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研究: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主持人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全球治理已经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政治理论,而且已成为目前国际社会一个极其紧迫的实践问题,摆上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政治家关注的重要议事日程。有鉴于此,本专栏组约了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全球治理的重构、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新挑战等     

国际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兴起 ,环境、人口、恐怖主义、毒品交易、疾病传播等原本属于“低级政治”领域的内容 ,日渐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治理在这些日益严重的全球问题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借助国际政府组织等在全球范围进行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就成为必然。但有效的全球治理需要国际组织在克服民主赤字 ,加强与其他行为体的合作 ,同时 ,还要谨防一些大国借助全球治理理论 ,侵犯别国主权 ,干涉别国内政     

全球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其对全球治理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全球市场改革和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力使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这两股方向相反的全球浪潮兴起,并构成了全球社会运动的实际内容。但是,民族国家的自私性,使得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变成为维护最强大国家利益的工具,因而无法实现全球的“善治”。这样,全球“风险社会”就为全球社会运动成为一个全球治理层次而发挥相应的功能提供了可能。但是,全球社会运动毕竟是国际环境中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因此,全球社会运动的治理功能是非常有限的。     

国际视野下的腐败治理

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全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跨国界的腐败问题成为国际视野中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目标。要彻底根除全球性的腐败问题，需要加强主权国家、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对全球性腐败问题的有效善治。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风险挑战、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面临着供应冗余与生产失序、南北差距扩大与运输风险上升、能源消费不振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应对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然而,目前既有的能源安全治理平台与行动框架呈现出发展不成熟、区域化趋向和偏重消费方的实际不足,导致实践进展迟滞、参与主体有限、运行机制不畅的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并为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需要在继续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自我革新。     

全球治理的价值向度与气候变化治理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促进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也使全球性问题凸显,全球治理已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治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问题,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对国际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为此,通过不断提升全球治理的地位、作用,超越国家中心治理的局限,扩大和增强以全球公益为基础的全球共识,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组约了来自日本、瑞士和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气候变化治理、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学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中东地区与全球治理：“地区化”全球治理

从20世纪30年代被迫加入殖民全球化之后,中东地区的地区政治、安全关系被深刻卷入了国际体系,并深刻受到跨国因素,尤其是全球因素的影响。二战结束至今,中东地区因为频繁的地区冲突、贫困问题、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等,成为全球治理中的薄弱环节,也落后于东亚等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地区治理。当前中东地区的主要治理网络既包括全球层面的联合国系统、美国试图领导的美国“帝权”下的治理,也包括欧盟在中东的合作伙伴计划和海合会的治理实践,但这些治理模式都存在各自的局限性。要更好地实现对中东地区的治理,需要根据全球治理的合作实质,以及依靠合作网络来进行管理,把全球治理中的中东难题“地区化”。     

全球实验主义治理:内涵、价值与挑战

近年来,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实验主义这一新治理模式。实验主义治理主要包括设立框架目标,基层单位在框架目标下自行实践,实践者定期汇报并实施同行评议,进而对框架目标定期修订。协商性、非正式性及多层次政策制定是其基本特征。当前,实验主义治理不仅在欧盟大行其道,也很快应用于美国的全球治理实践中,是反全球化背景下美欧应对治理失灵、维护美欧利益的重要工具。本质上,实验主义治理是西方国家应对国际体系变革、争夺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需要。就未来而言,通过框定目标、监督履行和地方实践的实验主义治理与基于主权、国家间政治和正式法律的传统全球治理将共同存在,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     

联合国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评析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领域的重要行为体,联合国在实践中遵循了基于人权、发展和安全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通过构建自身人权议程框架中的卫生话语和议题,联合国基于人权的公共卫生治理理念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价值引领;通过在全球发展战略或倡议中设定健康改进目标,联合国明确了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危机中采用安全话语或安全考量,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安全理念提升了公共卫生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中的能见度。毋庸置疑,联合国上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理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新冠疫情防控,但同时也暴露出其存在的原则制定不明晰、卫生问题"政治化"等诸多问题,对联合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成效和公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全球治理的原则:民主治理

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不断产生冲突与融合的全球化过程中 ,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见的全球治理挑战。为有效地协调国际行为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 ,以应对全球性危机 ,我们有必要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确立以民主为基础的普遍性原则。本文将通过对全球化进程中全球治理机构的建立 ;全球化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遇到的问题 ;全球民主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论述 ,以阐明民主治理的重要性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全球治理与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解决全球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的战略设计需要在平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多重战略,同时积极寻求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     

TRNs推动全球金融规制体系走向善治

依据全球治理理论构建金融规制体系是各国应对次贷危机的有效渠道,而作为全球金融治理领域内除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外的另一种重要力量--跨国规制网络,正在全球推动着“硬壳”金融软法的发展、最优金融规制体系的形成和应对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合作。跨国规制网络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及时性等优势,尽管“软法”性质的跨国规制网络存在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但是政治因素与国家利益考量也使得它的有关规则得到良好的遵从。     

议题设定和全球治理——危机中的价值观碰撞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全球治理的兴起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现象。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主要方式,全球治理在国际体系的重构和国际格局的变革中扮演着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角色。本文从全球问题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关系入手,梳理全球治理理论中的价值观和模式转变,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思考。     

峰会外交的发展及其动力

峰会外交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春秋时期的会盟,但其发展过程波动较大.冷战结束后,峰会外交日渐兴起.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峰会外交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后危机时代,峰会外交逐步从密集召开转向机制化、从危机应对转向长效治理,新兴经济体在峰会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客观需要推动了峰会外交的发展.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冷战伊始 ,美国为一己私利以各种方式插手该问题 ,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 ,台湾问题由此缘起 ,并成为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 ,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冷战结束后 ,由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 ,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权 ,它认为中国在其全球的战略地位下降 ,在所谓恪守“一个中国”政策的掩盖下 ,全面提升了美台关系 ,有些已明显超过非官方性质。美国对台政策是许多国内政治因素相互影响的产物。由于美国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特点和后冷战时期的态势 ,国会在外交决策领域的发言权越来越大。后冷战时期 ,国会在台湾问题上有怎样表现 ?何种因素影响着国会在该问题上的立场 ?本文拟就以上问题展开论述。     

规范倡导与危机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效用

在全球卫生治理中，世界卫生组织在倡导涉及卫生与健康问题的国际规范方面表现得较为成功，而其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的表现则不尽如人意。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世卫组织为何会在面对全球卫生治理中的不同类型问题时，其治理能力体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本文旨在结合关于认知共同体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差异性产生的原因，指出世卫组织在功能上同认知共同体相似，即主要依靠自身专业知识，通过说服机制塑造国家间共识，进而推动全球卫生治理有效开展。本文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作为全球治理中的规范倡导者，世卫组织长期致力于推动健康权成为一项基本人权，而保障公民健康权作为一种全球性规范已经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但是在面对诸如COVID-19这种突发性危机时，世卫组织在协调各国抗疫行动、引导各国政府有效应对疫情方面则不是很成功。本文认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认知共同体的内在特性，即它是通过向各国提供专业知识而非强制手段来促使国家之间实现政策协调。在面对长期性和规范性问题时，世卫组织可以较有效地利用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论据进行说服，推动各国就相关问题形成共识。但是在面对突发性的、需要做出迅速反应的危机时，这种通过说服塑造共识的机制就很难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