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伦理的文化血脉及其变革

文化血脉是慈善伦理的根基。寻找当代中国慈善伦理发展的正确之道,必须研究中国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文化,把握其慈善伦理的内涵及其特点。儒家慈善伦理以"仁爱"和性善论为基石、以"义以为上"的价值观为支撑,道家慈善伦理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基石、以善恶报应为支撑,佛教慈善伦理以慈悲为核心、以因缘业报说为支撑。尽管三家特点不同,但它们都融合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血脉中。21世纪的中国,慈善伦理必须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伦理观念、伦理关系和实践形式上加以变革,才能更好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     

韩愈、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

韩愈和李翱的道统说和性情论是对唐代佛教"世系"、"传灯"思潮的一种反动,是先秦以来儒家伦理学说的恢复和传承.唐代中期佛教日盛,对中唐民众伦理思想冲击甚大.为了扭转佛教伦理思想对儒家伦理秩序的冲击和破坏,韩愈和李翱吸收了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的某些思想,提出"道统"和"复性"的主张,客观上遏制了中唐佛教伦理思想的影响,为宋明新儒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从《太平广记》看中古民间佛事活动与儒家伦理之关系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统治者的提倡和各阶层的传播,佛教信徒日益增多,佛教信仰逐步深入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佛经的念诵、传抄、刻写以及佛像的建造非常盛行。佛事活动及佛教的世俗化过程与儒家礼法文化从经典文本到士族家法门风再到向全社会的普及这一线索交织进行,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儒家伦理汲取佛教伦理资源,民间佛事活动以儒学为文化底色,体现出"替儒行道"的特点。     

中西方人对外来宗教的接纳及其文化融会

致力于探讨宇宙世界本原和人类历史奥秘、具有科学热情和求知倾向的希腊文化 ,在历史流变中敞开了胸怀 ,拥抱致力于探讨宇宙世界目的和人类生存意义、具有伦理热情和信仰倾向的基督教文化 ,并与其共同担当起了西方文化实践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和历史伦理交融终归因为其内涵的位移而难以构成自我圆通的文化教理。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因果相续的人生解说里既有吻合儒家、弥补道家的社会伦理关怀内涵 ,又有吻合道家、弥补儒家的超验心灵解救允诺。中国人很容易地接受了佛教的思想 ,并将其作为与传统儒家伦理政治哲学、道家人生审美哲学相沟通的非常圆通的精神哲学。     

两部《劝学篇》:两种文化观——中日文化的早期构成及其不同内涵

中国的儒家伦理曾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中国文化相比,日本文化虽然曾大量吸取引进了儒家伦理,但因其文化内涵不同,因而在选取和融合吸收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从中日文化的早期构成探讨中日文化对待儒家伦理的不同价值取向。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宗教传播与文化调适--关于佛教儒学化与基督教儒学化的比较研究

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正统思想的中国封建社会,外来宗教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化)主要表现为儒学化或儒学伦理化.佛教和基督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曾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但却取得不同的结果.这充分说明在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中通过和平而又有选择有制约的交流、对话所产生的创造性的融合更值得提倡.     

中国传统文化对体育文化产生影响的研究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天人合一"与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的影响。重道德是中国传统体育的一大特色。佛教由印度传入后与中国的儒学、道教融合交织影响中国的体育文化的发展方向,在中国古代产生顺应自然、天人相应的"养生"体育文化。     

宗教杂糅的酆都鬼城文化

本文着重探讨了原始鬼神崇拜、鬼教、道教、佛教的宗教信仰 ,儒家思想观念与酆都鬼城文化的关系。原始鬼教是鬼城文化的发端 ,道教及其学说对鬼城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道教、佛教的融合促使鬼城文化的完成 ,儒家的道德礼法是鬼城文化的主导思想。酆都鬼城文化不但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人类鬼文化发展轨迹 ,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也承载着中国古代道德伦理的文化意义     

儒佛孝慈伦理之异同——以戒孝一致论为中心

本文以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佛教"孝"、"慈"观念的思想变迁为考察对象,辨析中国儒家传统伦理在渗透性地影响中国伦理过程中,同样使佛教中国化地注入更多的人间关怀内容,使之最终归结为"戒孝一致"的伦理思想,进而表明儒家伦理不仅对佛教中国化具有历史性的影响,同时也对近代人间佛教思潮同样具有深刻的奠基作用.     

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建构——以重建儒家伦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为起点

日常生活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动形式和寓所,日常生活伦理是为维持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秩序而确立的规范,具有"底线伦理"的性质.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的构建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重建儒家伦理与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的联系,使儒学的人伦精神作为基础的一元,与其他文化共同整合出既有时代性和世界性,更具有民族性的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伦理.     

儒家"耻"文化及其现代伦理意蕴

作为典型的"耻辱感文化",儒家"耻"文化指儒家关于"耻"的概念和理论及在此指导下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儒家"耻"文化的核心是重"名",重视人的名声和名分,是"名表耻里"的文化.作为农业文明形态的伦理文化,儒家"耻"文化又是一种适合了封建宗法等级制需要的士人伦理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源泉,因此,在现代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方面,儒家"耻"文化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

周公对远古和夏商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确立了敬德保民的统治思想,发展、健全了西周制度文化,整理、修订了"六经",为儒学的创立奠定了文化基础,使中国由自然宗教发展为具有伦理宗教水平的文化形态.因此,周公是整合中国文化的第一位圣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论宋代文艺思想与佛教

佛教对宋代的学术、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宋代之前,尚没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理论如此广泛而深刻地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而且实现了融会贯通。宋代的佛教已非单纯属于一种外来文化,它已经与中国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融合为一体。宋代佛教是经过文化整合后而形成的中国化的佛教,有着明显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儒家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无法摆脱也不可超越的文化基因,而佛教博大的思想体系则将这种基因发扬光大,或者赋予其一种全新的内涵。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宋代儒佛能够在深层次上实现贯通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唐宋之后的中国大乘佛教将世界根源归之于"心"这一核心概念。"心"的概念始成为儒学理论的重要概念,而宋代儒学最终由"道学"转向"心学"也证明了佛教的这一影响。有关文艺思想,宋代佛教界所作的阐发甚至较之儒家学者更早,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这包括宋代佛教的"思无邪"说、佛教与艺术中和观、清雅艺术观念和风气的形成等等。     

唐代儒学的新变与唐宋转型

唐代儒学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中唐以后,唐代儒学在春秋学派经学观念以及古文运动的推动下,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为宋代儒家的兴起作了准备。唐代儒学的这些成就,在方法上得益于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在内容上,则说明了儒家发展过程中,对佛教的排斥和对佛教的吸收一样,都是儒家发展自身的动力所在。     

透视元杂剧中北方游牧文化对儒家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元杂剧作为元代文学的象征,是在多元文化中生成并繁盛的。因此,北方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化的影响,无疑也在元杂剧中留下了游牧文化的痕迹。北方游牧文化的渗入对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的冲击和影响,表现在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形态对儒家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以及游牧民族的主观意识对儒家传统"礼"的影响。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至今天,是多民族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文化失调与儒者复出的呼唤——梁漱溟东西伦理文化观研究

民族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民族文化的危机。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尤其是中国社会面临结构性转换的情况下,如何寻找民族伦理文化的价值定位？这不仅是东西文化论战的核心问题,也是当时各种社会思潮关注的焦点。梁漱溟正是在对这一主题的反省与沉思中,走上了复兴儒学的道路。认为儒家伦理精神及其内在价值的现代重塑或“翻转”,不仅可以抑制西方逐物于外的颓流,而且可以解救民族危机,有利于现代化的目标。然而,事实表明梁氏为自己设立了一道至今尚未解开的历史难题     

论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补和创新

在中国和东亚的现代史上,儒学与西方文化一直进行着交流、互补和融合创新.利玛窦和其他一些传教士曾认为,儒学与耶稣教的教义相通.儒学传到欧洲后,对一些杰出思想家如启蒙学者伏尔泰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儒家格言,就被写进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当今的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中也有儒学的影响.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儒学更加受重视的时代.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20年代,在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又有相互协作、支持,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并不一味复古,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加以创新,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儒家伦理中“孝文化”的价值内涵以及实践探析

儒家伦理在家庭关系维系中秉持"爱人"的"孝文化",其内在的精神实质对于当前中国传承、践行传统美德,实现道德教育的中国化具有独特的价值。立足于此,本文主要从儒家伦理之"孝文化"出发,详细阐述了关涉"孝文化"的实践路径以及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