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对 我国区域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东部九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民营企业家才能是在中国经济开放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一类异质性人力资本。基于 1995 - 2009年东部先发九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各省市的 Mal mquist生产率指 数,并将其分解为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然后以区域创新中的专利指标及FDI指标为控制变量,考察异质 性人力资本---民营企业家才能对全要素生产率、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发现:以民营企业家才 能为主要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显著高于用一般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的人 力资本的推动作用。此外,FDI对民营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挤出”与“替代”效应|而企业家才 能与区域创新的良性互动则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表明,民营企业家人力资本 是中国区域创新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解释变量与动力源。     

人口、制度变迁与工业化模式的新思考——兼论我国“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模式 ”的形成机理

本文将人口、制度变迁与工业化三个经济变量有机地结合起来,说明人口压力是制度创新的动力。正是在以大批企业家为主体的人力资本的推动下,形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沿海制度创新的浪潮,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提出了“人力资本推动下的制度创新增长”新模式,并主要对其形成机理进行了探索。     

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企业家资源拓展的视角

依靠深化体制改革而激活企业家潜能是转型时期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捷径,但经济效率的提升是该“捷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可持续通行的重要前提。通过剖析经济效率在微观、宏观、综合三个层次的内涵并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以动力、能力增进为特征的企业家资源拓展可显著提升生产、动态、配置三个维度的效率,由此导致的三类协同,即企业家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企业家创新与创业的协同,微观生产效率与宏观动态效率的协同,是上述“可持续性”形成的重要驱动源,而不断深化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则能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为促进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持续增进提供制度保障。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论落后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后发优势的发挥

我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实质是二元经济制约下的“落后的增长”,要打破“落后的增长”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培育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转变建立在传统工业化道路上的梯度推移发展思路,选择某些先进产业或优势产业进行突进,实现优势产业的技术区位的反梯度推移发展战略,从而带动落后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和赶超。     

“十二五”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趋势与重点

今后五年,我国将处于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这一次转型与改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特点,不仅要从外部以及外部市场的变化看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性,更要从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了解和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与基本趋势。当前,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集中表现为从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它体现为从物的发展到人的发展的脉络,其基础在于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本质在于人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需求。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发展方式的相应转变。从总体趋势看,“十二五”是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历史起点,是改革发展实现历史性转变的关键五年,迫切需要实现“四大转变”：即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从公共产品短缺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中高碳经济转向低碳经济。实现这些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要求政府果断地放弃GDP增长主义,实现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的转变,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由“做大蛋糕”向“分好蛋糕”的转变,国有资本由“盈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对深化沿线各国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挑战,世界范围内现存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途径并不能满足处理“一带一路”倡议下可能产生国际商事纠纷的需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和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研究,认为我国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有其必要性。必要性一方面在于国际商事法庭的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在于其可帮助我国处理不断激增的涉外案件、减少文化冲突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秉持“走出去”理念,抵御当前全球非正式治理的逆全球化思潮,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和实施供给侧改革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和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金融配套支持,然而沿线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金融监管模式纷繁芜杂,其金融监管架构、国际合作和治理需要未雨绸缪。基于行为监管、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应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应对系统性风险,使之满足贸易开放、经济发展和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架构进行国际比较研究,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经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监管及其合作提供政策建议。     

“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动因与机制——以电视产业为例

市场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技术进步是中国传媒产业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制度创新是通过“初级行动团体”权衡自身收益与成本而启动,“次级行动团体”配合而完成。市场需求增长带来各个相关方收益都能增加的“增量型”制度创新比较容易进行,如广告经营制度、有线电视制度等;涉及利益调整的“存量型”制度创新则阻力很大,如“制播分离”等制度。市场需求、制度环境、传媒技术进步也将持续推动传媒产业制度创新。     

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分析

为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变化情况，选用1979—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来拉动的。因此，今后应不断增强我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到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增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六五”至“十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测度

运用索洛余值法测量和分析了我国“六五”至“十五”规划期间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并分时段分析了技术、资本、劳动三者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变化。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率最大,是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因素,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进而提出应从加大公共教育科技投入、优化资源配置等入手促进技术进步。     

基于C-D生产函数的西部大开发政策效果评价——以青海省为例

该文通过C-D生产函数对青海省的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西部大开发之前青海省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资本匮乏、投入不足,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限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之后,青海省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导,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劳动投入对青海省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不升反降,出现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西部教育落后和人才流失严重以及资本投入对劳动投入的挤出效应。因此,未来西部大开发政策应该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着重培育西部地区自身发展能力,才能实现西部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发达地区技术进步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以珠三角与粤西地区为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毋庸置疑。在相邻的经济区域之间,经济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技术差异越大,这种推动作用也越大。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广东省粤西地区的经济增长与作为经济发达地区的珠三角的技术进步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粤西地区应当充分利用这种关联性,实现其经济增长,不断缩短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最终改变其经济落后面貌。       

经济增长因素变化及其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相对于单纯强调资本作用的"唯资本论"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就是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演进和制度变迁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社会过程,并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这对于中国经济增强质量、振兴东北的战略以及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推进技术进步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对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亚当·斯密提出的以分工深化为主要途径的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动态和内生的特征,而将上述理论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主体是企业家。以市场规模的变化来估计社会分工深化与比较优势增进的状态,可发现采用具有存量性质的财富指标比采用具有流量性质的收入指标来估计具有更好的显示度。通过借鉴人力资本的尼尔森—菲尔普斯作用机制和卢卡斯作用机制,将企业家人力资本纳入两类不同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中,可应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C-D生产函数模型来考察企业家人力资本拓展对比较优势增进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拓展可推动市场规模的显著扩大,而后者又能促进前者的进一步拓展,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中国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内生性增进。     

福建科技人力资本、研发资本与经济增长协整关系研究

运用现代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采用《福建统计年鉴（1987—2012）》数据,对福建省科技人力资本、研发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科技人力资本、研发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科技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福建省经济增长对科技人力资本和研发资本在长期都有明显的正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稳步发展福建省科技人力资本、研发资本促进经济持续协调快速增长的对策。     

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的调整

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强调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因而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对于在新的形势下调整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国家财政应该加大对技术、人力资本和公共产品的投资,同时应引导民间资本加大对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动态比较优势说"与美国的"新"外贸政策

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制定的外贸政策 ,只能导致单向的非互惠自由贸易 ,最终的结果多为贸易的不平衡。绝对优势(动态比较优势)不仅是经济发展(不是增长)的决定因素 ,也是贸易模式和贸易商品的决定因素。因此 ,外贸政策的制定应以动态的比较优势为理论依据 ,否则就要自食静态比较优势所带来的非互惠的单向自由贸易的苦果 ,美国今天的贸易赤字就是最好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