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理性的逻辑辩护

法律理性必须是通过法律论证来实现。法律论证的好坏取决于:(1)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度;(2)前提的可接受性;(3)前提与结论的相干性;(4)结论的可接受性。从本质上讲,法律论证是一种似真的或可废止的论证,换句话说,其结论通常都不是根据真前提而是根据可接受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现实主义法学家对法律论证逻辑基础的挑战表明,仅仅依靠传统逻辑(形式逻辑或演绎逻辑),已不能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了。需要在非单调逻辑基础上引入非形式逻辑的"相干性—充足性—可接受性"标准,从非形式逻辑角度为法律论证的合理性提供逻辑辩护,从而也为法律理性的逻辑合理性提供了辩护。     

语境在话语理解中的分层研究

在话语的理解方面,语境识别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从语境框架中的逻辑层、心理层和背景层三个平面来探讨话语的语境意义及其动态特征。通过语境化参照框架的建立,以促进学习者话语理解能力的提高。     

Gazdar语境转化理论评析

G.Gazdar在P.Grice会话隐涵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形式化手段刻画了语境的动态转化机制,探讨了会话隐涵和预设在语境中的投射问题。Gazdar的语境转化理论使得语言学界和逻辑学界对语境的研究更为精确、更加深入,它解决了语用学和语言逻辑的诸多疑难问题,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文学话语的多语境分析

相对于普通话语交际,文学话语交际在其语境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以交际主体为标准,文学话语可以区分文学人物的虚构语境、叙事者一读者问语境、读者的现实世界语境和作者的信念语境.各个语境在文学话语的语用意义推理过程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逻辑顺序.     

法律推理的倒置与矫正——从两个典型案例谈起

从法律推理的视角看,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的处理都违背了基本逻辑顺序,是典型的从结论找理由的倒置的变异的法律推理,而当时的语境是法律推理被倒置的始作俑者。在政法传统的制度模式中,政治对法律的制约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法律的运行缺乏相对独立性,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制度语境。在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中,自证其罪和刑讯逼供伴随着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讼目的居于主导地位,无罪证据被忽视、掩盖和不予采信,案件在进退维谷中久拖不决,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思维语境。在主客二分的主客体关系模式中,国家专门机关以国家主体的身份自居,被追诉人则被当做工具、客体和对象,这为法律推理的倒置提供了主体语境。要想矫正被倒置的法律推理,避免重蹈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的覆辙,就要改造和重构语境,实现从政法不分到政治与法律良性互动,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主客二分到主体间性的转变。     

司法判决中的逻辑作用探讨

逻辑中的形式推理和非形式推理广泛应用于司法判决中,逻辑对于司法判决是必要条件。但法律形式主义拔高了逻辑在司法判决中的作用,法律现实主义贬低了逻辑在司法判决中的作用,其都是极端片面的认识。实际上,逻辑在司法三段论的推理形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其具体内容,如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和作为小前提的案件事实中,逻辑的作用却是有限的,需具体分析。     

论直言推理中存在预设的合理性

存在预设是传统逻辑学家在评价直言命题推理时通常都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所谓存在预设即是指假定直言命题的主项或谓项所表达的类是一个非空集合,或者说,主项或谓项所指示的类不能是空集.如果取消了这一假定,在传统逻辑中被视为演绎有效的某些直言推理就不再有效.我们给出了一个从现代逻辑角度来为传统逻辑中存在预设合理性的逻辑辩护的框架,不仅把存在预设问题从对当关系推理扩展到命题变形推理和三段论,而且从主项存在预设扩展到谓项存在预设.     

一个与归纳问题类似的演绎问题——演绎的证成

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归纳问题,并对归纳推理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以及如何证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本文认为,演绎推理具有与归纳推理类似的认识论地位,演绎证成将面对一个与归纳证成类似的二难困境。对于证成一个逻辑系统而言,技术上的可靠性和完全性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还必须考虑它在认识论上是否正确或适当的问题,即逻辑系统内的形式论证是否充分、适当地反映、刻画了逻辑系统外的非形式论证。通过其所含逻辑常项的解释,逻辑系统与关于日常语言和思维实践的经验发生十分间接的联系。不存在对演绎和逻辑系统的绝对证成,只存在对它们的相对证成。逻辑在原则上是可修正的,但让逻辑不受伤害始终是一个合理的策略。逻辑学家并不是理性领域的立法者,他们在认识论上没有任何特权。     

司法判决的可废止性、相对真实性与客观性

司法判决具有可废止性,因而是相对真实的。但作为一种单称的法律判断,司法判决同样具有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判断的绝对客观性不同,法律判断的客观性应该是建立在证据、理由与论证基础上的公共性,即一种"温和的客观性"。非单调逻辑是刻画可废止的法律推理关系的恰当工具。在非单调逻辑中,司法判决的可废止性特征完全符合温和的客观性标准。对于司法判决的可废止性的非单调逻辑刻画,既对理解法律判断的相对真实性与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对法官处理案件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语境在英汉翻译中的重要性

本文将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 ,并指出非语言语境由文化语境、情景语境和语用语境组成。通过语境分析 ,阐述了语境在英汉翻译中具有确定词语义值和消除歧义句的重要作用。     

中国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

本文从逻辑的和历史的双重视域,区分了四种审美现代性的言路,指出中国审美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即它将社会启蒙视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将美学形式或美学经验视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主要手段;将现实主义作为自我表达的主要经验基础。作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中,逻辑维度与历史维度的审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复杂互动的辩证关系,中国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性常常构成一种互补关系,中国审美现代性的总体风格特征是现实主义     

法律推理——法律结论确定性的技术保证

法律结论的确定性问题在法律理论与实践中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结论的确定性是逻辑科学和法律科学从而也是法律推理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形式法律推理是保证法律结论确定性的基本手段,而实质法律推理和非单调法律推理是必要的补充.其共同的价值目标是从不确定性中寻求法律结论的相对确定性.     

论演绎的辩护

与归纳逻辑类似,演绎逻辑也面临着合理性问题。演绎逻辑的辩护问题是逻辑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人们不能用归纳逻辑为演绎做辩护,用演绎逻辑为演绎做辩护也将导致失败。以往的演绎辩护,除了导致循环论证之外,还另有失败原因。在元语言中为对象语言的理论做辩护,这将导致无限的后退,最终也跳不出语言的范围。演绎逻辑是人们发明出来的推理工具,同时也是一种严格按照规则进行的游戏,人们对它无法做出本体论或认识论的辩护。     

证实原则与意义标准的语境解释

实证原则和意义标准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核心主张。运用语境论重新审视实证原则和意义标准是科学哲学的重要任务。实证原则和意义标准一般经历了从独断论到语境论、从单一事实检验到事态语境判断、从经验检验到语用重建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思想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科学哲学家石里克、卡尔纳普、亨普尔、赖欣巴哈、艾耶尔等人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语境论者。     

跨文化交际中语境的顺应

语境是语用学研究的基础,但目前的成果仅限于对具同一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交际的语境进行研究,对跨文化交际中的语境却鲜有论及。从交际语境、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三大跨文化交际语境要素入手,运用顺应理论阐释跨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如何进行语境顺应,以达到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论法律推理中的不确定性

法律推理是司法实践中重要的一种逻辑方法,使法律在有序的状况下适用。法律推理中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概念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导致法律适用的随意性,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是最大限度地确定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使法律处于明确和有序的状态。具体措施是使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共建司法公平、正义。     

浅谈法律逻辑

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逻辑”是法律适用的逻辑。法律逻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推理。不过,它关心的主要不是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也决不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的简单应用,而是法律推理的构建活动,即它的前提如何建立的问题,涉及的实际上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技巧问题。     

墨家的语境观

墨家没有建立系统的语境理论 ,但却有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墨家的名辩学理论 ,更是突出地体现了墨家的语境观。这些都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墨家从逻辑的角度研究语境 ,这一研究方向与方法 ,对我们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论周礼全先生的语言逻辑思想

周礼全是我国自然语言逻辑的开拓者,他于1995年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隐涵、预设等范畴为骨干的语言逻辑体系.在这个语言逻辑体系中,语境具有重要地位.     

逻辑实证主义批判及其语境分析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表述的都是经验之外的命题,由于它们无法被证实真与假,所以根本就没有意义。于是,这种新的实证主义主张用逻辑工具、物理语言对传统哲学进行彻底改造。而反实证主义者则从价值中立的不真实性、经验证实原则的无效性、反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以及归纳法的困境等方面作出反击。在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中,我们的立场应当取决于我们所处的语境。