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机理分析

文章运用VAR模型,以货币供给和财政支出为政策变量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相比于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通胀的效应更大.     

扩张财政政策对内外均衡的影响分析 ——基于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对经典的M-F模型进行了修正，提出了基于篮子货币汇率制度的M-F模型，并在修正的M-F模型框架下对扩张财政政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效力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财政支出对国内消费的决定作用。最后本文基于以上的分析，针对当前中国内外失衡的现状，提出当前政府应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相关对策建议。     

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动态过程的机理分析

文章运用VAR模型,以货币供给和财政支出为政策变量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果表明:相比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大;相比于通货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通胀的效应更大.因此,在现阶段的通货膨胀时期,实行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抑制通货膨胀.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分区域产业效应比较

 在具有总量效应的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产业效应方面各自表现如何？本文运用1990～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东部与中部地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存在产业效应,而西部地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应均不理想,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三次产业的效应都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并且,结合相关理论,文章从产业和区域两个层面对实证结果予以分析,揭示出产业间在增量资本产出率和政府扶持力度以及区域间在银行集中度和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存在的差异,是实证结果的主要致因。     

中美贸易对两国就业的影响分析

文章基于SDA模型的投入产出方法,研究了中美互相出口对中美两国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互相出口都提高了两国的就业规模,对中国就业的提升作用比较大,但美国就业效应的增长速度比较高,还有很大增长潜力.     

人工智能发展、地区差异与就业影响

文章采用聚类分析法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两大类，在地区划分的基础上，利用Stata软件实证分析了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并运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总量及各分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发达地区的人工智能发展对就业总量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其在欠发达地区的促进效应；发达地区人工智能发展对其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的抑制效应与对交通运输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就业的促进效应均大于欠发达地区。     

关于 FDI 的外溢效应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文章在回顾和总结四川省FDI概况的基础上,基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分析了FDI对四川省的外溢效应。在定性分析方面,从对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税收、就业、产业结构和本土企业竞争力几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定量分析方面,采用Solow于1957年提出的改进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进行了研究。并针对分析和实证的结果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武汉城市圈FDI就业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不变要素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探讨了国外资本、国内资本与就业的联系,建立了实证分析模型,在此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状态空间模型对武汉城市圈(1994～2007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建立了相应的测量方程和状态方程.得出从总体上说FDI对武汉城市圈就业的拉动效应低于国内资本投资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武汉城市圈应充分挖掘利用外资的潜力,更好的解决就业问题.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水平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时间序列和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水平之间的发展关系.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与其就业之间的因果影响关系,继而从产值与就业两个角度定量分析了第一、二、三次产业各自对总就业水平的贡献,得出结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劳动力就业的决定因素,而第二产业不是就业的决定因素;从产值角度来看,第三产业对劳动力就业的贡献最大,从就业角度来看,第一产业的就业对总体就业水平的贡献最高,其次是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就业对总体就业水平的贡献最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建议措施.     

不同阶段人民币汇率的价格传导机制分析

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中国的汇率传递及其对价格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使用了最新数据,并将汇率变动分为三个阶段用VAR模型进行分析,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发现人民币价格传递效应在不同阶段存在较大差异,且存在时滞,效应也是不完全的.     

金融危机对房地产业影响趋势预测研究——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

构建了基于系统动力学的金融危机对房地产业影响的趋势预测模型,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模拟了金融危机持续不同时间的情况下,中国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和房地产业GDP的变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危机减少了中国房地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房地产业GDP,危机持续时间对房地产业从业人员的影响小于对房地产业GDP的影响.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风险周期监测与央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果识别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因子增广向量自回归模型（TVP-FAVAR）,并基于动态模型平均法测度了金融子系统变量的时变权重,通过加权计算得到我国金融风险周期指数（FRI）。然后改进构建了分区制货币政策模型系统,并采用逻辑平滑转换向量自回归模型（LST-VAR）研究了高低区制下,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传导效应,在此基础上,设计并测度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研究发现,我国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两区制特征,样本区间内FRI大多时期处于低风险区制,而高风险区制的时间段与国内外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相吻合。两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均有利于抑制金融风险及其波动,且在高风险区制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对于货币政策时滞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对金融风险的抑制作用大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但2008、2012和2015年三个高金融风险期的时滞效应均较小。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税收激励与企业劳动雇佣——来自薪酬抵税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形势下,如何“稳就业”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8 年推行的薪酬抵税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捕捉企业税负的外生变化,并以2000-2018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税收激励与企业雇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薪酬抵税政策带来了额外的税收优惠,进而促进了企业的雇佣需求,在有效排除共同趋势、预期效应、政策叠加效应以及反向因果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中发现,薪酬抵税政策对企业雇佣的激励效应在民营企业,成本转嫁能力较弱、劳动密集度较高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这意味着企业对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越敏感,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就越好;薪酬抵税政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税收影响企业行为的微观机理,对于政府利用税收政策扩大就业具有重要启示。     

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辽宁省14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了辽宁省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依次建立金融发展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的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大小在不同地区具有显著差别,且金融发展对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How fair can employers be?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ree concepts of fairness in employment decisions. Two of these concepts are widely known in the literature as “Fairness 1”and “Fairness 2”. The third concept, which we refer to as “Fairness 0”, is defined and introduced here. Fairness 0 applies to the hiring stage, whereas Fairness 1 and Fairness 2 apply to the placement or promotion stages of employment. Our result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We show that the three concepts of fairness can only rarely be achieved simultaneously.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金融市场间的流动性协同运动？——基于中国金融周期的视角

金融市场间流动性出现高协同运动是发生危机传染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针对流动性动态联动效应的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本文基于中国金融市场数据测算了2003-2018年间我国股市、债市流动性，并对Colacito等（2011）的混频数据抽样动态条件相关系数模型（DCC-MIDAS）进行了扩展，同时从金融周期视角出发，运用扩展后的模型考察了经济不确定性在不同时间区间内对于流动性波动率和相关性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单因子混频模型，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多因子混频模型可以更好地捕捉我国股债两市相关性的动态变化；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降低股债两市流动性的正相关性，但这一作用效果会在金融周期的拐点处转为加强两者的正相关性。本文不仅为讨论股债两市联动效应提供了流动性的新视角，也为金融市场风险监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国际金融危机就业效应的投入产出分析

 本文分别利用2007年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和引入非线性因子的局部非线性投入产出模型,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为直接的出口、投资角度出发,测算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在最近一年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影响是逐步加剧的;重点行业影响较为集中;由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及时准确,刺激经济计划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非线性就业弹性能够更准确的反应行业产值和就业人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将其引入投入产出经典模型能使模型更好地反映真实经济情况。     

A General Quantile Function Model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ime Series

This article proposed a general quantile function model that covers both one- and multiple-dimensional models and that takes several existing models in the literature as its special cases. This article also developed a new uniform Bayesian framework for quantile function modelling and illustrated the developed approach through different quantile function models. Many distributions are defined explicitly only via their quanitle functions as the corresponding distribution or density functions do not have an explicit mathematical expression. Such distributions are rarely used i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modelling in practice. The developed methodology makes it more convenient to use these distributions in analyz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ata. Empirical applications 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ime series and comparisons with other types of models and methods show that the developed method can be very useful in practice.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运用QVAR模型和内嵌宏观审慎工具的DSGE模型,阐释了宏观审慎调控对房价波动的作用机制、政策效率以及与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规范居民住房融资行为,削弱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实现了稳定房价波动和改善居民福利状况的调控目标。当存在供给侧价格黏性时,货币政策对房价波动作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宏观审慎调控效果。因此,为实现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稳定,货币当局应采用盯住房价波动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政策组合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