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与沿线国家企业升级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企业升级的影响，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与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显著提高沿线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尤其对“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和制度质量来实现。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政策启示。     

不同动机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影响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视角，借助2005—2016年OECD-TiVA数据测算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实证研究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GVC分工地位升级的影响，并阐述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不同动机OFDI对东道国整体以及东道国中的高收入国家GVC分工地位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于中低收入国家，只有技术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市场寻求型和资源寻求型OFDI对GVC分工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我国应根据东道国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及收入水平等的差异，采取不同动机的对外投资策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更好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VC分工地位的提升。     

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基于2003—2019年中国与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语言距离对我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降低语言壁垒的有效措施。研究结果显示：语言距离与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和投资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大;语言距离主要通过成本机制作用于贸易和投资;相比于高收入国家,语言距离对我国向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出口和投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人力资本的提升有利于弱化语言距离对贸易和投资的负向影响;此外,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中,采用当地官方语言而非英语更有利于降低语言壁垒,推动投资活动顺利进行。明晰语言与贸易和投资的关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减少语言障碍和文化摩擦,促进我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从而推动我国对外经贸的持续稳定增长。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东道国视域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开放、包容、共赢的特征,是新时期我国推动构建面向欧亚、海陆统筹的对外开放新战略。当前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各东道国的国际投资合作不断取得突破。基于东道国视域阐述"一带一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影响机制,建立GMM模型分析OFDI演变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关系,研究发现:中国"一带一路"OFDI的形成机制不仅受中国与东道国总体交往的联系紧密性影响,东道国经济禀赋条件与制度质量环境也非常重要。为高质量提升我国"一带一路"OFDI的投资效应,需进一步强化政府间全方位战略合作机制,优化投资空间布局,创新合作型投资模式,提高"一带一路"OFDI公共服务水平。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为了从内外部分析OFDI(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TFP(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选用2000—2014年平减处理后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TFP的Malmquist指数并基于LP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国外R&D资本溢出对本国TFP的贡献度为0.0333,说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本国TFP。此外,因果步骤法的检验显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能够通过促进国内R&D资本提升本国TFP,说明国内R&D资本存量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溢出具有吸收性。     

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

“一带一路”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数字金融有助于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实现“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以数字金融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数字鸿沟问题凸显，金融产业发展滞缓，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经济风险逐步涌现等问题，导致沿线国家纵向无法联动，横向难成合力，严重制约“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我国应充分发挥数字金融驱动作用，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锻造数字发展动力，擢升资金融通效能，激发可持续发展活力，筑牢经济安全屏障，推动“一带一路”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继而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动力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国际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研究——以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为例

高质量共建是“一带一路”现阶段建设的目标，而高质量目标的实现必然是机制化，其具体机制建设亟待深入探讨。文章基于国际合作机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观念、权力和利益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机制属性，并梳理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进展与不足。自“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建立了磋商机制、协议机制、协调机制和辅助机制等多形式、多领域合作机制，但是未来“一带一路”合作机制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化建设。为此，结合具有“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双重属性的中国—葡语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案例，考究了20年来中葡论坛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特点与路径，为完善和深化“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提供一种新思路，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与中国表现

“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替主导产业、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等方式可实现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也能够利用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推动作用；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契机，进而有利于促进相关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及经济增长。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其样本期内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负相关，主要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相对粗放，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突出，经济增长的同时未能及时完成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通过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政策沟通为引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深化互联互通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与“软联通”并举；以产业合作为载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领域创新为机遇，激发“一带一路”发展新动力。     

坚持胸怀天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总结提炼的党进行理论创新的基本立场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实践的真实写照和宝贵历史经验。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发展理念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作用机制包括扩大高水平开放、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立足新发展阶段，未来更好坚持“胸怀天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及助推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五个重点方向发力：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深入推进设施互联互通，持续扩大双向贸易与投资，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资金融通方式，深化重点领域交流与人文合作。     

中国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就、挑战与新思路

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在“五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边疆地区恰逢中国政府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与周边国家合作诉求及意愿强的机遇，也面临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和边疆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风险。边疆地区需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借助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参与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和生产网络，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实证研究

影响母国对外投资的因素较多,其中不同东道国政治风险对母国对外投资存在不同的影响效果。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厘清“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企业的稳定性与生产过程的延续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以实证方法研究了“一带一路”国家政治风险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政治风险中的外部冲突、法律秩序因素对我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显著;在不同的BIT指标影响下,我国对外投资与双边协议的关系不显著,其主要是受到我国双边协议质量低以及对外保护程度不足的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合作的基础、挑战与路径

数字经济是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给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动与多个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加强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协调,使共建国家数字综合实力不断提高。随着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共建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政策支持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得到加强,数字环境持续改善,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为进一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共建国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仍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网络安全威胁、数字规则机制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因地制宜地推动数字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全面的数字安全保障体系,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和数字领域的竞争,多层次地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加强话语权建设并构建战略互信,加大金融支持人才培育、鼓励创新力度,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经济的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再检验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国际生产经营,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近10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我国逐渐发展到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愈发重要。FDI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各因素的影响程度不一样。本文选取数据较全的18个国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OFDI、IFDI和NOI与人均GDP都正相关,IFDI与汇率负相关,但OFDI和NOI与汇率的关系不显著。OFDI、IFDI和NOI与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都正相关。OFDI、IFDI和NOI与制度都正相关。     

中国企业OFDI对投资母国碳减排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效应的检验

通过高质量碳减排实现“双碳”目标，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与企业碳排放数据的匹配，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技术创新与企业碳排放水平和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OFDI行为，引致了投资企业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降低自身的碳排放强度；由于OFDI带来企业创新产出的提高，从而中国企业投向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直接投资都有助于降低其碳排放强度；OFDI引致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是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进而实现碳减排的重要路径之一。因此，应将适用于境外加工贸易和境外矿产资源开放等领域的优惠政策同等地适用于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要引导国内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联合研发、新建子公司或国际并购等OFDI方式接近技术资源聚集区，大力推进研发人员的交流和沟通，有步骤地开展技术研发合作和研发资源共享；要鼓励和帮助本土跨国公司建立适应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消化和整合机制，改善国内市场主体的创新体制机制以促进投资企业主体的创新活力。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认知与传播

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是中国为参与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提出的中国方案。绿色发展理念是在气候危机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转型时期驱动“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走深走实的重要依托。然而，在地缘政治格局重塑与国际传播语境嬗变的背景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情势也面临挑战。而许多有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海外媒体、海外学界、国际智库等不同类型的传播主体，通过权威性、大众化、学理性、专业化等不同特点的传播方式，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的内涵、模式、意蕴进行阐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这一理念的认知与认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海外宣传工作必须统筹国内与国外两路资源，充分调动海外传播主体的积极性，发挥海外传播资源的优势，推动构建内外联动的全方位、多层次、持续化的中国理念海外传播体系，从而增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理念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崛起中的中国与海外高端新移民的趋同利益探析——兼论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因应策略

崛起中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不断扩大,海外利益的内涵也随着中国对外交往密度的增强而得以扩充。崛起进程中的中国海外利益指涉的是中国在国际交往和对外经济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并存在于中国主权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和华侨华人等所有层次行为体的利益综合。崛起进程中的中国经济文化对以留学生、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为主体的海外高端新移民产生了一定的辐射作用。在这种跨国互动中,两者在海外政治、经济与文化利益等层面存在一些趋同利益和认知差异。梳理祖籍国中国与海外高端新移民的利益趋同点,有利于我国发掘出侨务公共外交的着力点,提高该战略工程的成效进而为中国崛起提供原动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负债水平关系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39个国家2009—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VAR模型对沿线国家负债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沿线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沿线国家人均GDP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沿线国家人均GDP在开始时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逐渐递减,长期看存在正向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降低沿线国家的负债水平有微弱影响,而沿线国家的历史负债对其自身的债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冲击效应,其历史负债也会抑制中国对外投资并存在"滞后效应"。本结果有力地反击了国际上关于"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加重沿线国家负债水平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