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与出路

农民工群体在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内部分化,以8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导力量。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农民工群体由于对农村生活的疏远,其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加强烈。然而现阶段因为体制性障碍、个体性障碍和经济性障碍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亟待解决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只有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稳定的职业发展,实现其在城市中从"生存"到"发展"的需求转变,才能为其融入城市主体生活提供坚实的基础。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共有的空间何以可能

在中国,农民工在现代化语境中进入城市空间的悖论在于难以实现社会同化或融合,难以实现在城市中的"空间并存"或"空间嵌入",加剧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化,阻滞了农民工弱势群体在城市空间中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对社会融合、社会政策、社会经济、社会参与度、社会交往网络以及社会认同和社会归属框架理解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农民工在城市中共有的空间是否可能以及何以可能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审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困境

本文审视了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化状况,讨论了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物质不足、能力不足、动力不足与权利不足。户藉制度造成的边缘地位、城市管理政策形成的分割式偏向、社会综合因素作用构成的文化断裂,是这种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扩大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六条可行性路径。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城市化需求,"职业非农化—居所城市化—生活市民化"是其融入城市的基本步骤。而住房是目前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最大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低下,居住格局呈聚居状,这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困境的背后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鼓励社会参与,构建住房资源动态配置体系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住房困境的根本出路。     

居住空间、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目前学界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关注较多,但对于居住空间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空间角度入手,探讨居住空间和社会距离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产权有利于增加农民工对"本地人"即城市居民这一身份的认同。居住的区位越靠近市区,越有利于农民工对本地人身份的认同。与农民工聚居形式相比,居住在以本地人为主的混合社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社会距离会降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同时社会距离在居住空间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文章据此提出,我们要保障农民工拥有自己的住房,减少居住区位带来的机会差异以及尽量实行分散居住,同时要不断缩小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距离,从而促进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农民工的边缘化状况及其融入城市对策

作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农民工被边缘化的现状不容忽视,已经成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速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权;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制度,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使农民工享有同等住房、社会保障和受教育的权利;健康推进城镇化,不断健全城镇公共基础设施;敞开城市胸怀,营造良好氛围,加强农民工培训.     

关于农民工社会角色边缘化的心理分析

本文基于专题调查,并从相关调研报告中提取有效信息,对农民工社会角色边缘化问题依心理学视角进行了分析,着重阐述了边缘化带来的两大问题:其一,社会角色边缘化对农民工心理的影响;其二,社会角色边缘化给农村发展带来的问题,即留给农村的空白点。本文试图通过这些分析引起全社会对农民工社会角色边缘化问题的关注,并将现有的研究视角从城市转向农村,整体性地思考,以使对该问题的研究更为科学化。     

社会排斥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

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遭受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保障、教育和空间等多个方面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通过制度机制、群体机制、市场机制、农民工适应能力等得以运作,它主要是一种制度性排斥.在社会排斥的境况下,农民工内部的不同群体在融入现状与前景上是有差异的,大量农民工将在城市长期维持一种边缘化状态,并形成边缘化的再生产,这可能带来一系列消极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彻底改革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等对策.     

城市电视台对农民工的文化关照:福建例证

改革开放后,农民工成为一个群体不断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城市电视台在城镇化过程中不断建构农民工的身份,在泉州电视台"盲流—农民工—外来劳动者—新泉州人"的称谓转换中,再现了农民工身份的文化迁徙轨迹。城市电视台农民工身份建构是城市管理者、商业资本、城市电视台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不断走向市民阶层的农民工自我赋权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电视台在农民工身份建构上仍存在着文化关注不足等问题,应将传递农民工文化的正能量和搭建农民工媒体平台作为城市电视台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手段。     

对“农民工”现象的理论分析及对策思考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批农民不断涌入城市,形成"农民工"现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现象越来越成为我国的一大热点."农民工"现象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就"农民工"现象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后果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并试图就其解决措施提出一点思考,这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现代性与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特点、问题及出路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较大差异,他们的恋土性消失、发展性增强、城市性显现,表现出更趋现代性的特点。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面临着制度性障碍、保障性积弱、承受力脆弱的问题,使他们身份双重化、生活边缘化、心理失衡。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需要建立农村的退出机制、城市的接纳机制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融入机制。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与建构逻辑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在不断调整中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促进融入的整体变迁,逐步趋向合理与完善。根据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可以把这个变迁过程划分为流动控制模式阶段、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和发展促进模式阶段等三个阶段。政府基于由社会精英来谋划和诠释的某种城市发展理性秩序,并借助高度"计划性"的权威强制力加以实施,是流动控制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农民工生存现状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生存的伦理道德底线,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承担起对农民工生存保护的社会责任,是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在建设全面小康型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的价值诉求从基本生存层面向发展层面转变。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社会政策需要确立社会整合策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这应是发展促进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     

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比较分析——以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为例

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城镇化推进的必然环节,而城镇就业满意度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上海1446份调查样本,应用统计性描述方法分析了新老两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总体较高,就影响因素看,满意度较高的是"工作环境"和"业余生活",较低的是"居住环境"和"收入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就业满意度显著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新老两代农民工工作环境满意度没有显著差异,但居住环境、收入水平、业余生活等方面的满意度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考虑两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诉求差异,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满意度并促进其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从经济增长与社会融合角度的研究

大量农民工住房存在过度拥挤、环境恶劣和居住分割等问题,不利于其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获取信息和获得机会,融入城市主流生活,加剧了社会分割和贫富分化。在回顾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北京市微观数据,发现"城中村"中移民的劳动力产出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普通住房社区中的移民,恶劣的居住环境阻碍了农民工劳动力产出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存在负面影响。本文基于城市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互动关系的理论,解释农民工聚居区的住房供给能力与居住环境质量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融合的机理。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和农民工聚居区居住环境的公共政策将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融合。     

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中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

农民工阶层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他们工作、生活在城市中。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被排斥在城市居民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本文深入地探讨了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中的社会排斥现象。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造成了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化地位，应采取全面、系统的对策，逐步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建立起面向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建设不断深入的重要推动力量。我国现有同质化的农民工住房保障模式难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住房需求,存在政策落空的潜在风险。未来的政策设计要着眼于长远,基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多元化需求,以城市融入为价值目标,构建差异化、多元、分层的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这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协同、合作,创新公共政策,加强规划引导,合理设计居住空间和就业地域,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常规化、制度化运转。     

城市农民工的公民权利边缘化及思考

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法律赋予他们的公民权利也面临边缘化的境地。本文主要分析了农民工的社会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教育权利方面的现状,并提出从体制着手建立全面、有效地平等保护农民工公民权利的制度体系,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