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之争看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清末修律是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几十年之后，作为晚清新政的一项内容开始的。二十世纪初期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决定了晚清修律超出了传统修律的藩篱，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开端。晚清修律历时不到10年，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而这一成果的取得和修律主持人沈家本的思想和活动是分不开的。本文尝试从清末修律的礼法之争着手，来考察沈家本的法理思想。     

晚清民法观念的变化

晚清民法观念的变化孙谦与中国古代的刑法特别发达并早已成文而化之为律不同，中国的民法则一直附于礼、混于刑，到晚清修律前也还是重刑过于重民。尽管如此，民事活动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却永远存在，反映这种活动的法观念也会随朝代更迭、社会变化而潜滋暗长；加上...     

刑罚人道主义对《大清新刑律》的影响

《大清新刑律》是晚清修律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刑法近代转型的开端。西方的法律文化成为指导《大清新刑律》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修律者在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接受了“天赋人权”、“刑罚人道主义”的思想,并贯彻在刑罚制度中。     

中国晚清家族主义学说之再审视

家族主义学说是晚清修律中礼教派代表人物劳乃宣为反驳杨度的国家主义观念提出的。家族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劳乃宣认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现象的途径是从家族主义渐进到国家主义。家族主义理论应该得到今天法理学的重视,它不仅对当代中国私法体制的构建和改革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能够为我们当代社会民主法制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汪康年与晚清修律中的法权迷思

晚清修律意在法外，旨在以西法合理化朝廷的统治，进而通过条约收回治外法权，体现出清廷治国思维的外向性。传媒舆论于此多有认同之意，并着力推动此事。然《刍言报》主人汪康年却从内治的角度出发，认为转换法律意味着礼教的凌替，西法未可照单全收，而治外法权不过是当初设定的中外交往模式，并质疑修律以收回法权的可行性。后在劳乃宣等人的力邀下，又卷入新旧之间的“礼法之争”，益见其对内治问题的重视。不过，在经历舆情反弹和政党萌芽之后，汪氏选择淡出论争，立场有所转变，于斯可见其流质易转的个性和随时而变的论政风格。     

辛亥前夕的“无夫奸”论争与政党政治萌芽

晚清修律中的"无夫和奸有罪"本是无足轻重的法律议题,且不具实践性。劳乃宣等人提出保留和修订,试图在收回法权和保存礼教之间取得平衡,象征性地维系礼教精神。拒绝折衷调和的新派传媒将此举视为反对新刑律,并片面理解和夸大西方愿意放弃治外法权的消息,将之提升到国家生死和立宪成败的高度,于是结成游说团体"新律维持会",试图影响资政院议员的表决。不料却意外触发蓝、白票党之争,进而引起政学会和帝国宪政实进会两大西式政党的组建。两派根据法律异见而组党,揭示出以政见划分政党的西方学理的影响,但当时舆论已有不同意见,辛亥后的实践亦证明朝、野分立才是政党政治的大势所趋。     

论晚清《公司律》出台的历史动因

公司及其内在的制度性因素不是中国本土的"资源".1904年<公司律>的出台是晚清政府在主动和被动之间做出的仓促选择.外国在华开办公司、华商附股、"官督商办"公司及其后的晚清商办公司的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近代公司制思想为晚清<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为振兴工商应运而起的公司企业的发展,急需晚清政府提供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西方列强要求晚清政府出台与西方工商法律接轨的法律制度和晚清政府废除西方列强领事裁判权的愿望成为清廷出台<公司律>的直接历史动因.     

词学声律的潜规则论析 ——以《齐天乐》为例

词是音乐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晚宋以来词乐逐渐失传,因此,讲求文乐相和的格律派词人的作品是后人了解词律特征的必由之径。在各种词谱总结、标识的平仄格律之外,严谨的词家更是注意词律的细节,在模仿与创作中总结出了不少潜在规则,并约定俗成地遵守着。《齐天乐》是历代声律派词人偏爱的词牌,我们可以以此调为例,总结其在宋代如何定型,考察其在清代直至民国的承袭与演进,以探求词律潜在规则的存在与原因,从而尝试声律研究的新思路。     

晚清政府贫困化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受挫

晚清政府的贫困化，集中表现为政府财政的破落。而政府贫困化又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失败、政府能力低下以及连年战争和主权逐步丧失等因素综合作用造成的。政治体系的原因导致了政府贫困化；而政府贫困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削弱了政治体系的权威和能量。晚清政府的贫困化使晚清王朝的政治职能不能得以发挥，使得它在政治上、经济上的一些现代化变革因此而流产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最大诚信原则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履行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民商法领域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贯穿于保险合同的订立、履行、解除、变更、撤销及解释等过程的始终。最大诚信原则最早源于海上保险,随着社会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现代保险也对最大诚信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若干问题商榷

朱其铠主编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是一本好书,但在注释方面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文章对注释方面存在的问题,逐一提出了补正意见,并提出了若干新的看法。     

论刑法修正案的修正主体

中国刑事法的修正事实上进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立法时代。从目前刑法修正案的内容看,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包括犯罪圈的扩张、刑罚的轻重走向,甚至涉及基本的刑罚制度。刑法修正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更具有正当性,否则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本质上也不符合宪法的规定。法治建设包括刑事法治建设应当从点滴的尊重宪法、敬畏宪法的小事开始。     

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以1965年美国老年人法案(the Old Americans Act)及之后的一系列修正案和相关法律法规为主要素材,着重从政府角度介绍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的建立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的相应转变。本文介绍了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含义,归纳了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建立的意义,指明了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关系中政府的特殊地位,并结合中国目前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现状对我国老年人法律体系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启示。     

《刑法修正案(六)》与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思考

从《刑法修正案(六)》关于金融犯罪的修正中,可以发现我国金融犯罪立法的进步:我国金融犯罪的罪刑设置更加细密化;罪刑的内部结构更加合理。当然,刑法修正中也存在一些新问题,如立法修改过于频繁,修改内容过于庞杂,公布之日即施行等。因此,需要在以后的金融刑事立法中相应地加以完善。     

入世承诺与中国应对——兼析我国知识产权获得与维持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依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我国应该履行入世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做的承诺。但是，遵守条约并不意味着盲从，我们必须明确所承诺履行义务的范围及履行的程度，宜遵循所加入国际公约确立的最低保护标准，修改和完善我国的立法。否则即会为某些国家名为实现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一体化，实为推行其知识产权保护高标准的行为支付高额的条约实施成本。与TRIPs协议知识产权获得与维持的司法或准司法审查标准相适应，我国专利法及商标法做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但是，司法审查制度的移入及实施很难实现专利法既要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又要促进技术的创新与传播，实现专利权人与公众间动态利益平衡的宗旨。对于如何协调商标撤销程序与商标侵权诉讼关系，尚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     

乱世中的稳健势力:民初广州的银钱业及其组织

民初是广州银钱业及其组织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 ,至 30年代初 ,其发展达于巅峰。由于新式银行的业务发展尚未成熟 ,故银钱业仍执广州商贸之牛耳。银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活动促进了本地域内金融资本家由分化走向整合 ,加之追求和平与有序 ,故成为近代乱世中之稳健因素 ,并在地方经济社会事务中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

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现已得到世界各国普遍的承认,其核心在于对第三人权利的认定.但我国<合同法>第64条对此问题的规定却相当模糊.不仅第三人能否取得合同上的权利未能明确,而且条文设计也过于简略,这不符合现代合同法的发展趋势.因此对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受益第三人的权利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论个人基因信息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

随着生物技术研究的迅猛发展，生命科学进入了“后基因组时代”，个人基因信息保护成为一项崭新课题摆在人们面前。基因信息具有人身可分离性、可复制性、与人身的密切相关性、遗传性和财产利益性的特点，因此，不应套用传统的权利模式，而应设立一项独立的权利——基因信息权，对个人基因信息进行保护。基因信息权包括基因信息控制权、基因信息知情权和基因信息支配权。我国在加强国内立法的同时还应加强国际合作，保护个人基因信息权。     

沉默权刍议

沉默权是近年来司法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在西方的存在有其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逐步成为西方重要的一个司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是刑讯逼供的天敌,但也有自己天然的弊端.因此,它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我国的适用应进行缜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