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论道学与道统

在宋代新儒学运动中,道学是一个集政治文化、学术活动与思想建构于一体的复杂称谓.文章试图通过对南宋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叶适有关论述的梳理,呈现道学的多层面内容,以及他在儒学思想上与朱熹所确认的道统截然不同的建构.第一是梳理叶适在政治层面上为道学辩护,强调道学是起于民间的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学术活动,其宗旨是本于公心以发公论,道学运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在于排除来自官学的垄断,而且在于摈斥来自内部的独断性论说.第二是分析叶适在学术层面上对道学的界定,指出道成于学,舍学无以成道,否定在道的问题上对权威的尊崇,主张知识的习得是贯彻儒学成圣宗旨的惟一道路.第三是讨论叶适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之道的诠释与论证,通过"总述讲学大指",针对朱熹<中庸章句序>,完整地诠释与论证了儒家之道的历史性建构、孔子述道的性质与意义,以及曾子以下直至程朱一系对于儒家之道的误读及其存在的神秘化倾向与唯我论特征.     

道学的产生及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确立

从道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出发,追溯道学的源流,并通过道学与佛道二教的关联,以及道学与新学、蜀学和心学等其它新儒家学派的关系两个视角,探讨道学被确立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统治意识形态的经过和原因。     

湘学原道意识的成因

作为儒学地域化产物的湘学,其最鲜明的思想特色、学术成就是具有探索大本大源的原道意识.一方面,荆楚文化对天地之道的不懈求索,湖湘流寓学者对宇宙与人生之道的思考,构成了湘学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湘学形成于道学鼎盛的两宋时期,它自觉承担了重建儒家之道的使命.故而湘学表现出强烈的原道追求.     

为有源头活水来——朱松道学思想及其对朱熹的影响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宋代名臣,也是道学中人。朱松虽然没有创建系统的道学思想,但也经历了一个从求道、体道再到行道的过程,体现了从"仁义"到"天理"的道学思想发展进路,在宋代道学发生史中具有代表意义。朱松的道学思想是朱熹理学得以形成的一股源头活水,这种家学传承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

首先论述范仲淹与"宋初三先生"的关系,其次,在庆历新政时期,由于范仲淹和"宋初三先生"的共同努力,确立了"明体达用之学",此为道学之先驱。从庆历新政到道学,其间经过了王安石的熙宁变法,道学是在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第三,范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并重视《中庸》和《春秋》,这对于道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范仲淹与道学在思想上的联系,更主要者是他首先在宋儒中提出了"孔颜乐处"的问题;宋学精神之所寄在书院,范仲淹的重视教育,大力兴办学校,对于宋代书院的兴起有开创奠基之功。     

道德家的理想国——宋明道学内在追求刍议

本文着重分析了宋明道学的内在精神实质：宋明道学在继承先秦儒家、道家推己及人的道德教化的思想传统基础上,更进一步强调道德治国,以德服人、以德教人理想思想,从而真正体现了宋明道学的精髓是践行履实     

"太虚无形,气之本体"--略论张载的宇宙本体论及其成因和意义

以"气"为本的宇宙本体论是张载思想的逻辑起点,也是北宋道学思潮中新理论建构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环.张载的"气"本体论,较好地处理了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初步为儒家学说建构了一个宇宙本体论的基础.这一理论的形成,既是佛、道二教思想挑战的产物,也是批判汉唐儒学和当时新起种种思想因素的结果.     

杨时《论语解》探微

作为"闽学鼻祖"、"倡道东南"的二程弟子杨时,将《论语》视为圣学之正传,初步确立了儒家"道统"和《论语》在其中的核心经典地位。在《论语》诠释中,他非常重视求仁之学、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的揭示和阐发。这些思想成为南宋早期道学的中心话语,不仅促进了洛学在南方的传播与发展,而且也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学术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学脉渊源。     

艺文志、经籍志命名探微

正史之中,仅有《隋书》和《旧唐书》称"经籍志",其余史书皆称"艺文志",学界对此鲜有考证。从词本义出发,"艺文"指儒家经典之术,"经籍"指儒家典籍或泛指各学派的典籍;从汉人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文"、"经籍"皆指儒家典籍。这两个词的使用与儒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儒学兴盛,以"艺文志"命名来凸显儒家经典治国之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受佛道二教冲击,地位下降,改称"经籍志";唐代以降,儒学复兴,同时为了遵循《汉书》开创的这一传统,遂改回"艺文志"之名。正确理解"艺文"与"经籍"二词的含义是研究《艺文志》和《经籍志》的前提条件。     

卷首语

儒学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的重大贡献毋需赘言。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的主题即是"儒家神话新探",所刊发的两篇文章,一是叶舒宪《儒家神话的再认识》,一是唐启翠《體与禮:佩玉践形与儒家神话礼仪》。叶文是从神话概念的反思入手,论述神话和信仰在发生学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提示更新现代中国学术中的神话观,使之从民间文学的狭小范围中释放出来,还原为文明发生的原型编码及体现文化基因的神圣叙事。在此     

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的诠释: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考察

司马光是宋代<中庸>诠释的儒家先行者之一,但其<中庸广义>一书佚失已久,学者鲜能了解到其具体的诠释思想与理论特色.笔者根据卫涅的<礼记集说>中所辑出的若干材料,与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中的相关材料相结合,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双重脉络来具体讨论司马光对<中庸>"性"与"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诠释.从后来成为主流之道学的学术范式看.司马光对"性"与"诚"的论述都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从另一方面看,司马光提出的诸多问题,不论其论"性"还是论"诚",都成为了后来道学的核心语汇.因而,不论是义理上还是经术上,司马光一方面承接着汉唐之旧传统,另一方面虽指向了宋明之新风气,但又尚未达到穷深极微、洞彻心性本体的境界.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宋学之先驱(宋元学术史稿这一章)

一道学与儒林宋元学术以道学为主潮,有元学术则宋学之闰馀也。宋史表章道学,特于儒林之前别立道学一门,以位置周程张邵朱张以及程朱之弟子,非故与十七史立异,实有其不可強同者在也。夫一时代有一时代之背景,即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基础不同,建筑斯异。学术之发展恒随时代之嬗变而奂然有殊,虽不能外乎历史继续性要亦有其时代创造性。水与水相续而飞以长,火与火交辉而光益大。试即全部学术之史的发展而分为各个时代,第就其显著之迹而察之,以谓上古沼巫史王官时代,周秦为诸子时代,两汉为     

荀子对稷下学术的吸取和改造

荀子是先秦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位大师。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的学术文化中心,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场所,荀子久居齐国,曾在稷下“三为祭酒”,为他批判总结先秦学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荀子通过对百家之学特别是稷下之学的全面批判、吸取和改造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荀学中的每一部分都渗透着稷下学术的影响。一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是“礼”。他讲的礼同传统儒家所讲并无二致,都是指的等级制的道德和行为规范,但具体的论述却有很大不同。传统儒家把礼的起源归结为先     

郑伯熊与南宋绍淳年间洛学的复振

洛学在宋室南渡以后的复振是道学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郑伯熊是这一时期洛学复振的重要参与者.郑伯熊以他对洛学所阐发的儒学精神的笃信固守矫治绍兴年间形成的佞谀士见,同时行道济世以求儒效日白于天下,并通过阐释儒家经典来传承洛学的主张.他的活动一方面推进了洛学在绍兴淳熙年间的复兴,另一方面促使他所继承而呈衰歇的永嘉学术得以重光,整个道学运动与区域思想之间在互动中得到推进.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权衡轻重灵活变通 ——《儒家权说论稿》序

本书作为儒家权说研究的文集,运用结构分析与义理诠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儒家人物为中心,对其权衡权变学说做了深入发掘和探讨。作者不但提出儒家权说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是儒家哲学中最具智慧和活力的思想因素,而且还试图构建儒家权说"三观"的思想体系或理论形态——道体权用的权道观、经常权变的权经观、权贵时中的权中观。附录"关学专题"辑入的论文,就张载哲学、张载与邵雍的学术关系、张载与王安石变法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详细论述和辨析,以充实关学研究的薄弱之处。     

儒家的“入世”教育与我国的学术弊

: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原则和方法几个方面 ,论述了儒家教育的“入世”思想 ,并且从与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分析了儒家“入世”教育的哲学基础 ,由此探讨我国主要由儒家“入世”教育滋生出的几大学术弊病———对学术的淡漠、对科学技术的排斥和学术的不自由     

儒道审美理论的对立、互补与融合

从审美理论的核心问题即审美术体入手,分析了儒道两家对作为审美本体的“道”的不同解说,即儒家是伦理之道,道家是自然之道。立足于不同的审美本体论,儒家把审美过程看作是一种以情感为中介的感性活动,即感性观照;而道家则把审美过程理解为一种超感性的纯主观的心灵活动,即内省体验。这决定了儒家审美理论的功利色彩和道家审美理论的超功利性。并从美学史的角度,论述了儒道审美理论从对立走向融合的历史过程。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