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与农民工短缺

1954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理论模型。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的理论分析,以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影响最大     

“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现实判断

文章对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了探讨,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要实现劳动力有序有效转移,应进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政策:公共财政支持建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综合服务体系;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逐步构建城乡统一、全国一致的基础性社会保障制度;率先推动实现区域内城乡居民间基本公共服务同质同价;实现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劳动者向工业劳动者的真正转变。     

刘易斯拐点时代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研究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遏阻的制度壁垒下,我国正在步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倒逼效应。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技能和意愿,离农、去农现象严重。因此,尽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全局有着重大意义。     

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

目前,学术界对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难以达成共识,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对二元经济转型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及对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特殊性的认识。若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把二元经济转型作为生产技术与组织制度二元性双重转换过程,并充分考虑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特殊性就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只是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临界点,进入这一临界点只表明经济发展摆脱了贫穷的恶性循环,完成了经济起飞;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都开始遵循商业化原则,劳动力的竞争性使用导致工资铁律与古典储蓄规则不再适用。作者认为,把"短缺点"与"商业化点"的间隔界定为刘易斯转折区间,参照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发展进程,即使不用严格的数理统计与计量检验,也可以断定中国已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     

劳动力供求"拐点"与中国二元经济转型

与刘易斯模型预测的"拐点"不同,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伴随着高达60%比例农村人口的普通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现象,文章称之为"准刘易斯拐点".尽管有多方面因素促成这一现象,但中国经济中仍然存在一些潜在力量促使这一冲击现象尽快结束.文章认为,面对伴随"民工荒"而出现的中国"拐点"问题,中国政府政策需要做出一系列调整,以建立良性循环和互信互利的劳动力市场环境及劳资关系.经过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劳工之间的调适和努力,中国经济很可能会较好地渡过"民工荒"冲击阶段,回到正常的二元经济转型轨道.     

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下的劳动力分流研究

文章以中国经济出现刘易斯转折点与库兹涅茨假说的基本特征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逻辑起点,构建一个以结构理论和空间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分析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农民工在区域之间和产业部门之间的理性分流规律。文章认为农民工作为现代产业中最具流动性的劳动力,适时在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做出基于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进行二次流动,是当前调结构、转方式过程中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且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现代农业发展。     

二元经济论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兼论中国劳动力转移

刘易斯创立的二元经济论系统地阐述了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拉尼斯、费景汉、乔根森、托达罗等经济学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劳动力转移理论是二元经济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角度精辟地论述了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过程，但也有不足。对研究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具有借鉴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意义——基于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的分析

本文首先辨析了人口流动模型中的刘易斯模式和托达罗模式的关键分歧 ,即农业劳动者在城市的工资是如何决定的 ;在此基础上 ,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没有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 ,以及巨大的城乡差距为什么没有导致农业劳动者在城市中的大量失业。城市中存在着结构失衡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农业劳动者主要就业于低层次市场 ,要加快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就要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缓解这种失衡。     

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文献述评及思考

本文梳理已有研究文献,将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观点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已全面进入刘易斯转折点阶段;而第二种观点持相反意见,认为民工荒是特殊背景下的结构性失衡现象,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总体态势不会轻易发生逆转;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经济处于中国特色的刘易斯转折点区间内。从不同视角认识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刘易斯转折点,应对日益严峻的民工荒现象,更好地利用和兑现人口红利以及做好迎接刘易斯转折点的准备,实现我国经济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的协调转型。     

人口红利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研究

中国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工业部门流动,从而促成了中国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的集中释放。本文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考察了人口红利对我国东部产业升级的影响,弥补了以往只关注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足。本文研究发现:二元经济转化中形成的人口红利有利于东部地区的资本积累,客观上促进了东部地区资本在要素禀赋中的比重,促进了东部地区产业升级。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迁入也延缓了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延缓了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甘肃省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形势分析

准确测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对于发展劳务经济意义重大.文章在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分为农业刺余劳动力和非农产业转移劳动力剩余两部分的基础上,通过试算甘肃省农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耕地面积、农村劳动力供给、农村非农劳动力需求的时间序列模型以及城市化进程对劳动力转移吸纳模型的各种可能形式,得到各种模型的最优形式,进而估算未来几年内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     

关于中国人口质量制度引导机制的思考

在中国的人口再生产进入低水平生育模式、人口数量将达到顶峰、劳动力的供给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的大背景下,受制于资源约束的中国要实现大规模而可持续的发展,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从人口质量中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而人口质量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制度发挥作用,因而,本文依据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就存在的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低、潜能转化率低等问题作了探讨,试图从制度层面,通过机制创新和制度设计形成人口质量的制度引导机制,在提升人口质量存量水平的同时,促进人口质量的潜能向经济发展动力转化,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劳动供给变动及其经济影响:基于CGE模型的分析

文章研究老龄化背景下中国未来劳动供给的变动趋势及其经济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差异纳入劳动供给要素的考察范围,定量评估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力总量、有效劳动总量的变动趋势及其对劳动力要素价格、经济产出及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有效劳动供给在达到峰值后的降速将快于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动,且更具波动性;在以有效劳动衡量劳动供给变动的模拟情景下,21世纪上半叶中国GDP增长率的降速将快于只考虑人口总量或劳动力总量变动的情景;若只考虑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而忽视不同年龄劳动者在劳动效率方面的异质性,则有可能低估未来经济增长.     

中国劳动供求态势变化、问题与对策

本文分析了劳动供给和需求态势的变化,认为我国无限劳动供给时代已经结束,"招工难"具体地反映了劳动供求形势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虽然并不意味着劳动力数量绝对短缺,但意味着劳动者工资只有实现合理增长才能保持劳动力资源充分供给。综合劳动供求变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当前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和问题,认为虽然从统计数字来看我国城镇失业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但劳动力市场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实际失业率水平仍然较高,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为实现充分就业,我国仍然需要保持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同时需要改善就业质量,让劳动者更加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形势及未来变化趋势研究——兼对中国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认识和判断

通过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判断目前刘易斯拐点还没有真正到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需求将会不断增加,而持续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劳动供给减少。为了对未来劳动供需关系有一个较为客观的判定,采用生产函数法,设计高低两个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方案,在给定经济增长速度下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未来资本存量的增长,结合对TFP给出相应假设,测算得到未来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已有的劳动供给预测结果,即可预测我国未来劳动力供求的第一个刘易斯拐点将在2015~2020年前后出现。因此我国未来宏观经济发展应该适应未来劳动供求关系的变动。     

基于农民工“过渡性”特点的刘易斯转折点分析

本文以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从农民工的过渡性特点出发,利用改造后的刘易斯模型分析我国劳动力转移现状,解释了民工潮和民工荒交替发生的原因,结论认为当前农民工的工资上涨是在剩余劳动力数量依然庞大和工资水平极低的背景下发生的,从而认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应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尽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加快城市化进程上来。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基于边际生产力的实证检验

论文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东部省份作为二元经济理论中工业部门的代表，在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资本存量估计的基础上，应用边际生产力分析法，对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有显著提高，推断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这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除影响经济增长和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外，还会影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因此，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生率和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的必要举措。     

劳动力市场分割、户口与城乡就业差异

文章利用2006年CHNS数据,根据切换回归模型的结果检验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否存在分割,并分析了分割状态下户口对城乡劳动者就业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二元分割;户口是限制农村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者不仅几乎垄断了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而且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也处于有利地位.     

非农劳动力迁移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重庆的实证研究

我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二元经济结构是中国不可回避的国情,对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研究较多。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非农业劳动力在空间上的迁移也越来越普遍。文章通过对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中重庆市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了非农劳动力迁移的人口特征,同时基于LOGISTIC回归方程方法,研究了非农业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农劳动力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对迁移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与农业劳动力的迁移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文章运用人口学因素分解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影响做阶段性分析,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初期,年轻的就业人口结构为产业结构演进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明显,劳动密集型产业蓬勃发展;但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粗放式的产业发展形态和对年轻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与劳动力老化的现实形成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产业结构的演进;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推进,劳动力素质尤其是老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得这种延缓作用大大减弱。当前阶段我国的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方向与人口变化趋势相契合,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老龄化带来的副作用还将不断减少。对于人口老龄化我们无须过度悲观,但也不能盲目乐观,现阶段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产业本身进行优化升级。企业应改变用工模式,调整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利润增长;政府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现代制造业、服务业所需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抓住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会,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延伸产业价值链,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