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学”视阈下龚自珍“尊情”诗学观念的建构

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然而,龚自珍以"尊情"为核心的批判诗学在保持对既有诗学观念批判与革新的同时,又在一种幻灭感中走向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发现和张扬,并试图以一种异端的方式表征个体生命的"在场",从而使其诗学充满某种僭越行为与二律背反及现代意义。     

“萌”的诞生与动画的意识形态效果

从动画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萌"即是其意识形态效果的产物。在这个运作机制当中,动画影像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动画具有虚拟的特性。动画影像的主体和客体的建立存在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动画是最纯粹的幻象,更加易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又因为"不在场的客体"的缺失而模糊不清。问题的解决,是确定了"不在场的客体"存在于虚拟的二次元之中。二次元是存在于主体的想象之中的幻象,同时也是"萌"的概念产生的基础。     

阅读者的"在场"与"不在场"--文学阅读行为中的人学辩证法研究

文学阅读行为既是阅读者与文本以及写作者的一种对话行为,也是阅读者在阅读行为中主动参与、介入,与文本、写作者、自我建构对话关系的一种行为。在文学阅读行为中,阅读者的主体能力的参与形成了他的"在场",而文本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对于阅读者的"在场"产生一种反向解构力,这种反向解构力又导致阅读者的"不在场"。这种阅读者的既"在场"又"不在场"的辩证关系就构成了文学阅读行为的人学辩证法本质。     

德里达论“被书写的无意识”——以对胡塞尔和弗洛伊德“无意识”概念的解构为线索

德里达对意识的在场形而上学的解构,所诉诸的正是不在场的无意识,因此他的整个解构哲学可被视作对无意识的阐明。但德里达认为无意识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精神分析的无意识概念依然处于启蒙进步主义的框架中。因此,对无意识的考察应该通向书写及其延迟和差异效应。一方面,胡塞尔的无意识概念只能在发生现象学中获得理解,它被理解为意识活动中的一种"被动性"现象,这种无意识或者是"意识之前",或者是"意识之后",但最终都可以还原为意识。据此德里达有理由认为,胡塞尔并没有通向真正的无意识,对无意识的准确刻画应该是"被书写的无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解构分析,德里达表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是断裂的和不可转译的,两者之间具有延异和充替的关系,而这意味着无意识是不可分析的,因而这种无意识概念也构成德里达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和对精神分析的抵抗。但"无意识现象学"并不是绝对矛盾和不可能的事物,一种无意识的现象学要得以可能,必须以对"力"进行更彻底的现象学还原为前提。     

浅析德里达对胡塞尔在场意识的解构

在场在胡塞尔那里首先表现为在场意识。胡氏对意识的分析预设了两个优先权：一是“现在”这个时间点的优先权；另一是在此时间点上直观事物的优先权。德里达对此进行质疑，指出“现在”是个眨眼瞬间，人们无法在此瞬间通过直观事物本身获得对事物的自明性认识，作为不在场的语言符号参与了纯粹在场意识，从而既影响了直观的纯粹性，又影响了意向对象所予的纯粹性。“面向事物本身”归根到底不过是在语言中面向语言中的事物。意义不是语言对事物的表象，而源于语言结构的功能，而意识，是在语言中被语言造成的。     

“综合文本”意识下的冲突法研究进路

冲突法的研究大致围绕"为何适用外国法"及"如何适用外国法"两大主题展开,其中,理解"为何"是我们思考"如何"的前提。而现今世界所呈现的是各种问题与各种知识之间的互动结构。这一事实已然使我们不得不以一种"综合文本"的意识来解读"为何适用外国法"。在综合文本的意识下,借由缘起于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我们应基于"无外"的原则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适用外国法的精神自觉。     

“应当”词义考

"应当"作为一种法律规范语词形式,在中国大陆立法中广泛使用且相当混乱,公法与私法法律规范不分,权利性法律规范与义务性法律规范不分,导致理解与适用上的歧义。"应当"在民事法律规范中是提倡性规范、非义务性规范,建议用"应该"取而代之,而现行语境下具有命令性规范意义的"应当"一词用"必须"取而代之。     

诗人的“主观个体”与萧开愚的“综合意识”

当代的诗歌写作者,在确立自己的诗人形象时,有着与前辈诗人不同的设计。作为有代表性的当代诗人,萧开愚以"限度意识"、"中年写作"等诗学命题,纠正和丰富了支配着"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文化英雄主体"、"对抗式主体",突出了写作主体中的"成年形象",也促使诗歌中的视角和语气做出相应的调整。面对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遗留下来的一系列异质性的"主体"形象,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综合意识"。在早期的写作中,这种意识体现为对"分裂感"的模仿,即允许并主动承受不同的主体在自我内部发生争吵和冲突。而新世纪以来,他对早期的"综合"和"多"的目的进行了反思,"多"需要在综合后达到"一",根据这个"一",主体主动表现出较稳定的意识、认识和判断的方向,而这又是他所提出的建立成熟的主观个体所必经的一步。并且,在"主观个体"的建立上,他的论述涉及的不仅是写作主体和艺术家创作主体,而且试图波及所有想要建立内在完整结构、具备足够理解力、批评力和谅解力的个体,艺术家和写作者则因其职业的特殊性对此具有更热切的愿望。     

重庆“散棒棒”的“领地感”与生存实践

有关社会基层民众对地点、空间的体认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该研究取向在空间认知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特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判断事物边界的方式,探讨空间合法性获得的途径及其维护方式。对重庆"散棒棒"的"领地感"与生存实践的研究,从行动者的立场出发,透过行动者对生存空间的认知和判断,考察该群体选择、维护、打破和重构"领地"的方式和内容,发现个体在生存实践中受到固有文化和规范制约的同时,作为行动者又在策略性地对这些规范进行着重构,进而揭示实践中的行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主体在场”视域下的和谐师生关系促进策略研究

"和谐"作为文明社会中关涉政治、经济、文化的永恒话题,在教育领域中有重要"引领"价值,本文以师生关系为研究主线索,将"和谐"师生关系构建问题作为师生关系研究的终极目标和根本出发点,在以"主体在场"为构建目标解读师生关系、以"和谐关系"为基本特质阐释师生关系构建取向的基础上,围绕教育评价、师生关系、理解型课堂构建、学校文化场域和主体自觉等五方面提出和谐师生关系的促进策略。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战略与策略思考--论为什么是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而不是制定《统一法》

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对台海形势发展的特点、国际社会的可能反应以及岛内政治生态进行综合、缜密思考和评估后所做出的十分明智的战略选择.鉴于"台独"分裂活动的特点与性质,以及现阶段我们对台工作的主要任务,制定<反分裂国家法>而不是<统一法>,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助于推动岛内反"台独"力量的重新崛起与壮大,更有利于赢得国际社会对我们反"台独"斗争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实证分析

在刑事和解改革中,许多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遭遇是否适用"习惯法"的难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文化因素较多的汉族乡村地区,一些"习惯法"被纳入到刑事和解方式的多样化探索中.它们在妥善解决刑事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具有独到优势.在刑事和解中实现"官方法"与"习惯法"的互动,有利于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在当代中国司法中的融合和发展.     

从"国家意志"到"行政法治"——在法律与政策关系上的泛法律观

不能正确说明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与政策混同,这种现象在法学领域是"泛法律化",在政治学领域是"泛政策化",两者具有相同的问题属性。产生泛法律化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错误的政策观念,对我国执政党政策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现实关系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并且习惯于把政策策略化;一方面是不能从功能价值、工具属性和主体分析上将法律与政策区别开来,导致法律的矮化。法律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政策空间的制度约束,政策空间即政策主体进行政策选择的自由度,在严格的法理逻辑上,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行政职能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应该属于政策的范畴。"行政法治"是指合法的行政,而不能解释成用行政法去行政。     

从二元论看法律与道德--《法学导论》的论述

拉德布鲁赫在<法学导论>中从实在和价值、现实和理想的二元区分角度去论述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突出了法律的确定性.道德和法律有联系,然而更多的是区别.一表现在法律的外在性和道德的内在性之分;二表现在法律的普遍性和道德的特殊性之分.而我国传统中道德和法律在管理社会的手段上的混淆导致法律的地位缺失和人治的形成.这种传统与我国政治现代化之间产生冲突.法律和道德的区分有助于解决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我国《就业促进法》第27条的宪法学思考

我国<就业促进法>关于第27条中的"不适合女性岗位"是消极性保护措施,即外观上是保护条款,事实上也含有限制女性工作权的影像.确定"不适合女性岗位"的范围和种类承载着保障女性权益与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的双重使命.遵循性别差异原则、保护与平等均衡原则、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兼顾等原则,遵从生理差异分层、职业活动层级和真实职业资格的循序分析应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上述目标.     

论《建筑法》和《合同法》对建筑工程质量责任的设定

文章通过对《建筑法》和《合同法》中建筑工程质量责任设定的比较研究 ,指出两法在工程质量责任的设定上是各有特点、各有侧重的。《建筑法》和《合同法》从不同角度完善了建筑工程的质量责任体系 ,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依法治国”的宪法学解读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也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从宪法学角度看,必须坚持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明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良法之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的统一.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水”与“法”之渊源

上古洪水的治理直接导致了古代中国法律的产生和早熟。在治水害兴水利的斗争中,先民们衍生出对某种超自然神力的崇拜,“法”字中的“水”则折射出远古神判的色彩,并透漏出流放惩罚的功能,反映了古人要求对违反社会秩序者的审判得到公正解决的愿望,以保护整个部族的平安,这是“法”字含有公平正直之义的体现,亦符合“水”有“平”、“准”之意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