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香包文化研究综述

香包文化是庆阳地域传统民俗文化当中的精品,在庆阳当地社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学界对庆阳香包文化也进行了系统研究,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分析,目前关于庆阳香包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庆阳香包的起源、庆阳香包的艺术特色、庆阳香包的制作工艺、庆阳香包的文化意义以及庆阳香包的产业开发等几个主要问题上。     

庆阳香包的艺术构成

庆阳香包艺术历史悠久,品类繁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其造型夸张,色彩艳丽,做工精简,智用灵巧,具有质朴纯真、自由浪漫、古风犹存的特征。形成这个特征的主要构成因素是文化蕴涵、艺术表现以及视觉营造。     

刘兰芳:小香包做成大事业

正在甘肃庆阳,受中华传统香包文化的影响,民间自古有做香包的传统,特别是每年的端午节,当地妇女都会做一种装有香料、绣制精美的香包,让孩子佩戴在身上,以求避邪消灾,长命百岁。受这种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庆阳一位女性,将这种香包刺绣文化发扬光大,不仅将这种传统刺绣工艺品做成品牌,还让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走出国门,飞遍世界,而她自己,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的传承人。她,就是刘兰芳。     

民俗文化的田野与产业化困境——以甘肃庆阳香包文化为例

在目前文化的"球土化"发展态势中,由于民俗文化出现的结构性失调和政府政策的规定性支配,民俗文化的保护不仅面临国际强势文化空前渗透,同时在本土市场利益刺激和地方政府形象塑造的双重驱动下快速"碎片化",文化符号的交流日益蜕变为简单的货币化的商品输出。本文通过对"庆阳香包"这一民俗文化发展现状与前景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庆阳香包承载的民族文化内涵,以及在市场化、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俗文化面临的窘境,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思考"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地区民族文化的维系、传承和发展。     

特色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发展关系研究——以甘肃庆阳市香包产业为例

文化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经济部门,它的发展也必然会带动当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二者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紧密联系.基于对甘肃庆阳香包特色文化产业的实地考察和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文化产业发展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并深入探寻二者之间存在的关系,提出有益的探索和思考.     

庆阳香包的艺术内涵

透过庆阳香包绚烂夺目的外型,它古朴的风貌,浪漫的色彩、粗犷的气质,怪异谐谑以及素朴入俗的审美特征到底体现着什么样的艺术内涵呢?     

庆阳香包的工艺特点

庆阳香包和同类民间艺术品相比较具有显著的特征,能把囊袋类的小物件发展成类型多、品位高、规模大的制作,就是因为它有特色鲜明、完整精细的工艺手段。     

庆阳地方文献建设与利用探微

在对庆阳地方文献调查、浏览、选取、阅读的基础上,从地方文献建设及利用的角度,论述了庆阳地方文献宝库的源远流长、涵盖丰富。分析了庆阳地方文献的历史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教育价值及学术价值。重视地方文献价值,共建、共知、共享地方文献,让地方文献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建设文化庆阳 实现产业富民

近年米,甘肃省庆阳市委、市政府为了人力推动庆阳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在两年之内连续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 和《关于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两个重要文件,     

论李梦阳的咏陇诗

在甘肃文化的历史长河里,明代的李梦阳是惟一一位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的著名陇籍作家,在他创作的千余首诗歌中,有8首诗是描写故乡庆阳的.这组咏陇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却比较集中的反映了李梦阳的思想风貌与艺术追求,不仅在李梦阳的创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而且也为甘肃文学史、庆阳文学史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香料与香具探析汉代用香习俗

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植物性香料十余种,分别为花椒、佩兰、茅香、辛夷、杜衡、藁本、桂、高良姜、姜等;香具四种,分别为香奁、香枕、香囊、熏炉(配有竹熏罩)。它们基本代表了西汉初期贵族熏香习俗的物质概貌。汉代人对香料的使用,既有着美味饮食、宗教祭祀、香身、保健、防腐等实际用途,更有着对香料所蕴含的精神气象的迷恋,反映了当时的用香习俗。     

汉代妇女眉妆粉饰谈

作为女子增艳手段之一的面部化妆，在秦汉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当时天下统一。社会秩序安定，物产丰富，为女性的爱美之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当时的眉妆式样主要分为长眉、广眉、八字眉、惊翠眉、愁眉、远山眉等。“粉”主要分两种，一日粉，一日胭脂。     

管理伦理中的道德主体建构

管理伦理的逻辑中心在于道德主体的形成和建构。道德主体是道德内化与外化在管理活动中的枢纽，是“善”的本质的体现。管理伦理中道德主体的建构路径有三：道德认知形成，即对道德内涵和规则的学习、体认和理解，对道德善、恶的一种自我知觉和体认，对道德目标、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和运用；道德情感建构，即主体对管理情境的情感直觉与体验，以及对管理角色的情感想象与理解；道德目标实现，即管理目标实现。其意义在于：重构管理者的道德精神本源，增强对管理道德情境的适应功能，实现管理过程中的道德作用。     

对绿色生态的思索与追求

生命与自然界的内在关系揭示了绿色生态及其功能的和谐运转不仅是大自然的本质要求,也是生命孕育、创生、发展的根本所在;人类自产生以来,在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认识、改造、利用自然,人类的生产实践给自然界及其自身带来了许多灾难,如环境问题、工业问题、人口问题等严重影响大自然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此,探讨了绿色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对生产实践的客观要求,呼吁当代人类应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自己的家园,创建一个和谐、稳定而美好的生存环境.     

在经验与先验之间——兼论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在探寻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规律、获取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价值的过程之中,如何既避免“理不离境”的经验主义错误,又规避超越时空的先验主义谬误,显然是迄今为止在学术界仍未得到明晰的认知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经验论一样,完全脱离经验基础的先验论,无疑偏于极端和绝对。将经验与先验相统一而形成的有机认识论或普遍主义认识论,或许是更为合理的认知门径。而对于这一门径的找寻,正是知识分子尤其人文知识分子不可回避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群体不同于其他阶层的社会职责和独有优势,在于它以必要的逻辑思维训练为前提,超越经验知识,通过知识占有和因此获得的思想力量,以先验与经验有机结合所获取的洞察力,批判性地洞悉、预判事物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对社会现实及其发展前景作出必要的预警和展望;同时,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之中,探求、发现与抽象出远高于具体经验知识的共同经验知识及文明成果,也即体现事物发展之真理性的普遍性理念,最终积淀而为超越时空的共通性文明成果,进而推动社会进步。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评介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信息科学学会(ISIS)主席,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Колин先生的著作《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对信息科学发展的历史、现状,对信息科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范围、学科地位、体系结构、领域和方法,信息科学教育,信息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信息社会与人类文明的发展等诸多领域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信息科学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这本著作中,科林先生不仅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科学观和哲学观,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观和教育观。科林先生所代表的俄罗斯学者的相应研究和工作,一定会给我们诸多启发,值得我们借鉴。     

悲剧精神的正义论

按照理性主义的观点,由于正义愿望与历史阻力之间的永恒冲突,正义蕴含着悲剧精神。首先,在发生论上,悲剧滥觞于古希腊,而古希腊悲剧常产生在人的命运与正义的关系问题上,具体表现常演化为哲学家对正义问题的思辨及论争,文学家以悲剧形式对正义价值进行追问,两者殊途同归;其次,在形式论上,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并在这种非理性的超越中实现人的卓越性,这种非理性的特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悲剧式的酒神精神的狂热和迷醉;最后,在效果论上,悲剧是对正义的理性反思,它旨在培养人的正义理念,构建正义与悲剧同构同属的理性基础。在人类本体论的视域中探究悲剧精神的正义论,能给予我们生存论上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当代创新

当前共同富裕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要求我们更加完整准确地理解共同富裕内质意蕴。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发展历程的考察,厘清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来龙去脉、发展创新,从而丰富和发展共同富裕思想,启发和指导实践政策的制定。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实现“所有的人富裕”的合规律性设计;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实质是社会财富共享,出发点是社会公平正义,前提是生产力不断提高,保障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对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遵循社会主义应有之义提出共同富裕理念,基于现实国情辩证把握共同富裕内涵特质,在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更加突出共享的特征;中国实践的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和适度差距的统一,是共创财富和共享财富的统一,是远景展望和分步实现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