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88-2003年间CHNS的五轮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进行了经验分析。(1)在1999-2003年间中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较1988-1992年间显著提高。以1996年为界,收入流动性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特征,且这种趋势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2)不同类型特征的农户群组在收入流动性上具有差异性,突出表现在户主年龄、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结构的层面上。(3)教育水平、耕地规模、初始收入地位和地理区位等因素,尤其是非农收入比重对中国农村的收入流动性具有显著地影响。     

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

较大的收入流动性能够促进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化。学者们对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主要在以下几方面达成了共识:首先,中国居民高收入阶层的流动性低于低收入阶层,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要高于城市;从各阶层的结构变动上看,低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概率较大。其次,教育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变化的推动力量。年龄、性别、地理位置以及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是影响收入流动性的重要变量。最后,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使得居民的长期收入差距趋于缓解。然而,相对于国外对收入流动性的深入研究,中国对于收入流动性的理论与经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城镇中等收入居民相对收入水平的实证研究--以省际横截面数据检验库兹涅茨假设

本文以城镇中等收入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2000年省际横截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中间阶层的收入份额表现出线性下降的趋势,实证检验拒绝了库兹涅茨倒U假设。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表明该阶层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但分享份额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政府财政控制、税收调整、公共投资和居民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对中等收入阶层未发挥显著的作用;而存在一定影响的“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和“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处于相对下降的趋势中,从而造成该群体相对收入水平的下降。     

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研究

利用中国居民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CHN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子代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以子代职业类型为代表的社会资本投资确实是解释我国居民代际收入传递的重要因素。1991—2011年间,职业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比教育因素更加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04年开始,两者之间的差距有了明显的缩小。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会带来其居民代际收入传递机制的不同。要提高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需要在不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基础上,努力保证各个阶层子代拥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走向共享社会:社会阶层结构与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以广东为例

运用官方相关统计数据,多维度地分析广东社会阶层结构现状。研究发现,广东中等收入群体呈逐步壮大趋势,现代化阶层结构雏形已经形成。从收入分层角度看,低收入群体呈明显下降趋势,而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均呈上升趋势;从职业分层角度看,出现"非农化"和"白领化"趋势,农业劳动者阶层人数逐步减少,蓝领阶层持续萎缩,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业人员比例持续上升;从教育分层角度看,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口比例逐步减少,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逐步增加。但是,中等收入群体扩大速度太慢,体力劳动者比例仍然很大,人口整体素质仍然偏低,橄榄型社会结构仍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中等收入群体的测算与现状研究——基于CHNS与CHIP数据

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区间范围在扩大，但整体规模小、比重低、稳定性较差，尚未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加深的趋势。中等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性，受教育水平城镇以大专以上为主，农村以初中为主；工作类型城镇以国有单位、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农村以个体和私营单位为主；职业类型城镇呈现协调发展格局，农村以技术运用和服务为主。扩大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下中等收入群体，而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在于提升上中等收入群体，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同富裕，最终实现“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需要政府提供相应的政策，也需要居民个人不断提升自己获得高收入的能力。     

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与可持续消费的理性思考

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来看,进行可持续消费正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目前我国数量不断增加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重要群体,是消费的主力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是推进我国可持续消费的现实基础;同时实现可持续消费也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我们要通过健全市场机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转变消费观念、加强消费立法等手段,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我国的可持续消费模式,走可持续消费之路。     

东南沿海县域居民阶层意识比较分析——基于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的调查

文章以抽样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对福建省福清市和龙海市居民的阶层意识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县城居民在主观分层标准中都突出了金钱/财富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同时,福清居民还强调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性,而龙海则强调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的重要性;在阶层地位的自我认同中,两县城居民的"中等认同"比例较高,且不同的地位认同对个人年总收入有显著差异.研究还发现,两县域居民在对经济地位获取的实然判断中既突出了能力主义的地位又强调了权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的重要性:在对经济地位获取的应然判断中则充分体现了能力主义的价值观.     

态度、认同与社会分层的主观建构——基于2008CGSS的描述性分析

社会分层既有客观的、结构的事实,又存在人们的主观建构。了解社会分层的主观方面,对于预见社会关系及社会运行走势有重要意义。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CGSS)显示,人们除了对家庭代际资本和关系资本在分层中的作用的认识有高度一致性外,同时在对个人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识上也取得高度一致。较多居民觉得中国阶层结构呈金字塔型,而个人的阶层认同则具有宝塔型特征。居民的相对剥夺感处于中等程度,而对收入差距拉大非常关注。     

政府权力、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分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与中国经验

按要素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必须依赖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界定不清晰的条件下,权力因素往往会决定个人收入分配以及收入流动性的大小,结果导致按要素分配出现"变异".中国的经验表明,转型期中国收入分配变迁的路径,就是权力因素决定要素分配、个人收入分配以及收入流动的过程,其实质是"市场型"的按要素分配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异"成为权力与市场错位并相互交织下的"权力型"要素分配以及个人收入分配的格局.     

收入、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与民众社会公平认知*--采用CGSS（2010、2013）数据的实证检验

利用CGSS（2010、2013）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以及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水平对我国民众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分析表明：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预期、较高的相对收入评价都能显著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绝对收入水平与民众社会公平认知存在倒U型关系；社会地位流动预期对中西部地区民众社会公平认知的影响显著大于东部地区。相对收入越高认可的不公平程度越高，乐观向上的社会地位流动预期能明显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因此，建立和完善全社会公平自由的竞争流动机制，使民众拥有均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利于提高民众的社会公平认知，进而维护和增进社会的稳定。     

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理论与实证——来自全国30个省份城镇居民的经验证据

以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以城镇居民为视角,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收入差距与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的结论为：全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然而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inco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income is examined in three independent studies: (1) a sample of older men in Detroit, (2) a sample of working age men residing in one of six medium to large sized cities, and (3)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working age men. In all three studies, mobile men have lower incomes than do stable men. However, neither the direction nor the degree of mobility appears to affect income in any of the studies examined.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ity per se and income does not disappear when controls are introduced for work experience, schooling, occupational origins, and occupational destinations. The observed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on incom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 that fathers can use their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nnections to help their sons secure well-paying positions so long as the sons remain in occupations that are similar in status to those of their fathers.     

湖南省农村30年改革发展的经验：农民增收是主线

近30年的农村改革，使得我国“三农”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中心，是重中之重。湖南省农村30年改革发展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就是：农民增收是农村改革发展的主线。论文从总量、结构、阶段性、差异性和政策效果等角度回顾和分析了30年来湖南农民收入的演变和现状，得出转折点上湖南农民增收不容乐观，因为：中国经济大背景下农民增收难，粮食大省农民增产不增收，务工经济对地方财政贡献度不大，农业基础薄弱，贫困面还很大。因此，需要促进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协同发展；统筹城乡，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农民市民化；深化农村市场改革，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财政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     

发达地区产业选择的收入分配导向

以苏南为例分析发达地区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说明工业过度集聚带来了大量低收入农村人口，并加剧了原有人口的贫富分化，使城乡“二元经济”转变为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产业布局影响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行业结构对收入差距影响也比较大。建议发达地区要把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分配结构统筹进行。     

我国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

我国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大幅提升，财富集中度不断提高，收入差距引起了民众和政府的高度关注。体制转轨、行业垄断、非法收入等因素是影响高收入阶层的重要原因，针对目前的形势，政府应从调控工资收入、关注财产收入、加强税收征管角度进行调控。     

践行“中国梦”与中等收入阶层的现实境遇

从"大同理想"到"中国梦",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断追求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人民幸福之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整个社会的"中产梦"。"中国梦"为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中等收入阶层在"中国梦"实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们是经济建设推手,是大众消费的主体人群,是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石,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推动力量,是正面价值观的践行者。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成熟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阶层基础。"中国梦"的实现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同步共进,处于同一历史进程当中。     

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水平之比较研究

省际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研究能促使区域政府更加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本地区与类似地区相关领域的实际情况与优劣态势,进一步促进其提高本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本研究以相对权威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据此形成的一些研究报告为基础,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民政统计年鉴等资料,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维度,对2005-2009年浙江与苏、粤两省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发现:浙江在总体水平上相较于苏、粤两省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发展速度则处于相对较缓状态；具体到四大领域,浙江相对于苏、粤两省在生活水平领域大幅领先且优势明显,人口发展领域稳定领先但优势不大,公共服务领域相对领先但有反复,社会和谐领域则比较滞后且进展不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就继续促进浙江社会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及其影响研究

应用多指标多原因模型(MIMIC)测算1979—2009年中国地下经济规模,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下经济规模占GDP比例增长幅度较大,1990达到了23.28%,1992年以后则处于相对较为稳定的状态,约为20%左右,但相对规模仍然偏大。税收负担、失业率和政府管制是影响中国地下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地下经济规模比例与官方经济增长率互为因果关系,地下经济对官方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并加剧了现阶段中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我国城乡金融差异非常明显,不仅表现在规模和结构方面,效率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992—2009年29个省区的数据,分析城乡金融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城乡金融规模差异、结构差异和效率差异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城乡金融差异的扩大将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需要竭力缩小城乡金融差异,还需要特别重视农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