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

尽管儒家伦理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强调了品格的塑造和个体美德的培养,但是儒家伦理并不像一些西方儒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美德伦理学的类型。相反,儒家伦理是一种整合了美德与规则于一体的伦理学说。这不仅可以显示出儒家伦理对道德理解的独特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儒家伦理对当代西方道德哲学在建构一种完善道德理论上可能做出的贡献。     

论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以西方伦理学为例

在西方伦理学史上,许多伦理学家如苏格拉底、洛克和摩尔等都力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伦理学问题当成是一个科学问题来处置,竭力确认伦理学与科学的正相关性,企望建立起“科学的伦理学”,走向了道德问题上的科学决定论.对于这种科学决定论,卢梭、休谟还有康德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抗.他们要求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作出分离,并预示了伦理学的超科学性.伦理学不是自然科学,因而也不能以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来把握.道德公理既不能经验证实,也不能逻辑证明.科学理性说明不了道德的行为,不能最终解决伦理问题,相反,科学对道德的承诺很容易变成对道德的暗中消解.这一点在西方伦理叙事的神学有效性那里可以得到佐证.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伦理生活研究: 伦理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现行的伦理学研究范式是一种带有抽象性、应然性(理想性)和追求普遍性的研究范式。这种伦理学的研究范式有其合理性,同时也有脱离现实和非实用性的短处。因此,伦理学的研究应该从现行的理论研究走向对伦理生活的研究。伦理生活研究以人类生活的日常伦理现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对伦理生活现象给予解释,并寻找伦理生活的当然之则。与道德生活相比较,伦理生活具有群体性和多样性;与生活伦理研究相比较,伦理生活将研究的领域推广到规范伦理学之外。在研究方法上,伦理生活研究借鉴了描述伦理学经验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以及日常生活批判理论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将历史诠释法和同情理解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修身伦理与治平伦理的合与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新的视角分析

修身做人的德性伦理学与政治社会伦理学在中国传统道德思考中是统一的,虽然不同的思想家有其致思的重点,但就中国伦理学的总体来看,这二者之合大于分。中国传统伦理学虽然是以修身的美德伦理学为起点和重点,然而,它不仅与治平伦理密不可分,而且,与人际间的规范伦理、交往伦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可以说没有一个独立的美德伦理学形态。生活伦理与教化伦理也是处于一种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区隔的合与分的关系中。这种特点自有其社会基础的成因,也有其得失和现代借鉴意义。     

科学的"伦理不涉"与科学家的道德抉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所表达的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的逐渐背离而出现的"伦理不涉"现象,在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文章从"科学家是知识的存在抑或是道德的存在"这一问题入手,提出科学活动的"伦理不涉"问题,探寻其缘由,进而论述科学家道德抉择的必要性。     

"伦理就是道德"质疑——关涉伦理学对象的一个学理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是依照"伦理就是道德"的认知范式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的,这实则是一种误解.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的基本概念.伦理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两者之间,伦理是本,道德是末,伦理是体,道德是用,道德因建构和维护一定的伦理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形式,因此"伦理就是道德"的流行看法是不正确的.伦理学应当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社会道德建设和人的道德修身都应当以构建与当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关系为宗旨和目标.     

论道德适应

道德适应是区别于社会适应、自然适应、文化适应、心理适应的伦理现象。道德适应作为一个亟待研究的伦理学新视域,需要不断充实和规定其特有的"意义世界"。对于道德适应的理论阐释有其伦理学意义上的内涵、研究必要性及原则,主要可以从个体、群体、社会三个基本维度来考察道德适应,以期包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寻找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平衡;适应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之间的转换。     

团体伦理学发凡

德是一种社会需要，团体和个体都客观地存在于社会，作用于社会。严格地说，传统伦理学只有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规范，个体性、单向性、失衡性是它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和缺陷。团体的存在、运作，其行为必有道德或不道德之别，如何认识团体，如何界定团体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如何在团体与团体、团体与个体的相互关系中建立团体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是团体伦理学的基本任务。研究团体的伦理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走向完善的内在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不断深入的客观需要。建立团体伦理学，是个大课题，本文的主要任务在提出和分析问题，所以只能属发凡性的。     

基于日常生活的日常伦理规范分析

生活是"日常"前行的,"日常"是日复一日的时间延续,"日常"的生活在常态的稳定中不断前行,常态的、稳定的日常生活是生活的基础.在日常生活中,相较于个人的日常生活,族群的日常生活具有逻辑的先在性.日常伦理规范立足于族群的生活传统,相较于日常道德原则,具有客观性与客观差异性;相较于伦理学思想,具有常识性与经验性.日常伦理规范不是僵化的"死物",而是在不断演变当中.日常伦理规范演变的动力来自于日常生活;演变的过程具有持续性、和缓性特征;演变的程度具有领域性、结构性的差异;演变的结果具有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演变趋势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发展趋势.厘清日常伦理规范的概念与演变特点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代中国伦理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与演变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伦理,如何“与‘我们’同在”?

伦理到底如何"与‘我们’同在"?这是道德合法性的真理与信念前提。伦理道德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精神发展史、人的生命发展史相一致。个体与实体直接同一的伦理世界是人类文明的原初状态,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古希腊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之"死",希伯来传统中的上帝之"怒",中国春秋时代的孔子"周游"与老子"出关",分别以悲剧与喜剧的方式,呈现伦理世界中人类精神的"悲怆情愫"。伦理世界解构,"大道废,有仁义",人类精神进入以个体为真理,通过教化建构生活世界的伦理普遍性的教化世界。"上帝死了"(尼采)、"打到孔家店"(五四运动),以"伟大可恨"标示教化世界的幻灭,而"上帝之死"与"尼采之疯"之间戏剧般的关联,似乎再次以悲剧的方式申言伦理实体对人的精神的生命意义。由此,人类精神进入道德世界。道德世界透过"伦理上的造诣"将教化世界中的个体提升为主体,达到主体与实体的同一,达到精神史的当代觉悟,即"伦理觉悟"。"伦理觉悟"不仅是伦理家园的精神回归,更是人类的"最后觉悟":"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陈独秀);"人类种族的绵延"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学会伦理地思考的程度"(罗素)。人类精神史以伦理为重心,形成绵延不绝的问题流:"我在哪里?""我是谁?"(自然世界)——"人应当如何生活?"(伦理世界)——"我们如何在一起?"(教化世界)——"我们能否在一起?"(道德世界)。当代人类精神的伦理问题如此严峻,乃至发生"人类还会有前途吗"的"梁漱溟之问"。     

正义伦理学的兴起与古今伦理转型——以休谟、斯密的正义论为视角

在休谟的道德哲学中,"正义"居于引人注目的中心位置。他把道德分为"社会的道德"与"自然的道德"两类,"正义"是社会道德的基石,仁慈、同情、慷慨等则属于自然的道德。对于休谟来说,正义是财产权的伦理基础,有了正义才有财产权。而且,正义还是政府之合法性的基础。斯密进一步发展了休谟关于"正义"与其他美德之分的思想,他将"善"与"正义"归为两种不同层次的道德。"善"(应当)是美德,是高尚品德;"正义"(必须)则是规则,是底线伦理,它与法律同源同理。斯密揭示了"正义"的特性如强制性、消极道德、底线伦理等,并阐明了"正义"作为社会伦理之基础和人类联合之卫士的重要伦理意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道德正义理论。休谟和斯密之正义伦理学的兴起,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道德哲学的重要成果,它表征着欧洲伦理学从至善论到正义论、从扬善抑恶到正义优先的转变,预示着古今伦理转型的趋势。古今伦理转型的实质,是特殊主义的共同体伦理向普遍主义的社会伦理的转型。休谟和斯密正义伦理学的意义,在于其表征着以正义为基础的普遍主义规则伦理的兴起。     

道德信仰的哲学基础

道德信仰在伦理学体系中的缺失,使得道德的神圣感不复存在,人生的意义难以寻觅。信仰在本质上是对实体的回归,道德则是对"道"、对"伦理普遍物"的追求、分享,是使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合一的冲动。道德与信仰的结合在伦理,道德信仰最终实现在个体对实体性或普遍性回归的伦理精神。     

面貌伦理与情景化道德教育

面貌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它强调自我面对他者会产生出一种责任感.这实际上揭示了道德与情景之间的密切关系,情景能够激发和固化道德情感.情景化道德教育有自身的优势.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应向面貌伦理学汲取营养,科学地设计道德情景,充分地利用道德情景,真正使道德教育取得实效.     

从常识道德到专业伦理:生命伦理学理论进路的变迁

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为何?这是生命伦理学家们致力于解决的元问题。比彻姆作为经典生命伦理学的代表,以常识道德作为进路,依托实证主义、规范性、概念性和方法论证明其合理性。但它遭遇了理论权威性难题、与临床实践的不相容性等质疑。罗兹主张用专业伦理取代常识道德成为生命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比彻姆虽回应了罗兹的意见,但多以澄清问题为主,并未对专业伦理进路做出评价。常识道德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发现确定性"的论证路径,但是它容易遗忘医学专业的社会承诺。专业伦理以"创构性"凸显其专业自治性,但实践进路也引发了理论的脆弱性问题。为此,生命伦理学需要融合两种进路:常识道德提供形式元素,专业伦理则提供质料范畴。     

德性伦理研究

编者按:德性伦理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旨在探讨人类高贵的灵魂与幸福的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理论本身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德性伦理研究之所以会成为当代国际伦理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当代人类的社会实践隐藏着深刻的道德危机。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丧失,道德的普遍性遭到质疑,道德主体与普遍的道德原则之间关系紧张,多元无序成为当代社     

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与宿命

生态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应用性分支,具备伦理学的所有基本属性.一方面,正如伦理学的使命不是提出道德要求,而是为道德要求提供道德理由一样,生态伦理学的使命也不在于提出"保护生态"这一道德要求,而在于为该要求赋予道德理由和依据.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生态伦理学为完成该使命而形成的两种基本论证方案:前者以"等差式的伦理关联"为理由,而后者以"一致性的伦理关联"为依据.另一方面,生态伦理学同样具有伦理学的根本局限,即,纵然提供了很好的道德理由或依据,也不能担保人们在实践上必然遵循道德要求.因此,针对生态问题的讨论必须突破伦理学层面,而去挖掘那些阻扰人们保护生态的政治症结.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极大地向社会渗透,其负面效应也日益突出,科学的伦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前,科学共同体已成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过程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科学共同体是一种伦理实体,其伦理性的品质特征是伦理精神,它既包括又超越于作为其成员的科学家个体的道德精神,实现了“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科学共同体伦理精神的建构对解决当前的科技异化问题具有关键性意义。     

儒家伦理是“角色伦理”吗?

安乐哲等西方汉学家看到了儒家伦理所具有的独特性,不主张用德性伦理学等西方传统的范畴定位儒家伦理思想的性质,而是以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为基础,将儒家伦理命名为"角色伦理学"。这一思路是具有启发意义的,然而却并不能准确描述儒家伦理的性质,这样既不符合儒家伦理对道德主体的理解,还有使儒家伦理陷入非普遍化的外在规范的危险。     

“爱”的合理性辨析

"爱"是人类本性之所需,无论是宗教性道德还是世俗性道德都赋予"爱"以伦理合理性。"爱"的伦理合理性主要来源于它能够把人从分离状态中重新聚合起来,使个体由个别性的存在成为普遍性的伦理存在。据此,我们应当重申"爱"的伦理合理性,恢复"爱"在伦理世界中的地位,并挖掘"爱"的现实价值,重建人类"爱"的信心和能力,从而帮助人类走出人类与自然、个体与整体相分离的伦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