想动力与观念支持的同时,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偏离与改写的过程中。这有可能指向某种本土化观念建构与诗学话语的独立和对于当代诗歌的历史本质的深度把握。     

血以后是黑暗:海子和荷尔德林诗歌中的人与神

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诗坛最为深刻、也是最具争议的诗人之一,海子生前热衷于德国古典美学和现代诗学,并奉荷尔德林为其诗学楷模。可以说,后者对海子的诗学与诗歌转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荷尔德林身份、哲学和诗歌观念的体认和扬弃,海子在晚期诗歌中部分实现了自我超越,形成了迥异于荷尔德林的、高度个人化的诗学。对两位诗人的关系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海子诗歌作为当代中国一种特殊的诗学和文化现象的进一步体认。将海子诗学的本体观念、诗人的身份观念作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它们如何影响了海子诗歌中人、神与实体的关系,同时试图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思考这种关系的生成机制和文化特性以及荷尔德林如何改变海子诗歌和诗学表意与实践的方式,以期对当代中国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接受和自我塑造问题产生启发性的认识。     

罗曼·雅各布森的“主导”理论视野下的余秀华：一颗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

余秀华在2014年年底至2015年年初，迅速爆红，在社会上以及诗歌界产生了一股“余秀华热”。时隔一年后，这种热度渐渐沉淀，批评界也开始思考余秀华的诗歌是否真的能够承担起文学界如此“热度”的阐释，余秀华是否担得起“语言天才”“天才诗人”“中国的艾米丽·狄金森”等称誉。结合罗曼·雅各布森的“主导”理论以及罗兰·巴尔特的“刺点”（赵毅衡翻译）两个符号学概念来细读余秀华本人最喜爱的一首诗歌：《我爱你》。从中可以管窥她在诗歌的温暖和向往之中带来的刺痛感，而这种刺痛正是犀利的语言以及经由此直接穿透到生命内部所感知到的诗歌独特美学张力所主导的。     

理论、空间与符号——当代空间批判理论中的符号学维度

符号学是当代空间批判理论重要的方法论支柱,反之,当代空间理论也是现代符号学扩展的新标志,但两者间的互文关系鲜为人注意,造成接受和认识当代空间批判理论时的一些误区.通过对列斐伏尔社会空间三元组合、索亚第三空间和布迪厄社会空间、象征权力等空间思想的个案分析,来说明空间理论与符号学之间的互文关系,有助于将当代空间批判理论研究推向深处.     

中国古代诗歌用典的符号学分析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标志之一,典故由来已久,并始终在诗歌创作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文章集中从三个层面对典故与符号学之内在关系展开详细分析:首先,梳理典故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尤其是在古代诗歌中的使用情况;其次,从西方符号学的角度探寻典故的理论涵义;最后,借助符号学知识揭示典故在诗歌创作中规避弊端的有效方法。     

选本批评与当代诗歌创作场域的构筑

选本批评是当代诗歌批评的重要方式，其以选和编的方式有效地参与到诗歌场域的构筑中去。诗歌选本与诗歌创作现场之间构成一种语境上下文关系。就当代中国诗歌创作场域的构筑论，选本批评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青年主体的呼唤；二是诗学观念的表达；三是诗歌流派的建构。相比小说等其他文类选本，诗歌选本批评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敞开性、阐释性和有效性三方面的结合。这与诗歌选本所发挥的独特的“判断、分类、解释”等批评功能有关。从这个角度看，诗歌选本批评是批评作用的最集中呈现。     

论张祜、韩愈的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上的特点

张祜与韩愈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他们的诗学观念方面，其中既有相近的观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对《诗》《骚》的接受角度不同和对历代诗歌的评价不同是他们诗学观念的主要分歧，由此造成了他们各自诗歌的不同风貌。张祜的诗歌与韩愈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已表现出中唐向晚唐过渡的特点。     

传播学与符号学散论

传播学与符号学是本世纪初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两门新兴学科。对于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有些西方学者认为传播学包含了符号学，符号学是传播学的一部分；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符号学包含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本文通过论述“传播”与“符号”的定义以及传播学与符号学的研究内容，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传播学与符号学是具有交叉关系的两门学科     

论唐代诗歌观念对小说创作的影响

唐代小说创作有明显的诗歌意识，这与唐代的诗歌观念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唐诗歌的俗艳观念下歌传相偶，小说创作取材于诗歌，并运用诗歌作为小说表现的重要手段；唐代诗歌兴象、意境、韵味等审美观念影响着小说创作的诗化，使唐代小说印上诗歌鼎盛时代的烙印。     

认识论视域下的洛克符号学的本性

洛克的符号学包含观念理论和语言理论两部分,构成了洛克意义理论的完整结构。符号学是为他的认识论服务的,有必要在认识论视域下图示洛克符号学中的三重标识关系及其与认识论的关系。知识不同于真理。在知识层面,观念标记的缺陷和语言标记的参与会导致不可知域的形成。在真理层面,以观念标记构成的心理命题则因无法彻底摆脱以语言标记构成的口头命题的影响而与后者一样不易成为真理。观念标记在自我心中实现理解,而语言标记则在主体间摧毁人类理解,标记的这种错位性质使洛克的知识体系成为必然性与随意性的矛盾体。洛克符号学中的矛盾特性预示着现代符号学的困境和发展。     

关于当代诗歌的阅读：在细读中展示的魅力——以于坚的一首小诗为例

当代诗歌并没有疏离时代，亦没有疏离读者，相反，当代诗歌的写作，它期待和呼唤的是一种能够进行创造性阅读的专业性读者。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阅读阐释中，作品的含义和魅力才会展示出来。当代诗歌正是通过在写作和阅读方面的现代性变革，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从而建构了新型的文学“三R”间关系。     

从社会符号学角度解读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

社会符号学认为语言是符号系统,对语言符号的解释只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进行。诗歌形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符号,具有社会符号学的意义。本文从社会符号学角度对美国著名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的诗歌形式进行分析,力图完整准确地揭示这一形式在诗人所处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传达的社会意义。     

“远方”的祖国景观——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当代汉语诗歌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汉语写作者都曾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意需求,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化入汉语诗歌写作中。实际上,这一贯穿当代诗歌史的现象,暗含了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密码,以及“主流”文化革新过程中被疏忽的力量。在我们已有的新诗史视野中,汉语诗歌从自我创造走向政治身份之间的道路上,有一重关系常常被忽视：即当代汉语诗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汲取。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来应对“他者”的眼光。这种交互关系,无疑是透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维度。     

当代诗歌语言空符号价值论

空符号是一个魅力空间。借助当代诗歌文本，针对当代诗歌语言空符号客体性的存在，从实践价值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诗歌语言空符号的价值“关系”，并以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语言实践结构即“主体——客体”、“主体——主体”的关系范畴解释了语言空符号产生的内部机制。     

字母型网络语言的符号学阐释

网络语言是当代交际的语言现象,语言系统维度广。本文从符号学的角度阐释网络语言,着重对字母型网络语言进行研究,通过符号学的能指和所指、直指与涵指以及组合段与系统三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建立理论框架,对网络语言进行符号学分析。     

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的符号学研究

艾米丽·迪金森是美国极具传奇色彩的抒情诗人,文章运用符号学理论并从迪金森诗歌的韵律结构、形态结构、句法结构、诗性逻辑四个层面进行分析,为迪金森诗歌的符号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     

“独自成俑”的诗与人——梁小斌论

梁小斌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单纯、透明、和谐的样式在当代诗歌中独树一帜。通过考察梁小斌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由于长期的“独自成俑”的生存状态与境遇，他的诗歌观念和写作实践经过了从趋向优美到反叛优美的嬗变过程，这使得他成为“朦胧诗”群的一个异数，他的某些观念和实践启迪了其后的“第三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